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船政之父”的左宗棠晚年為何要對船政痛下狠手？'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其妻——林則徐之女林普晴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沈葆楨奉旨“欽差辦理臺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組織船政艦隊赴臺與日軍抗衡。船政手裡船不少，但卻沒有可用之兵，本地綠營部隊戰鬥力不值一提，達不到威懾的效果，所以沈葆楨只好拉下老臉向各省督撫請調陸軍隨他赴臺。但令他失望的是：督撫們顯然不願意為沈葆楨做嫁衣，都紛紛給沈葆楨吃了或硬或軟的釘子，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幾乎陷入絕望的沈葆楨最後求助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原本對此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純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的沈葆楨卻意外的得到了李鴻章爽快的迴應：原駐紮在江蘇徐州的淮系銘軍精銳唐定奎部十三營6500人被借給沈葆楨去威嚇日本人，並且表示：如果這些兵不夠用，淮軍可以再出十九營。得此喜訊的沈葆楨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貧兒暴富”。和李鴻章這位翰林院同窗的關係就更進一步了，這更進一步的遭致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
同樣是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上，左宗棠力主對被阿古柏佔據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購買鐵甲艦的李鴻章撞了個滿懷。原本就不怎麼對付的兩人再次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因為以當時中國的財力，不管是買鐵甲艦還是對西北用兵，應付一項已是勉強至極，更別說同時照顧兩項。所以不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都視對方的行為為“搶錢”行為，是決不會後退一步的。而此時的沈葆楨是以李鴻章的堅定盟友的面貌出現在這場大論戰中，並且堅決反對左宗棠為新疆用兵而向英國銀行借高利貸的主張，使得左宗棠為此大為光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巖出面為西征貸款做擔保（當然胡雪巖也不白乾，非但虛報了向匯豐銀行所借六筆貸款的利息額度，而且又從銀行多收的利息中收取大比例的回扣，讓朝廷多掏了288.3萬兩的利息銀還不算，自己從中撈取了總共537.82萬兩的純利，“奸商”本色可謂一覽無遺），沈左關係進一步惡化。
沈葆楨堅決要購買鐵甲艦，左宗棠對此始終是不滿的，即便是到了1879年沈葆楨病逝後，這種不滿依然在左宗棠的心中淤積不去。他在寫給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楨的字）之明豈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對於沈、李二人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憤憤不平，一有機會就會加以抨擊。1880年，他又在信中寫道：“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日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其妻——林則徐之女林普晴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沈葆楨奉旨“欽差辦理臺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組織船政艦隊赴臺與日軍抗衡。船政手裡船不少，但卻沒有可用之兵，本地綠營部隊戰鬥力不值一提，達不到威懾的效果，所以沈葆楨只好拉下老臉向各省督撫請調陸軍隨他赴臺。但令他失望的是：督撫們顯然不願意為沈葆楨做嫁衣，都紛紛給沈葆楨吃了或硬或軟的釘子，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幾乎陷入絕望的沈葆楨最後求助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原本對此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純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的沈葆楨卻意外的得到了李鴻章爽快的迴應：原駐紮在江蘇徐州的淮系銘軍精銳唐定奎部十三營6500人被借給沈葆楨去威嚇日本人，並且表示：如果這些兵不夠用，淮軍可以再出十九營。得此喜訊的沈葆楨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貧兒暴富”。和李鴻章這位翰林院同窗的關係就更進一步了，這更進一步的遭致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
同樣是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上，左宗棠力主對被阿古柏佔據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購買鐵甲艦的李鴻章撞了個滿懷。原本就不怎麼對付的兩人再次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因為以當時中國的財力，不管是買鐵甲艦還是對西北用兵，應付一項已是勉強至極，更別說同時照顧兩項。所以不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都視對方的行為為“搶錢”行為，是決不會後退一步的。而此時的沈葆楨是以李鴻章的堅定盟友的面貌出現在這場大論戰中，並且堅決反對左宗棠為新疆用兵而向英國銀行借高利貸的主張，使得左宗棠為此大為光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巖出面為西征貸款做擔保（當然胡雪巖也不白乾，非但虛報了向匯豐銀行所借六筆貸款的利息額度，而且又從銀行多收的利息中收取大比例的回扣，讓朝廷多掏了288.3萬兩的利息銀還不算，自己從中撈取了總共537.82萬兩的純利，“奸商”本色可謂一覽無遺），沈左關係進一步惡化。
