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何偉（PeterHessler）曾作為英語老師和《紐約客》的記者在中國呆了十幾年。他的非虛構三部曲，從《江城》、《甲骨文》到《尋路中國》，都是細緻觀察中國的人和事的佳作，也啟迪了一大批中國非虛構寫作者。2011年，何偉攜妻子和雙胞胎女兒去到埃及，一住就是五年多，他用自己五年多的觀察，寫出了《被埋葬的：埃及革命的考古學研究》（TheBuried:AnArchaeologyoftheEgyptianRevolution）。
有一次，何偉問一位在埃及經營內衣店的中國商人是怎麼評價埃及的。中國商人的回答令何偉震驚。“埃及男女太不平等了！”中國商人很激動地說，“埃及想要發展，首先需要男女平等，比如允許女性出來工作。”
何偉擁有別人所不具備的視角。他不像很多西方記者那樣，只對埃及做蜻蜓點水、浮光掠影式地觀察，他樂意深入社會的肌理，與底層老百姓交朋友，去看一般人無法看到的埃及的複雜面。一家人在埃及生活五年多，雙胞胎女兒從襁褓長到上小學，以至於認為自己是埃及人。他在中國十多年的遊歷，也給了他有別於其他西方記者的“眼睛”，拿中國的發展對比埃及的停滯，用中國的歷史比照埃及的歷史，到埃及闖天下的中國商人的敏銳靈活反襯了埃及過去幾十年以西方援助為主的因循守舊，每每別開生面。
中國商人眼中的埃及
在埃及經商的以浙江人居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第一代浙江商人開始往埃及倒騰商品。《被埋葬的》記述了其中一個商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到上埃及，帶了內衣、珍珠等幾種商品，結果發現內衣賣得特別好，就開始專注內衣生意，除了從中國進口內衣，他還開始在埃及腹地開設內衣零售店。
中國人經商最常見的就是夫妻檔。男人負責供貨，與當地人打交道；女人負責看店，招呼女性顧客。既然選擇內衣作為行當，無論是老闆還是老闆娘，都練就了一套“好把式”，只要瞄一下顧客的身材，就能拿出合適尺碼的內衣。
在男女有別，傳統女性都用頭巾把自己包裹嚴實的埃及，這種中國商人夫妻檔開的內衣店帶來了極大的反差。來逛店的女性顧客並不介意男老闆看店。埃及人開店，男性如果和女性顧客打交道，總是免不了有“性暗示”。中國男老闆可沒那個閒工夫。內衣店的火爆，也從側面凸顯了女性在埃及的被壓抑。新娘在未婚夫、母親甚至弟弟的陪同下一起買內衣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埃及，內衣算是新娘的嫁妝，由孃家支付。新娘會一次買上幾百美元的內衣嫁妝，這種採購的陣仗連美國人也比不得，埃及人卻覺得很正常。在埃及，新娘出嫁後一般就不再工作了，成為家裡的“玩偶”，“玩偶”與新娘兩個詞在埃及阿拉伯語裡是通用的。
中國商人的夫妻檔給埃及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帶來了新風氣——男女平等的新風氣。在店裡打工的埃及女幫工（大多是出於無奈才打工的，這樣的女人常常找不到婆家）也認為中國人直接、有幹勁、不會騙人。她們吃驚地讚歎著中國老闆夫妻倆的平等——什麼事情都商量，也會吵架，但是絕不是男人只想著主導女人，對女人頤指氣使。這和埃及不一樣。七十年來，中國女性的巨大解放，跳出中國“語境”之外，又更突出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在埃及打拼的中國商人對埃及宗教、文化、語言、習俗的無知。他們大多數出國前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正式學過阿拉伯語，沒有那家內衣店裡有阿-漢詞典。他們能應付的阿拉伯語都是在生意中學到的。因為打交道的大多數是女顧客，中國商人無論男女，阿拉伯語都有著一種“女性腔”，漢語裡是沒有對應的詞性或者特別表示尊卑的敬語的。
這種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讓中國商人可以更好地做內衣這樣敏感的生意，因為他們可以超脫於阿拉伯的鄉土社會生活，他們做起生意來會更就事論事、更純粹。客戶光顧過後，絲毫也不必擔心他們去嚼舌頭。
