朱鎔基來到寧邊村後的第四年，村民們的生活有了這些變化~
提起如今的寧邊村，鳥語花香、村容村貌煥然一新，讓人心生嚮往，並有偏坡苗寨被評為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這些可喜變化的根源，是朱鎔基總理的那次調研，變化的取得，離不開區、鄉各級部門的多年努力建設。就在朱總理來到寧邊的第四年，也就是1999年，《南方週末》記者尹鴻偉採寫了一篇《朱鎔基流淚後的寧邊村》，記載了總理調研四年後的艱難變化：
《朱鎔基流淚後的寧邊村》
“要照相！朱總理可以看見這些相片！把這些臘肉照進去，讓朱總理知道我們過年吃臘肉！”
1999年2月10日，春節前夕。曹金忠老人對記者說這些話時表情很興奮，在昏暗的燈光下，在閃爍的黑白電視機前，牆壁上顯眼地掛著幾塊褐色的臘肉。
曹老人是寧邊村村民。寧邊村地處雲南省昭通地區昭通市小龍洞回族彝族鄉，是一個偏僻貧困的村莊。村中間有一條簡陋的公路穿過通往昭通市，它是昭通市最貧困的山區之一。
村民們經常能在電視上看見朱鎔基總理，他們很驕傲，因為他們認為：朱總理和他們的平凡生活有著非同一般的聯繫。
朱鎔基的眼淚
1995年10月6日下午。
濃霧和毛毛雨如同往常籠罩著偏僻貧來到窮的寧邊村。村民們覺得今天好像有些不尋常。許多小汽車輾過崎嶇和泥濘來到了村裡，很少有這麼多外地人一起來，於是大家離開了朝夕相伴的火塘，好奇地圍到了村中央。
這群外地人下了車，一位官員率先朝圍觀的村民們走來，臉上充滿了慈愛和笑紋。有人向大家介紹這就是朱鎔基，國務院副總理。一個年輕的村民悄悄說他在電視上見過了，不過大家不知道朱鎔基為什麼要來寧邊村，來幹什麼。
朱鎔基用帶點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向村民們詢問“是什麼民族？”“糧食收成怎麼樣？夠不夠吃？”等等，讓村民們很新奇，覺得他很親切，很有人情味。
一名大約五歲的小女孩擠在人群中好奇地仰望著正在發生的一切。朱鎔基伸出寬大的手掌握住了她的小手。
“你叫什麼名字呀？”
小女孩眨眨眼，並不害怕。
“叫小琴琴。”
“叫小琴琴嗎？”
朱鎔基彎下腰把耳朵湊近小女孩。
“是的。”
隨後朱鎔基直起身，笑了。舒心的笑聲在清涼的空氣中盪漾。
回族老人馬二健坐在低矮漆黑的茅草屋裡，圍著火塘取暖，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七十多年。朱鎔基彎腰低頭才得以進到他的屋中。馬老人告訴朱鎔基自己每年只有一百多塊錢收入，有六百市斤主糧收成（主要是洋芋），只夠吃半年，每年都要領用政府的補給，油鹽錢只能靠賣雞蛋換來。馬二健的家裡只有一口破鍋和用幾塊木板支起的床鋪。
於是朱鎔基從馬二健家出來時，臉上沒有了笑，嘴脣緊閉著，嘴角兩邊的溝紋更深了。
村民楊長才前幾日被馬踢傷了左腿，站不起來，朱鎔基挨著他坐到了火塘邊的木板上。火塘裡紅紅的，邊上正烤著洋芋。
“早上吃什麼？”————“吃洋芋。”
“午飯吃什麼？”————“吃洋芋。”
“晚上吃什麼？”————“吃洋芋。”
“一天三頓都吃洋芋嗎？”
“是的。”
小龍洞鄉鄉長馬明亮那天穿上了自己唯一的中山裝“陪領導”，儘管衣服有些舊了，卻是當時他最好的衣服了。在一旁聽完朱鎔基對楊長才的問話，他覺得很平常，卻詫異地看見朱鎔基眼眶裡轉動著淚花，在火光照映裡閃爍而過。