沈葆楨堅決要購買鐵甲艦，左宗棠對此始終是不滿的，即便是到了1879年沈葆楨病逝後，這種不滿依然在左宗棠的心中淤積不去。他在寫給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楨的字）之明豈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對於沈、李二人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憤憤不平，一有機會就會加以抨擊。1880年，他又在信中寫道：“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日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
最終藉著和沈葆楨的同年關係逐步將勢力滲透進船政的李鴻章
1875年後，沈葆楨離開船政大臣的位置北上就任兩江總督，同時因為和李鴻章建立起來的親密合作關係，沈葆楨之後的三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吳贊臣、黎兆棠均出自李鴻章的幕下，眼見淮系勢力逐步滲透進了船政，自己中意的船型被棄用不造，再想起自己當年對沈葆楨有“知遇之恩”的左宗棠心頭對沈葆楨的不滿達到了極致，而李鴻章對日意格所選的船型“老舊”的批評，在左宗棠看來也是李鴻章借批評日意格來抽他的大嘴巴。咽不下這口惡氣的左宗棠伺機反撲，意圖從淮系手中重新奪取船政的控制權。
寧可買次品，也不全給船政造！
沈左反目與其說是李鴻章挑撥的“功勞”，還不如說是左宗棠出於自己的私利，忽視了沈葆楨的抱負和訴求，最終硬生生的將自己的“死黨”推給了李鴻章。聯繫到左宗棠在官場上那狼藉的人際關係和口碑，因此本廠長毫不客氣的講：沈、左交惡，主要責任該由左宗棠自己來負。
不過站在左宗棠的角度，他當然不會坐視淮系勢力滲透船政，因此他也在時刻關注著船政的動向，並尋找著下手的機會。
1881年10月28日，當了幾個月的軍機大臣，成天在軍機處鼓譟不已，吹噓自己西征之功，吵得只要他在軍機處就無法正常辦公的左宗棠被“鬼子六”的一紙調令轟到了兩江總督的任上。當他於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正式抵達江寧就任，並奉旨辦理南洋海防事宜。此時的船政大臣正是出自李鴻章幕僚的黎兆棠，船臺上正在建造的是船政所建第一艘2800馬力巡洋艦“開濟”號。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其妻——林則徐之女林普晴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沈葆楨奉旨“欽差辦理臺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組織船政艦隊赴臺與日軍抗衡。船政手裡船不少，但卻沒有可用之兵，本地綠營部隊戰鬥力不值一提，達不到威懾的效果，所以沈葆楨只好拉下老臉向各省督撫請調陸軍隨他赴臺。但令他失望的是：督撫們顯然不願意為沈葆楨做嫁衣，都紛紛給沈葆楨吃了或硬或軟的釘子，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幾乎陷入絕望的沈葆楨最後求助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原本對此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純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的沈葆楨卻意外的得到了李鴻章爽快的迴應：原駐紮在江蘇徐州的淮系銘軍精銳唐定奎部十三營6500人被借給沈葆楨去威嚇日本人，並且表示：如果這些兵不夠用，淮軍可以再出十九營。得此喜訊的沈葆楨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貧兒暴富”。和李鴻章這位翰林院同窗的關係就更進一步了，這更進一步的遭致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
同樣是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上，左宗棠力主對被阿古柏佔據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購買鐵甲艦的李鴻章撞了個滿懷。原本就不怎麼對付的兩人再次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因為以當時中國的財力，不管是買鐵甲艦還是對西北用兵，應付一項已是勉強至極，更別說同時照顧兩項。所以不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都視對方的行為為“搶錢”行為，是決不會後退一步的。而此時的沈葆楨是以李鴻章的堅定盟友的面貌出現在這場大論戰中，並且堅決反對左宗棠為新疆用兵而向英國銀行借高利貸的主張，使得左宗棠為此大為光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巖出面為西征貸款做擔保（當然胡雪巖也不白乾，非但虛報了向匯豐銀行所借六筆貸款的利息額度，而且又從銀行多收的利息中收取大比例的回扣，讓朝廷多掏了288.3萬兩的利息銀還不算，自己從中撈取了總共537.82萬兩的純利，“奸商”本色可謂一覽無遺），沈左關係進一步惡化。
沈葆楨堅決要購買鐵甲艦，左宗棠對此始終是不滿的，即便是到了1879年沈葆楨病逝後，這種不滿依然在左宗棠的心中淤積不去。他在寫給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楨的字）之明豈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對於沈、李二人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憤憤不平，一有機會就會加以抨擊。1880年，他又在信中寫道：“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日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
最終藉著和沈葆楨的同年關係逐步將勢力滲透進船政的李鴻章
1875年後，沈葆楨離開船政大臣的位置北上就任兩江總督，同時因為和李鴻章建立起來的親密合作關係，沈葆楨之後的三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吳贊臣、黎兆棠均出自李鴻章的幕下，眼見淮系勢力逐步滲透進了船政，自己中意的船型被棄用不造，再想起自己當年對沈葆楨有“知遇之恩”的左宗棠心頭對沈葆楨的不滿達到了極致，而李鴻章對日意格所選的船型“老舊”的批評，在左宗棠看來也是李鴻章借批評日意格來抽他的大嘴巴。咽不下這口惡氣的左宗棠伺機反撲，意圖從淮系手中重新奪取船政的控制權。