浙江商人之間有屬於自己人的“生意經”。他們擔心在埃及扎堆陷入不良競爭，於是像捕食動物一樣，沿著尼羅河上溯，在不同的居民點圈地，劃出各自經商的範圍。根據居民點人口的大小，圈地的範圍從二三十平方公里到四五十平方公里不等。靠著賣內衣賺得了第一桶金後，浙江商人又投資了塑料回收項目，內衣店則交由嫁了人的女兒繼續打理。
這邊生意正做得熱火朝天，埃及的經濟狀況卻在2010年之後急轉直下，埃及鎊五年之間貶值了三分之二，採取外匯管制，從中國進口商品不再賺錢，很多人只能選擇離開。這是生意人的無奈。他們可以不去深究當地語言文化，依賴自己的商業敏銳度把生意做起來，但是大環境動盪時也只能做一葉扁舟。
用中國模式衡量埃及經濟
缺乏男女平等，是中國商人對埃及社會、經濟一針見血的觀察結論。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之中，沒有被解放，是埃及經濟的一大軟肋，另一軟肋則是年輕人的高失業率。
埃及擁有九千萬人口，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占人口的比例一半多。尼羅河貫穿國境，很容易建設路網等基礎設施；國家毗鄰紅海和地中海，控制連接歐亞最重要的貿易通道蘇伊士運河，埃及有著優越的地理條件。如果從單純的經濟發展的視角去評判，埃及一方面擁有巨大的人口紅利，另一方面擁有非凡的地理優勢，可以輕鬆複製中國或者東亞的發展模式，如果能有效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加工業，潛能是巨大。
然而現實卻是，埃及的GDP在2017年全球排名第43位，只相當於黑龍江省，出口對GDP的貢獻只有16%，遠低於中國的30%的水平。
為什麼埃及很難拷貝中國的發展模式？
對比埃及和中國，會發現在宏觀經濟社會數字上，兩國有著顯著的不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做到了基礎教育普及，農民工至少有初中水平，很多還讀了高中。他們進入城市後，馬上就能投入組織有序的體制中，在工廠裡從事有明確分配的工作。他們從舍友、同事和媒體瞭解資訊，不依賴村子內的長者或者親朋好友，因此擁有更強的學習能力，也有機會學習系統和流程。很多人都意識到，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在生產線上脫穎而出，其中的佼佼者也並不掩飾自己有朝一日也要開廠的雄心。
中國的基礎條件，埃及是不具備的。埃及的基礎教育一直缺乏足夠的投入，公立學校人滿為患，孩子只能分成上午、下午，上半天的學；因為階層分化嚴重，中產以上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用英文或法文教學的私立學校。埃及年輕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中國要低很多，低收入家庭女孩不識字的情況仍然很普遍。
埃及城鎮化的過程也與中國迥異。簡言之，中國是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變成市民，埃及則是在大城市內重新構築鄉村。埃及的城鎮化更像是把鄉村搬進城市來。在過程中，進城的農民全然沒有斬斷鄉土的聯繫，他們仍然與農村關係緊密，最主要的消息來源和經濟保障仍然是家族。
埃及的幅員相當於中國一個大省，因為距離近，城鎮化過程中斬斷與鄉村聯繫很困難。在中國，從內地農村向沿海大都市的遷徙，動輒要跨越幾千公里的旅程。在埃及，農村人進城最多也就是幾小時的車程。結果是，埃及超過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開羅方圓三小時車程的區域內。開羅人開玩笑地說，城鎮化只是把開羅從城市變成大農村。
何偉觀察到，埃及最大的悲哀，恰恰是大多數人都沒能去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輕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並給予足夠關注。超過五十五歲的老人只佔埃及人口的5.7%，卻擁有巨大權力。