寧邊村公所屬當地的“辦公機構”，房屋依然破爛不堪。不久前村裡有了一筆錢，卻先建蓋了小學教學樓，聞訊的老師和學生們在鋼筋混凝土新建的教室前拼命向朱鎔基揮手和鼓掌。朱鎔基向師生們揮手致意後伸出了大拇指：“希望就在這裡！”
後來朱鎔基和鄉村幹部們合影留念，隨後，朱鎔基坐到了啟程的車裡，打開車窗————窗外是衣衫襤褸的貧困村民，在風雨和濃霧中表情複雜地靜靜圍觀，身後是破舊的房屋。
朱鎔基鼻翼翕動了一下，眼淚終於忍不住湧出了眼眶……
許多村民看見了，也記住了這一幕。
寧邊村的變化
1999年春節前夕。
高山之巔的寧邊村沒有水，一切用水都要到很遠的地方人挑馬拉。在村邊乾涸的水池裡，許多小孩子在沙土裡挖了一些小洞穴，用水勺一點點收集著混濁的滲水，然後用木棍兩人一桶，搖搖晃晃往家裡抬。
寧邊村的安賢才村長覺得自從朱鎔基來過後，村裡有了不少變化，而在自己以前五十年土生土長的歲月裡，一切變化都沒有這麼快。
如今的寧邊村有名了，它已經成為了雲南省昭通地區一個備受關注的地方。於是，各種新聞記者不時從全國各地趕來，“尋訪朱總理走過的足跡”。
昭通地區地方黨委、政府更是對寧邊村倍加關愛，各種撥款、平價化肥、平價農地膜、改造土地、架通電……糧食逐年有了增加，隨即帶來了村民生活的一些改善，一些人家蓋起了磚房、小平房。個別人家還買了彩電，成了村裡孩子們晚上聚集的地方。過完今年春節，鄉政府還將在寧邊村定期開一個集市，讓大家更方便與外界的交往，到時村裡將出現第一塊公用的水泥地面。
村裡的電視只有兩個頻道信號，只能看到中央臺和雲南臺（有時播昭通臺），但能經常看那位令大家心動和想念的國家領導人。
安賢才老村長閒暇時總端著水煙筒坐在村公所二樓的辦公室裡。村公所的兩層樓是總理來過後政府撥款蓋的，辦公室的桌上已經裝了一部直撥電話。老村長多少次也曾想打個電話給朱總理，告訴總理寧邊村這幾年的變化，但他每次都又膽怯了，況且他的確也不知道朱總理的電話號碼。
不過，老村長希望有一天能在“上班”時接到總理的電話，他有好多話想對總理說，但他知道總理很忙。
馬二健一家四口已從以前的茅草房搬進了政府撥款蓋的一樓一底八十平方米麵積的新磚房；當年一日三餐吃洋芋的楊長才家已經吃上了大米飯，還宰了過年豬；還有李文姐家的大兒子考上了省城昆明的中學……鄉親們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當年朱鎔基在昭通作出了“自力更生，生產自救，各方支援，共同富裕”的批示。這些話已用白石灰漿大大地揮寫在了村邊的一堵牆上，很醒目。三年來，以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到寧邊村扶貧的各級幹部逾千人，累計投入扶貧資金近百萬元。全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紮實開展山水林田路電綜合治理，大力推廣應用農業增長技術。群眾投工投勞開挖土石方一萬多立方米，建石埂臺地七百多畝，新建蓄水上千立方米的抗旱塘六個，新修維修鄉村公路十餘公里，架通了四條輸電線。如今，全村種地膜苞谷的面積已由以前的二百來畝擴大到二千五百畝，新增洋芋壟作面積四千多畝，洋芋套種蕎子面積五千畝，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全村產糧近百萬斤，比前三年翻了近一番，全村貧困戶由四百六十餘戶減少到不足百戶。