寧可買次品，也不全給船政造！
沈左反目與其說是李鴻章挑撥的“功勞”，還不如說是左宗棠出於自己的私利，忽視了沈葆楨的抱負和訴求，最終硬生生的將自己的“死黨”推給了李鴻章。聯繫到左宗棠在官場上那狼藉的人際關係和口碑，因此本廠長毫不客氣的講：沈、左交惡，主要責任該由左宗棠自己來負。
不過站在左宗棠的角度，他當然不會坐視淮系勢力滲透船政，因此他也在時刻關注著船政的動向，並尋找著下手的機會。
1881年10月28日，當了幾個月的軍機大臣，成天在軍機處鼓譟不已，吹噓自己西征之功，吵得只要他在軍機處就無法正常辦公的左宗棠被“鬼子六”的一紙調令轟到了兩江總督的任上。當他於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正式抵達江寧就任，並奉旨辦理南洋海防事宜。此時的船政大臣正是出自李鴻章幕僚的黎兆棠，船臺上正在建造的是船政所建第一艘2800馬力巡洋艦“開濟”號。
開濟號巡洋艦
出乎意料的是，左宗棠對這條沒有貨倉的軍艦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十分熱心的表示將採用“開濟”號的設計為南洋水師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艦，另外他和湘軍水師出身的長江水師提督彭玉麟謀定要為長江水師建造一批小型炮艦，要求船政和江南製造局兩大造船機構各自提出方案以供他參考，擇優而取，建造數量可能是十艘。這筆單子，用今天時髦的一句話來說，簡直就是一筆軍火大單，不論對船政還是對江南，都是極具誘惑力的。
就造船實力而言，船政的能力在江南製造局之上，所以船政大臣黎兆棠對這筆大訂單志在必得，在左宗棠就任兩江總督之前彭玉麟提出長江炮艦的設想之時就已經責成設計部門根據彭玉麟畫出的長江小炮艦的草圖，提交了一份不含火炮的單價每艘16萬兩的炮艦設計方案並獲得了彭玉麟的首肯。而江南製造局提交的方案體量相當，唯獨報價要比船政的方案高出3萬兩。這筆大單花落誰家似乎已有定論。
但是左宗棠決策的結果卻令黎兆棠甚至是遠在天津的李鴻章感到失望。四艘“開濟”級巡洋艦船政只分得兩艘的建造訂單，另兩艘由左宗棠做主通過他在西征過程中結識的德國泰萊洋行經理福克轉包給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德國霍華德造船廠（這家造船廠如今以建造206、209、212、214等一系列性能優異的潛艇而聞名），經過一系列“節約成本”的操作，霍華德船廠給出的不含炮位的報價為每艘27萬兩。比船政的報價30萬兩每艘為低，但是如果算上建成後回航中國所產生的的費用，這個價格還是要比船政的報價為高。並且中間商福克為了省錢賺取差價而導致霍華德船廠承建的兩艘名為“南琛”和“南瑞”的巡洋艦性能較“開濟”號有了不少的縮水。比如沒有采用一臺2800馬力的主機而是用兩臺1400馬力的主機充數，導致兩艦的最高航速只能達到14.5節而非“開濟”號的16節。兩艦採用了較易被腐蝕的鐵殼船體而非開濟所採用的鐵殼外包木殼的雙重船體，因此導致“南琛”、“南瑞”二艦的總體質量不如“開濟”，更無法和由船政承建的、後來被命名為“鏡清”和“寰泰”二艦比肩（“鏡清”和“寰泰”在試航的時候分別跑出了17和18節的高速，令在場的所有人都瞠目結舌，要不是此時左宗棠已經作古，否則定將無地自容）。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其妻——林則徐之女林普晴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沈葆楨奉旨“欽差辦理臺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組織船政艦隊赴臺與日軍抗衡。船政手裡船不少，但卻沒有可用之兵，本地綠營部隊戰鬥力不值一提，達不到威懾的效果，所以沈葆楨只好拉下老臉向各省督撫請調陸軍隨他赴臺。但令他失望的是：督撫們顯然不願意為沈葆楨做嫁衣，都紛紛給沈葆楨吃了或硬或軟的釘子，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幾乎陷入絕望的沈葆楨最後求助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原本對此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純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的沈葆楨卻意外的得到了李鴻章爽快的迴應：原駐紮在江蘇徐州的淮系銘軍精銳唐定奎部十三營6500人被借給沈葆楨去威嚇日本人，並且表示：如果這些兵不夠用，淮軍可以再出十九營。得此喜訊的沈葆楨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貧兒暴富”。和李鴻章這位翰林院同窗的關係就更進一步了，這更進一步的遭致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
同樣是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上，左宗棠力主對被阿古柏佔據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購買鐵甲艦的李鴻章撞了個滿懷。原本就不怎麼對付的兩人再次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因為以當時中國的財力，不管是買鐵甲艦還是對西北用兵，應付一項已是勉強至極，更別說同時照顧兩項。所以不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都視對方的行為為“搶錢”行為，是決不會後退一步的。而此時的沈葆楨是以李鴻章的堅定盟友的面貌出現在這場大論戰中，並且堅決反對左宗棠為新疆用兵而向英國銀行借高利貸的主張，使得左宗棠為此大為光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巖出面為西征貸款做擔保（當然胡雪巖也不白乾，非但虛報了向匯豐銀行所借六筆貸款的利息額度，而且又從銀行多收的利息中收取大比例的回扣，讓朝廷多掏了288.3萬兩的利息銀還不算，自己從中撈取了總共537.82萬兩的純利，“奸商”本色可謂一覽無遺），沈左關係進一步惡化。
沈葆楨堅決要購買鐵甲艦，左宗棠對此始終是不滿的，即便是到了1879年沈葆楨病逝後，這種不滿依然在左宗棠的心中淤積不去。他在寫給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楨的字）之明豈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對於沈、李二人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憤憤不平，一有機會就會加以抨擊。1880年，他又在信中寫道：“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日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