古老埃及的歷史似乎也印證了這種“尊老”在文化上的持續性。考古發現，古埃及人很少有人能活過五十歲，很多人在二十五歲之前就死了，所以埃及歷史上，老人很吃香。從西方和當代的視角來看，年輕人在很多國家意味著潛在的巨大人口紅利，但埃及的視角卻不同，年輕人多反而襯托出相對人數少得多的老人的“珍貴”，因為他們稀缺，他們有經驗，所以他們控制了更多權力。人數眾多的年輕人被社會認為是可以浪費的，並不值得珍惜。這是埃及的悲哀！這個古老的國度還被掩埋在歷史的土堆裡。
不同的發展路徑
為什麼城鎮化讓開羅變成大農村？因為農民進入開羅後，總希望有自己落腳的地方。城鎮化的進展就變成了在開羅主城區附近自主修建的城中村。埃及嚴格保護農業用地，卻無法阻止底層人通過賄賂來在小片農地上修建自己的房屋，當房屋越建越多形成村落後，政府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這些村接上水電，且很樂地去收取水電費，何況政府不需要有任何基礎設施的投入。據說，這樣的城中村建築90%都通水通電。
對於這些建築，民間有自發的法律保障，有律師設計地契和房契，也有交易。這些樓房也並不像拉美的平民窟，都是兩三層的樓房，地基是水泥的，結構是鋼筋混凝土的，很多樓頂的柱子上都裸露著鋼筋，因為兩三層樓房並不是成品，大多數搬到城市的農民都算計著，等日後有錢了，家裡人口增加了，還會再加蓋，給兒子娶媳婦住。
因為這種自發的城中村的存在，大多數人，包括窮人，都住在開羅市中心十平方公里的範圍內，而不是像其他的城市，窮人需要散落在郊區。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曾經計劃在開羅遠郊的沙漠裡建設幾十座衛星城，除了有錢人在那裡買別墅之外，並沒有多少人移居衛星城。開羅的城鎮化——二戰之後七十年開羅人口從兩百萬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因此也和許多大城市不一樣，窮人住在市中心，而一些富人卻移居到郊外。
城中村最缺乏的是基礎設施的連接，這裡不通巴士和地鐵，開羅環城公路的環線就從村子邊上開過去，卻不留任何上下口。但這並不妨礙城中村裡的人，他們會自己想辦法解決。在2011年政府更迭之際，村裡清真寺的阿訇就組織募捐、人力，自行設計建設了連接高速公路的上下口。警察都忙著在市中心維持秩序無暇他顧的半年時間裡，上下匝道建成了。雖然山寨的匝道比正常的窄小陡峭，但不妨礙車流進出，開通之後也沒有發生過交通事故。政府對於這樣的違建選擇默認，後來竟然在高速路上豎起了新匝道的指示牌。這種村民眾籌建設的上下匝道只花了政府投資金額的一半，完工時間卻快很多。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自建匝道在五公里範圍內就有五、六個。看似混亂的城中村，仍然有自發的秩序。
可惜的是，埃及政府並沒有因勢利導，將這些自發的秩序真正熔鍊為城市的一部分。
埃及的國家機構龐大，有六百萬公務員，吃“皇糧”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埃及公務員絕對人數是美國的兩倍，按照比例來算是美國的七倍。如此臃腫的國家機構，必然導致人浮於事，基層公務員的貪腐成為常態。擁擠的辦稅大廳就是一個例子，每個窗口的公務員都有一套自己的說辭索賄：你明天再來吧（10鎊），我得喝杯茶（5鎊）……辦稅大廳的擁堵營造了行賄受賄氛圍，沒有錢但有時間排隊的窮人是最好的背景，迫使那些希望快點辦事的有錢人用金錢開道。
機構臃腫令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光是給公務員發工資就得用掉國家預算的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一預算用於支付債務的利息。為了取悅老百姓，確保大多數人都能達到溫飽，政府還要花很多錢去補貼日用品，從汽油到麵包。補貼佔去政府開支的三成。如此一來，政府根本沒有資金投入到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教育中去。社會商業發展停滯，僅有的一些產業很難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年輕人失業率在20%以上，開羅有25%到40%的人口受僱於非正式的行業，經濟毫無活力可言。