儘管住進了新樓房，馬二健卻一直在用煤油燈，因為點電燈電費太高了。儘管一日三餐洋芋的日子已成往事，如今他家的甑子裡也經常蒸著大米飯，但還總得把洋芋當菜。
曾與朱鎔基照相的楊長才說寧邊的條件太差，總在土裡刨食真的不行了，不可能富裕，他想開春後辦個養殖場，養豬、養羊，想請政府到時幫點忙。他說這個想法他想了好長時間了。
老村長家已在寧邊村生活了好幾代人，他深知寧邊這地方自然地理條件太惡劣，要發展和富裕起來太難太難，只能一步一步朝前走。
快過年了，遠在昆明“雲南省民族中學”上學的兒子羅孝波回家來了，這讓李文姐又高興又傷心。
16歲的兒子個子似乎並沒長高，但他是寧邊村的驕傲，是村裡第一個去到省城的孩子。
羅孝波在學校裡每月有七十元“貧困民族生生活補助費”，家裡每月給一百三十元，共二百元，當然這遠遠不夠用。
冬天的風冷冰冰的，捲起村邊地裡的灰塵令人有些呼吸困難。羅孝波和母親李文姐在荒涼的黃土地裡挖土，兩把鋤頭此起彼落，又揚起股股灰塵。不時，李文姐都要停下鋤頭為兒子抖抖頭髮上的灰塵，擦擦額頭上的汗水。兒子下學期的學費就在這些土地裡，母子倆艱難地挖掘著，挖掘著希望。
寧邊小學的孔繁寧校長說村裡的入學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目前有三百多學生，但很難鞏固。現在昭通市教委每年給寧邊小學一百五十人的免費名額和十二人的希望工程捐助，但仍然無法全部解決問題，很多學生都因為家裡窮而中途輟學，很多上不完初中，上高中的更少。
寧邊村至今只出過幾名師範生，一名師專生。在羅孝波之後，去年有一人考上了雲南省財校，父母是狠了心才借了錢含淚把他送到了昆明，因為父母相信能上學的兒子會是他們未來的希望。他們說這話是朱總理說的。
寧邊小學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教師。有兩名女教師是代課的，每月工資六十元。老村長覺得太對不起老師們，這兒的工資不太高，條件也差，儘管學校擁有全村最好的住房。放寒假了，除校長家在校園裡外，沒有一位老師留在學校裡。老村長最大的心願是分來好老師，分來的老師能留住，給今天吃得還不好、穿得還不暖的娃娃們帶來希望。
寧邊的氣候和土地幾乎只能種洋芋和苞谷，而且產量不高，除努力填飽肚子，土地似乎很難給他們再帶來什麼。
艱難的“希望”
快過年了，村民們目前的希望是能有點臘肉吃，能走路到十多裡外山下的鄉集上逛一逛。至於他們的以後和將來，外面的人似乎比他們想得更多，做得更多。
按照昭通地區地委書記楊應楠的話來說，寧邊村是昭通貧困的典型代表。１９９５年朱鎔基給昭通帶來的不僅僅有眼淚，更有一種歷史性的推動，因為他考察昭通結束後，指出了“昭通的困難是因為百分之九十七是山地，而且是高寒山區，交通極不方便，這是困難的根源。”然後確定了內（江）昆（明）鐵路的工程及不少基礎工程建設，這個根治貧窮的決策，給封閉落後的昭通帶來了許多新的希望。
離寧邊村十幾公里的地方從去年６月１６日起就機器隆隆，穿越昭通的內昆鐵路在日夜不停施工建設。寧邊村人不知道這條即將開通的鐵路會給他們帶來什麼，但他們隱約地感到：日子，就要變化了。
來源｜摘自1999年3月5日《南方週末》 作者：尹鴻偉
編輯｜鄧龍啟、曾巍 審核｜夏文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