最終藉著和沈葆楨的同年關係逐步將勢力滲透進船政的李鴻章
1875年後，沈葆楨離開船政大臣的位置北上就任兩江總督，同時因為和李鴻章建立起來的親密合作關係，沈葆楨之後的三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吳贊臣、黎兆棠均出自李鴻章的幕下，眼見淮系勢力逐步滲透進了船政，自己中意的船型被棄用不造，再想起自己當年對沈葆楨有“知遇之恩”的左宗棠心頭對沈葆楨的不滿達到了極致，而李鴻章對日意格所選的船型“老舊”的批評，在左宗棠看來也是李鴻章借批評日意格來抽他的大嘴巴。咽不下這口惡氣的左宗棠伺機反撲，意圖從淮系手中重新奪取船政的控制權。
寧可買次品，也不全給船政造！
沈左反目與其說是李鴻章挑撥的“功勞”，還不如說是左宗棠出於自己的私利，忽視了沈葆楨的抱負和訴求，最終硬生生的將自己的“死黨”推給了李鴻章。聯繫到左宗棠在官場上那狼藉的人際關係和口碑，因此本廠長毫不客氣的講：沈、左交惡，主要責任該由左宗棠自己來負。
不過站在左宗棠的角度，他當然不會坐視淮系勢力滲透船政，因此他也在時刻關注著船政的動向，並尋找著下手的機會。
1881年10月28日，當了幾個月的軍機大臣，成天在軍機處鼓譟不已，吹噓自己西征之功，吵得只要他在軍機處就無法正常辦公的左宗棠被“鬼子六”的一紙調令轟到了兩江總督的任上。當他於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正式抵達江寧就任，並奉旨辦理南洋海防事宜。此時的船政大臣正是出自李鴻章幕僚的黎兆棠，船臺上正在建造的是船政所建第一艘2800馬力巡洋艦“開濟”號。
開濟號巡洋艦
出乎意料的是，左宗棠對這條沒有貨倉的軍艦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十分熱心的表示將採用“開濟”號的設計為南洋水師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艦，另外他和湘軍水師出身的長江水師提督彭玉麟謀定要為長江水師建造一批小型炮艦，要求船政和江南製造局兩大造船機構各自提出方案以供他參考，擇優而取，建造數量可能是十艘。這筆單子，用今天時髦的一句話來說，簡直就是一筆軍火大單，不論對船政還是對江南，都是極具誘惑力的。
就造船實力而言，船政的能力在江南製造局之上，所以船政大臣黎兆棠對這筆大訂單志在必得，在左宗棠就任兩江總督之前彭玉麟提出長江炮艦的設想之時就已經責成設計部門根據彭玉麟畫出的長江小炮艦的草圖，提交了一份不含火炮的單價每艘16萬兩的炮艦設計方案並獲得了彭玉麟的首肯。而江南製造局提交的方案體量相當，唯獨報價要比船政的方案高出3萬兩。這筆大單花落誰家似乎已有定論。
但是左宗棠決策的結果卻令黎兆棠甚至是遠在天津的李鴻章感到失望。四艘“開濟”級巡洋艦船政只分得兩艘的建造訂單，另兩艘由左宗棠做主通過他在西征過程中結識的德國泰萊洋行經理福克轉包給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德國霍華德造船廠（這家造船廠如今以建造206、209、212、214等一系列性能優異的潛艇而聞名），經過一系列“節約成本”的操作，霍華德船廠給出的不含炮位的報價為每艘27萬兩。比船政的報價30萬兩每艘為低，但是如果算上建成後回航中國所產生的的費用，這個價格還是要比船政的報價為高。並且中間商福克為了省錢賺取差價而導致霍華德船廠承建的兩艘名為“南琛”和“南瑞”的巡洋艦性能較“開濟”號有了不少的縮水。比如沒有采用一臺2800馬力的主機而是用兩臺1400馬力的主機充數，導致兩艦的最高航速只能達到14.5節而非“開濟”號的16節。兩艦採用了較易被腐蝕的鐵殼船體而非開濟所採用的鐵殼外包木殼的雙重船體，因此導致“南琛”、“南瑞”二艦的總體質量不如“開濟”，更無法和由船政承建的、後來被命名為“鏡清”和“寰泰”二艦比肩（“鏡清”和“寰泰”在試航的時候分別跑出了17和18節的高速，令在場的所有人都瞠目結舌，要不是此時左宗棠已經作古，否則定將無地自容）。
“開濟”級“偷工減料版”的“南琛”號
很明顯，左宗棠將兩艘“開濟”級巡洋艦的工程包給德國人來幹完全是個得不償失的昏招，但是他為何甘願出此昏招背後的原因，除了要還德國人福克在西征中出力的“人情”外，對船政的不滿顯然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另一方面，關於彭玉麟想要的小炮艦，即便船政的報價比江南製造局為低，並且江南製造局當時自1875年起已經有7年多沒有建造過一條軍艦，造艦能力值得懷疑。左宗棠還是決策將長江炮艦的訂單給了江南製造局，並且聲稱江南製造局的方案預算高於船政的原因是“只期工料堅實、費不宜省”（就算是預算超標了，那也是因為用料好不省錢所致）。對船政提交的那個物美價廉的方案，則選擇性的遺忘之，左宗棠對船政的不滿情緒再一次的表現出來。當然了，這些只是毛毛雨，真正的疾風暴雨還在後頭。
“船政之父”差點掐死船政的最後狠手
1883年10月22日，船政承建的“開濟”號巡洋艦建成，經過試航證明合格後由南洋派來的管帶何心川指揮北上江寧，在航行過程中遭到颶風侵襲，根據管帶何心川的報告，“開濟”艦上的抽水機均不合用，導致艦內積水，殃及主機停轉，只好就近靠岸搶修了三晝夜才得以恢復動力，返回船政修理。時任船政的張夢元要求何心川修改報告，絕口不提抽水機不合用而改為因颶風導致軍艦受損。
左宗棠接到報告後立刻上奏朝廷，藉此事對“開濟”號的質量大加鞭撻，抨擊船政“儼如居賈者以劣貨售人，一出門則真贗皆弗顧。故一經風浪，百病業生”。緊接著又在“開濟”的技術參數上大做文章，稱“開濟”設計吃水一丈七尺，實際卻達到一丈九尺。設計航速每小時可以航行百里，但是到兩江實測只有九十多裡。最後居然以“鏡清”、“寰泰”的報價只有30萬兩，而當初建造“開濟”的預算則為40萬兩為由顛倒是非，稱“開濟”最初的預算30萬兩，居然實際耗費了40萬兩，明指船政背後有徇私舞弊之行為。最後感慨道“臣昔年奏設船政，原為自強之計，具有深意”，“聞近年該局員匠愈趨愈下……均不似昔年規模”，遂要求嚴行申飭船政大臣，革退不力的員匠，大有重奪船政河山的架勢。
但是接替張夢元擔任船政大臣，奉旨調查此事的何如璋卻一點也不給左宗棠面子，在就任後迅速展開對此事的調查，並很快得出了結論：10月23日“開濟”起航遇到暴風的時候，艦上原本有五臺抽水機，完全可以應付艦內積水的情況。但是管帶何心川因不熟悉機器，處置失當，竟導致艙底抽水機的密封橡皮被熱水浸化而導致五臺抽水機全部失靈，時任船政大臣張夢元要求何心川重寫報告完全是出於好心、為了顧及兩江的面子，免得大家都下不來臺。原本是官場的人之常情，更何況張夢元事後立刻給左宗棠寫信告知實情，並要求兩江再派熟練的管帶來接替何心川，左宗棠也接到了張夢元的信表示知道此事並就此事回了信，所以左宗棠以何心川的報告為由攻擊船政純粹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至於“開濟”的技術參數偏差，何如璋得出的結論是左宗棠無理取鬧：吃水竟用魯班尺單位硬套工部營造尺單位；航速竟用英里單位來硬套法國的海里單位；至於“開濟”的造價為何比“鏡清”、“寰泰”高10萬兩，何如璋也以建造“開濟”的時候，船政船臺需要擴建，以及付給法國方面的設計費等產生的費用皆要算進“開濟”建造成本為原因毫不客氣的加以駁斥，並稱左宗棠顛倒是非、居心叵測。