埃及無法借鑑中國或者東亞的模式，因為沒有能建立良好的治理體系，沒有能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即使有再多的資源稟賦（比如地理優勢和人口紅利），也很難發揮出來。穆巴拉克被推翻下臺後，西方一度曾很興奮地以為可以按照他們的模子重塑埃及。何偉卻認為，所謂的革命，根本沒有撼動埃及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如果夫妻、父子、長幼，這些最基本的倫理關係都不改變，如果國家的治理體系不能從根本重新設計和建設，那麼革命根本沒必要。
埃及如何走出歷史
埃及並非沒有試圖去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政府吸引中資在毗鄰蘇伊士運河的地方建立了出口加工區，希望複製中國當年吸引外資的模式。絕佳的交通位置，足夠的政府優惠，便宜的勞工，但招商的成果卻一直不樂觀，吸引到的一些工廠曾經雄心勃勃，可幾年內就關門大吉。
原因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雖然埃及擁有超過兩成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工廠要管理好男性工人卻並不容易，所以加工區的企業更希望招女工。在一些生產線上，比如製衣廠或者電器廠，女性也因為心細有耐心而更被歡迎。投資者以中國的邏輯投資埃及，產生了嚴重的誤判：與中國女性不同，當地女性結婚之後，丈夫很少允許她們再出來參與工作，所以只能招到年輕的未婚女工。但是因為習俗的關係，未婚女工的父母絕對不會允許她們離開家住集體宿舍，所以希望女工能住在廠裡兩班甚至三班倒，在埃及根本現實不了。一家位於出口加工區的工廠，每天早上用大巴把女工從附近城市運到工廠，下午再送她們回城，通勤耽誤了很多時間，只能安排一班作業，在貿易旺季像中國工廠那樣加班加點根本不可能。
這些女工的追求也和中國很不同。她們之所以出來做工，都是希望攢下錢來購買足夠好的嫁妝，嫁人的時候體體面面的。所以一旦掙到足夠的錢，她們就會選擇離開。何偉曾經問其中一位，是否考慮未來從工廠學到經驗，用自己積攢的錢也去開一家工廠。女工笑著回答：壓根就沒考慮過。
還有那位一語點破埃及性別不平等病灶的浙江商人，他在上埃及開內衣店，發現小城裡到處是亂丟的塑料垃圾，沒有人清理。別人看到的是當地的髒亂差，他卻嗅到了商機。他回到浙江託關係找到塑料回收處理廠，花錢購買了一條塑料垃圾處理生產線運到埃及，在幾名中國工程師的幫助下，很快就把塑料垃圾處理工廠建了起來，然後他開始發動當地無業青年投入到撿塑料垃圾的“事業”中去。
浙江商人把回收廠製造的回收塑料賣給開羅的其他中國商人，加工成各種產品的原材料，其中一部分材料也用在當地生產的內衣中，在他的內衣商店裡銷售，完成了廢材料在華人商業圈裡的大循環利用。回收品工廠建成一年就盈利了至少五萬美元，直接給當地人創造了三十個工作崗位，更給很多無業年輕人機會，清理了環境。
西方援助了埃及幾十年，每年援助金額幾十億美元，但是在上埃及，第一家塑料回收品工廠卻是中國內衣商人建成的。是諷刺？還是埃及的整體發展模式、發展思路都出了問題？援助是否助長了官僚的不作為？
一群和埃及當地人在宗教和文化有著巨大隔閡，也根本沒有意圖跨文化交流的中國商人，反而對埃及存在的問題起到了作用，他們對該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有著深刻得多的見解和行動力。他們對埃及既有認知的挑戰振聾發聵：為什麼女性就應該呆在家裡？為什麼女性不能參與就業？這難道不是最大的浪費嗎？這可能正是埃及走出歷史、開啟變革之路，所需要邁出的第一步。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