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大英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座被稱為“鎮館之寶”的石碑。它便是羅塞塔石碑，說出來可能會令你失望的是，這座高約112釐米、寬76釐米的石碑，實際上只是殘缺的石碑碎片，看起來毫不起眼，缺乏美感。但是對於許多研究學者而言，它可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鑰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文物。
歷經波折的石碑
這塊石碑製作於公元前196年，由托勒密埃及王國時代的祭司所做，以作為當時年僅13歲的托勒密五世加冕一週年的紀念。石碑主要闡述了托勒密五世自父親托勒密四世處襲得的王位之正統性，以及托勒密五世所貢獻的許多善行，例如減稅，在神廟中豎立雕像等對神廟與祭司們大力支持的舉動。
在1000多年裡，這塊石碑歷經了層層波折。最初陳列在古埃及一座神廟裡的它，因為動盪的時局四處流浪。完全不同的統治階層，不斷帶來新的語言文字和宗教，改變了埃及的方方面面。刻有象形文字的神廟對他們新的統治者不再有任何意義，神廟因此被拆毀成為新建築的原材料。瓦礫中便有羅塞塔石碑，它被重建成一堵牆。古埃及象形文字也隨著倒塌的神廟日漸式微，直至成為世人的“天書”，幾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也成了巨大的謎。
1799年夏天，隨拿破崙遠征埃及的法軍上尉布夏賀，在羅塞塔小鎮郊外指揮擴建防禦工事時，意外發現了這塊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的大石頭。他意識到這塊石頭的重要性，隨後便將其運往拿破崙在開羅設立的埃及研究所，以供隨軍而來的學者們研究分析。不過，1801年拿破崙帶領的法軍被英軍打敗，包括羅塞塔石碑在內的文物也隨之易手。當時法國的科學家們非常不願意將文物拱手相讓，曾致信英國大使威脅如若英方執意強取豪奪，他們將焚燬這批文物。後來法軍在撤退時，也曾意圖將羅塞塔石碑偷偷運回法國，但半途被英軍捕獲。事後雙方協議，法方可以保留之前的研究成果與石碑的拓印，英方則獲得石碑的實際擁有權。
羅塞塔石碑的重要性不在於其密集的文本內容，而在於它為學者們提供了閱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在這塊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又稱聖書體，代表獻給神明的文字）、埃及草書（又稱世俗體，是當時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以及希臘文（代表統治者的文字）三種不同的文字刻了相同的內容，以確保整個埃及都能讀懂。古埃及文字早已消亡，但希臘文受到的影響卻不大，這便意味著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希臘文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羅塞塔石碑的發現無疑是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艱難的破譯過程
羅塞塔石碑發現之後，學者們便開始瘋狂的智力競賽，爭取成為第一個破譯這塊石頭的人，但在研究多年之後，幾乎沒有任何進展。
直到1814年，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托馬斯·楊第一次取得質的突破。托馬斯·楊是一位少見的全能型學者，不僅在物理學領域頗有成就，而且涉獵甚廣，包括數學、聲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等。出於興趣，他也開始加入破譯羅塞塔石碑的隊伍。通過將古埃及文與希臘文（1802年完成）逐一對比，托馬斯·楊發現寫在橢圓形裡的象形文字與法老“托勒密”的名字出現的位置基本一致。而且托勒密是來自希臘的外國統治者，名字在古埃及文字中必然只能使用一些字符拼出讀音。如果將托勒密的名字按照讀音拼寫一一對應，便可以得到一部分古埃及文字組成的字母表。隨後，他將自己的發現整理成文章，於1814年匿名發表。
雖然破譯古埃及文字的工作在托馬斯·楊這裡前進了一大步，但由於他缺乏足夠豐富的語言學知識做支撐，其註明的很多讀音是錯誤的，這也導致他後來的研究遲遲得不到進展。就在破譯工作陷入困境時，法國語言學家讓·商博良終於釋讀成功。
從小酷愛語言的商博良，年紀輕輕便通曉拉丁文、希臘語、科普特語（古埃及語演變而來，已消失）等多種語言，他潛心於學問，常常研究文物至深夜。商博良對於橢圓形裡象形文字的判斷與托馬斯·楊的思路大致相同，不過他採用了另一種方法辨別字母。他從其他途徑找來法老克里奧佩特拉（Cleopatra）名字的象形文字與托勒密（Ptolmy）對應的象形文字進行對比，通過排除其他意義不明的干擾字符，找出了相同字母的正確寫法。這個方法顯然更為有用，準確率更高。隨後，藉助於科普特語的知識，商博良還發現象形文字既有表意也有表音。
經過一系列艱苦的工作，商博良終於完成了羅塞塔石碑的翻譯，還編制出完整的古埃及文與希臘字母的對照表，以及《古埃及文法》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典》，為後來解讀大量埃及遺留的紙草文書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被譽為“埃及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