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左宗棠可謂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正是因為在他的倡導和堅持下，中國近代最大的造船企業——福建船政才得以誕生。在船政從創辦到停辦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總共建造了大小兵船和商船四十四艘，為中華之冠，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江南製造局。也正因此，左宗棠有著“船政之父”的美譽。船政因左宗棠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同時左宗棠也因船政創辦成功的功勞最終位列“晚晴四大名臣”之一，正可謂是相得益彰也。
“船政之父”左宗棠
作為船政的謀劃著和初創者，左宗棠對船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又深遠的。作為晚晴歷史上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功勳卓著，另一方面他喜怒無常、倨傲跋扈，即便是與他走得最近的親信，也很少有能和做到他善始善終的。所以，有著這樣鮮明性格特點的左宗棠即使面對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感情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造成的影響也是積極和消極交織錯雜。接下來本廠長將在幾個時期左宗棠對船政的態度來試著歸納他對船政的發展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造成的影響。
創辦動機居然是為了同曾國藩搶風頭
左宗棠接觸近代蒸汽軍艦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62年，當時的左宗棠受曾國藩賞識，受命組建“楚軍”攻入當時處在太平軍控制下的浙江省。在法國軍官德克碑、日意格等組建的西式僱傭軍“常捷軍”和蒸汽炮艦的配合下，楚軍在河網縱橫的浙江境內所向披靡，很快將太平天國勢力逐出了浙江。蒸汽軍艦顯示出的強大威力給了左宗棠十分深刻的印象，並很自然的催生出“為我所用”的念頭。但是和當時主流的“買船”指導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權操自我”薰陶的左宗棠有他獨到的見解：購買容易受外人挾制，從長遠看，自造才是真理之路。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主導下，因戰功而當上了閩浙總督、掌握浙江福建兩省大權的左宗棠並沒有向其他沿海各省督撫那樣自掏腰包向國外訂購蒸汽軍艦，而是尋求創辦一所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的造船廠。很明顯，這個設想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左宗棠也正是這麼做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不可避免的波折和諸多“場外因素”的干擾，正確的指導方針也開始偏離的原來的軌道了。
由於自己的知識結構的侷限，也苦於當時的手下也沒有多少懂洋務者，左宗棠的造船廠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僅僅只是個設想而已。但是，當左宗棠的政治大敵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曾國藩因將攻克天京的偉業內定給了其弟曾國荃，導致左宗棠與自己的“伯樂”反目成仇；李鴻章的淮軍因追擊太平軍不打招呼就過境浙江，引起“浙江地主”左宗棠極大的不滿，終生與李鴻章為敵）在上海買下了美國人的輪船修造企業——旗記鐵廠，正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的消息傳到了左宗棠的耳朵裡後，大受刺激的左宗棠不甘“中國第一造船廠”的花魁旁落敵手，迅速的向與自己有著良好合作關係的德克碑和日意格透露出了自己要建立一所造船廠的決策，並準備聘請他倆為中國監造輪船。正是和政敵的賭氣爭風，使得原本還飄忽不定的造船廠事宜一下子成了板上釘釘的決策，開始正是進入到實施的階段了。
左宗棠的恩公和伯樂，最終卻被左宗棠罵了一輩子的曾國藩
在斷然拒絕了法國方面希望將其海軍開設在寧波的一座小型修造船廠轉讓給中國方面的建議後，左宗棠正式委託已經交卸了“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返回法國，開始籌建船廠的先期準備工作。不過由於當時在福建、廣東尚有太平天國餘部勢力盤踞，軍情緊急。左宗棠的楚軍揮師進入福建攻剿殘匪，事有輕重緩急，船廠籌辦事宜不得不暫緩辦理，船政就這樣與“中國第一家官辦造船廠”這一頭銜殊榮失之交臂。
十密五疏的謀劃導致船政先天不足
1866年2月，太平天國在中國東南部最後的據點嘉應州被楚軍攻破，至此，除了與捻軍合流的賴文光部外，為禍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要勢力被基本蕩平，中國東南部的土地重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福州城閩浙總督衙門的左宗棠再一次將籌建造船廠的事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上奏朝廷，請求批准其在馬尾開辦造船廠，並附上開辦船政學堂，用以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的通盤計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提出在正式開創船政後的五年時間裡，要造出大小十六條輪船，經費從當時的第二“富關”——閩海關的洋稅中提取。在奏摺中，左宗棠頗為雄辯的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奏章一上，中樞迅速作出迴應，同治皇帝寫下一大段批示：“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左宗棠關於創辦船政的一大亮點在於眼光放得頗為長遠，不侷限於造出幾條蒸汽輪船，同時還提出了人才培養計劃，可見左宗棠在造船人才的培養問題上眼光的確比曾國藩和李鴻章要獨到的多、也長遠得多。船政前後學堂（前製造、後駕駛）到民國13年為止共畢業學生629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的一筆。
在培養海軍人才方面左宗棠確實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在船政大臣的人選方面，左宗棠也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功夫的。在選定了船政廠址（福州城郊的馬尾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與技術總承包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簽約後，左宗棠奉調甘陝總督，負責平定正在進犯甘陝的捻軍，而空下的閩浙總督一職將由吳棠來接任。鑑於吳棠對船政事務並不熟悉，且頑固守舊，要是船政交到他手裡，必然胎死腹中（吳棠到任後對船政持敵視態度，處處作梗，印證了左宗棠的擔憂，以至於左宗棠上摺子彈劾吳棠，最終使朝廷下旨將吳棠調任四川總督，換思想開明的馬新貽取而代之方才作罷）。因此左宗棠提前行動，奏請朝廷專派大員來管理船政，搶在吳棠到任前將船政事務從閩浙總督的職權範圍內剝離出來，而管理船政的人選，左宗棠業已心中有數，他相中的是和他有“死黨”之名、祖籍福建，正因老母去世而在原籍守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而沈葆楨自擔任船政大臣後的種種表現也的確證明了左宗棠的眼光當真是獨到得很。
建成後的船政廠區和辦公區全圖
以上可見左宗棠在創辦船政的過程中謀劃是十分悉心的，可他終究還是因為時代以及他個人的侷限性犯下了不少錯漏之處：
首先，船政廠區選址所在的馬江雖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切水量充沛、不淤不積，但是臨岸水深過淺，僅僅5米，既不能靠泊吃水深的船隻，也無法建造任何吃水接近5米的船隻（即便造出來了也無法下水，形同擱淺的巨鯨，毫無價值），即便是建造吃水不超過5米的船隻，下水時也得看江水的脾氣，只有趁漲潮時分才能下水成功；且中岐鄉地段土質疏鬆，不適合開挖傳統的石質幹船塢（否則容易引發滲水或是塌方等嚴重事故），只能使用施工難度較低的“拉伯特”式拖船塢。雖然船政所擁有的拖船塢長97.4米，寬35.9米，建成的時候是當時遠東第一、世界第二大的拖船塢，但是最大也只能允許2500噸左右的船隻上塢維護，在客觀上限制了船政所造船隻的噸位，這也是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船政所造之船很少有超過2500噸的原因所在，這種“2500噸級”產能的瓶頸限制，直到1893年，長111米，寬35.8米，深9.8米，能容納15000噸級船舶的船政青州“一號船塢”建成投入使用後才有所緩解。
其次，左宗棠創辦船政的方案中僅僅對頭五年的造船計劃和經費來源作出了安排，而五年後船政將何去何從，左宗棠並未有任何的措施計劃。因此在船政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宣告“船政成功”後，船政當即就陷入了後續經費無著的尷尬境地。全靠沈葆楨利用自己在官場深厚的人脈資源上下打點、左右挪騰，也只能勉強維持。以至於此時船政所造的“元凱”、“登瀛洲”、“泰安”等艦連艦炮都沒錢配齊，只能指望調撥它們的省份給它們配齊武裝了。
再次，左宗棠雖然想到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問題，但是也僅僅只想到了船隻製造和駕駛這兩方面而已，導致的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偏科嚴重”，只會造船或者開船，而恰恰忽略了船政是一項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
最後，左宗棠所倚重的德克碑和日意格原本也只是法國海軍的低級軍官，對造船之事也是門外漢的水平，雖然他們在船政所起的角色也只是協調和統籌的作用，但是這在無形之中在中方技術人員學習造船技術的實踐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隔閡，更致命的是：此二人始終保持著法國海軍的軍官身份，所以他們首先效忠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德克碑和日意格還有著一重“間諜”的身份，在為創辦船政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船政的一切細節情報也都被法國軍方所掌握。這點在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中結出了致命的惡果——馬江慘敗。因此，我們在看到左宗棠在船政創辦過程中的貢獻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於他的疏漏而給船政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尤以“兵商兩用船”的負面影響為最甚。
法國低階海軍軍官出身的日意格，在幫助創辦船政的同時將船政的情報傳回法國
烏托邦式的“兵商兩用船”設想
平心而論，左宗棠也不是對船政後續發展經費的來源全無佈置，在向朝廷正式申請創辦船政的奏摺中，左宗棠就對船政所造之船的使用及維護經費來源作出了一個十分理想化的設想：“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甚至連多大的船能載多少貨物，左宗棠都作出很細心的規定：“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他的本意是讓船政能依靠運貨來貼補造船和運營費用，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應該說出發點還是好的。
可是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左宗棠的這一思想完全脫離了實際：由於正規的軍艦和商船在船型、結構、強度、航速等指標上有著天壤之別，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和的，要兼顧作戰和運貨的船隻只會搞成個“四不像”。但是“船政之父”都發話了，那當然得遵照執行了。所以在船政建造的最初兩型150馬力大型炮艦“萬年清”號和“伏波”級上，都被強行塞進了貨倉，尤其是“伏波”級，為了多載貨物，設計人員在“萬年清”艦體的基礎上縮短了艦長、加寬了艦寬，使得原本以體型修長而獲得高航速的戰艦越來越往商船的體型上靠。但是所謂的兵商兩用船的載貨量畢竟不能和正牌的商船相提並論，耗煤又比商船大，經濟性較差，如此的船用來當商船來運貨，利潤空間必然很低，無法和正牌商船形成競爭；作為軍艦，其大而無用的貨倉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船體空間，連貫的貨倉嚴重破壞了軍艦賴以在戰場上生存的水密性和抗沉性，也嚴重製約了武備的安裝，肥胖的商船型船體又制約了其航速，使得該型船作為軍艦在火力、防護性能和速度等方面也根本無法和正規的軍艦比肩。
正準備下水的萬年清號，應左宗棠要求強行增加了貨倉而變得非驢非馬
也正因為意識到了“兵商兩用船”的不切實際，作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首先以載貨量少，入不敷出為由取消了船政計劃要建造的五條80馬力小炮艦上的貨倉設計，使之成為真正的炮艦；然後將“伏波”級炮艦的後四艘“永保”、“琛航”、“海鏡”和“大雅”全部改造成徹頭徹尾的商船出借給招商局運貨，收取租金以養船政各艦，以便讓船政其他軍艦能專心操練，免得成為“半兵半商”式的不倫不類樣子。另外取消了最後兩條150馬力炮艦的計劃，將預算集中用於建造一條真正的二等巡洋艦——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揚武”艦。這也算是對左宗棠“兵商兩用”船的烏托邦的一種有限的修正吧。
隨著沈葆楨和他的丁未科同年李鴻章的關係逐漸熱乎，淮系勢力逐漸滲入船政，沈葆楨交卸船政大臣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繼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吳贊臣和黎兆棠無一不是出自李鴻章的幕府。在淮系勢力深入控制船政的大背景下，一直對左宗棠的兵商兩用思想嗤之以鼻的李鴻章藉此對船政所造船型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完全摒棄非驢非馬，但卻讓左宗棠著迷的兵商兩用船型，集中精力專造巡洋艦，以備將來鐵甲艦到貨成軍後與鐵甲艦配合使用。因此，從船政的第一艘鐵肋木殼艦“威遠”號起，捨棄了“伏波”級炮艦那種粗短的船型，又回到了修長的巡洋艦型船體的正確軌道上來。此後除了半途改造成招商局商船的“康濟”號外，船政又陸續建造了“澄慶”、“超武”、“橫海”、“廣甲”，以及更加強大的“開濟”、“鏡清”、“寰泰”等二等巡洋艦。自裴萌森接掌船政大印後，船政更進一步，建成了近海防禦鐵甲艦“平遠”和當時頗為新潮的魚雷巡洋艦“廣乙”、“廣丙”和“福靖”等艦，徹底告別了“兵商兩用船”的落伍套路，使得船政所造之船在質量上有了一輪飛躍。
當然，淮系勢力的滲入和船型的改變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原本被稱為“死黨”的沈葆楨-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並且越擴越大，最終導致沈左二人反目。與沈葆楨撕破臉後的左宗棠對於自己親手創辦的船政的態度每況愈下，由恩轉怨，開始暗中蓄積力量，準備對淮系勢力控制下的船政痛下殺手來。
曾經的死黨反目成仇是誰之過？
按道理來說，被曾國藩評價為“死黨”關係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之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可最終卻分道揚鑣、釀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悲劇結局。要說是誰的過錯一時間還真不好說，之前的某些人將左宗棠和沈葆楨交惡的原因歸結到了李鴻章對他二人的挑撥離間、從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麼？
左宗棠辦船政最初的初衷是要在規模上和場面上壓倒他的政治宿敵曾國藩和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局，成為總理天下船政事務的全國性機構，船政籌辦速度陡然加快和曾、李師徒在上海黃浦江畔建廠造船不無關係。而船政籌辦初具規模後左宗棠要的所謂的“軍艦”也僅僅是平日運貨，戰時作戰的兵商兩用船，這與真正的軍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左宗棠這個“船政之父”對船政這個“孩子”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而沈葆楨對船政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沈葆楨在船政最初的五年計劃中就看出了兵商兩用船絕非中國海防所需要的軍艦，並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對左宗棠的錯誤盡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腦海裡，中國海防需要的利器始終是清晰的——那就是鐵甲艦。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沈葆楨和左宗棠的嫌隙開始擴大。更要命的是，鐵甲艦還有一個忠實的中國“粉絲”，這個人恰恰就是李鴻章，由於當時主張購買鐵甲艦的呼聲在官場上明顯出於少數派，同時沈葆楨和李鴻章還是丁未年科舉的同年進士，所以沈葆楨和李鴻章很容易的就走到了一起，就鐵甲艦的問題上互為奧援，形成了一個南北同盟。
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其妻——林則徐之女林普晴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沈葆楨奉旨“欽差辦理臺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組織船政艦隊赴臺與日軍抗衡。船政手裡船不少，但卻沒有可用之兵，本地綠營部隊戰鬥力不值一提，達不到威懾的效果，所以沈葆楨只好拉下老臉向各省督撫請調陸軍隨他赴臺。但令他失望的是：督撫們顯然不願意為沈葆楨做嫁衣，都紛紛給沈葆楨吃了或硬或軟的釘子，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幾乎陷入絕望的沈葆楨最後求助已經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原本對此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純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的沈葆楨卻意外的得到了李鴻章爽快的迴應：原駐紮在江蘇徐州的淮系銘軍精銳唐定奎部十三營6500人被借給沈葆楨去威嚇日本人，並且表示：如果這些兵不夠用，淮軍可以再出十九營。得此喜訊的沈葆楨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貧兒暴富”。和李鴻章這位翰林院同窗的關係就更進一步了，這更進一步的遭致左宗棠的不滿和嫉恨。
同樣是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上，左宗棠力主對被阿古柏佔據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購買鐵甲艦的李鴻章撞了個滿懷。原本就不怎麼對付的兩人再次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因為以當時中國的財力，不管是買鐵甲艦還是對西北用兵，應付一項已是勉強至極，更別說同時照顧兩項。所以不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都視對方的行為為“搶錢”行為，是決不會後退一步的。而此時的沈葆楨是以李鴻章的堅定盟友的面貌出現在這場大論戰中，並且堅決反對左宗棠為新疆用兵而向英國銀行借高利貸的主張，使得左宗棠為此大為光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巖出面為西征貸款做擔保（當然胡雪巖也不白乾，非但虛報了向匯豐銀行所借六筆貸款的利息額度，而且又從銀行多收的利息中收取大比例的回扣，讓朝廷多掏了288.3萬兩的利息銀還不算，自己從中撈取了總共537.82萬兩的純利，“奸商”本色可謂一覽無遺），沈左關係進一步惡化。
沈葆楨堅決要購買鐵甲艦，左宗棠對此始終是不滿的，即便是到了1879年沈葆楨病逝後，這種不滿依然在左宗棠的心中淤積不去。他在寫給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楨的字）之明豈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對於沈、李二人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憤憤不平，一有機會就會加以抨擊。1880年，他又在信中寫道：“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日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
最終藉著和沈葆楨的同年關係逐步將勢力滲透進船政的李鴻章
1875年後，沈葆楨離開船政大臣的位置北上就任兩江總督，同時因為和李鴻章建立起來的親密合作關係，沈葆楨之後的三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吳贊臣、黎兆棠均出自李鴻章的幕下，眼見淮系勢力逐步滲透進了船政，自己中意的船型被棄用不造，再想起自己當年對沈葆楨有“知遇之恩”的左宗棠心頭對沈葆楨的不滿達到了極致，而李鴻章對日意格所選的船型“老舊”的批評，在左宗棠看來也是李鴻章借批評日意格來抽他的大嘴巴。咽不下這口惡氣的左宗棠伺機反撲，意圖從淮系手中重新奪取船政的控制權。
寧可買次品，也不全給船政造！
沈左反目與其說是李鴻章挑撥的“功勞”，還不如說是左宗棠出於自己的私利，忽視了沈葆楨的抱負和訴求，最終硬生生的將自己的“死黨”推給了李鴻章。聯繫到左宗棠在官場上那狼藉的人際關係和口碑，因此本廠長毫不客氣的講：沈、左交惡，主要責任該由左宗棠自己來負。
不過站在左宗棠的角度，他當然不會坐視淮系勢力滲透船政，因此他也在時刻關注著船政的動向，並尋找著下手的機會。
1881年10月28日，當了幾個月的軍機大臣，成天在軍機處鼓譟不已，吹噓自己西征之功，吵得只要他在軍機處就無法正常辦公的左宗棠被“鬼子六”的一紙調令轟到了兩江總督的任上。當他於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正式抵達江寧就任，並奉旨辦理南洋海防事宜。此時的船政大臣正是出自李鴻章幕僚的黎兆棠，船臺上正在建造的是船政所建第一艘2800馬力巡洋艦“開濟”號。
開濟號巡洋艦
出乎意料的是，左宗棠對這條沒有貨倉的軍艦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十分熱心的表示將採用“開濟”號的設計為南洋水師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艦，另外他和湘軍水師出身的長江水師提督彭玉麟謀定要為長江水師建造一批小型炮艦，要求船政和江南製造局兩大造船機構各自提出方案以供他參考，擇優而取，建造數量可能是十艘。這筆單子，用今天時髦的一句話來說，簡直就是一筆軍火大單，不論對船政還是對江南，都是極具誘惑力的。
就造船實力而言，船政的能力在江南製造局之上，所以船政大臣黎兆棠對這筆大訂單志在必得，在左宗棠就任兩江總督之前彭玉麟提出長江炮艦的設想之時就已經責成設計部門根據彭玉麟畫出的長江小炮艦的草圖，提交了一份不含火炮的單價每艘16萬兩的炮艦設計方案並獲得了彭玉麟的首肯。而江南製造局提交的方案體量相當，唯獨報價要比船政的方案高出3萬兩。這筆大單花落誰家似乎已有定論。
但是左宗棠決策的結果卻令黎兆棠甚至是遠在天津的李鴻章感到失望。四艘“開濟”級巡洋艦船政只分得兩艘的建造訂單，另兩艘由左宗棠做主通過他在西征過程中結識的德國泰萊洋行經理福克轉包給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德國霍華德造船廠（這家造船廠如今以建造206、209、212、214等一系列性能優異的潛艇而聞名），經過一系列“節約成本”的操作，霍華德船廠給出的不含炮位的報價為每艘27萬兩。比船政的報價30萬兩每艘為低，但是如果算上建成後回航中國所產生的的費用，這個價格還是要比船政的報價為高。並且中間商福克為了省錢賺取差價而導致霍華德船廠承建的兩艘名為“南琛”和“南瑞”的巡洋艦性能較“開濟”號有了不少的縮水。比如沒有采用一臺2800馬力的主機而是用兩臺1400馬力的主機充數，導致兩艦的最高航速只能達到14.5節而非“開濟”號的16節。兩艦採用了較易被腐蝕的鐵殼船體而非開濟所採用的鐵殼外包木殼的雙重船體，因此導致“南琛”、“南瑞”二艦的總體質量不如“開濟”，更無法和由船政承建的、後來被命名為“鏡清”和“寰泰”二艦比肩（“鏡清”和“寰泰”在試航的時候分別跑出了17和18節的高速，令在場的所有人都瞠目結舌，要不是此時左宗棠已經作古，否則定將無地自容）。
“開濟”級“偷工減料版”的“南琛”號
很明顯，左宗棠將兩艘“開濟”級巡洋艦的工程包給德國人來幹完全是個得不償失的昏招，但是他為何甘願出此昏招背後的原因，除了要還德國人福克在西征中出力的“人情”外，對船政的不滿顯然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另一方面，關於彭玉麟想要的小炮艦，即便船政的報價比江南製造局為低，並且江南製造局當時自1875年起已經有7年多沒有建造過一條軍艦，造艦能力值得懷疑。左宗棠還是決策將長江炮艦的訂單給了江南製造局，並且聲稱江南製造局的方案預算高於船政的原因是“只期工料堅實、費不宜省”（就算是預算超標了，那也是因為用料好不省錢所致）。對船政提交的那個物美價廉的方案，則選擇性的遺忘之，左宗棠對船政的不滿情緒再一次的表現出來。當然了，這些只是毛毛雨，真正的疾風暴雨還在後頭。
“船政之父”差點掐死船政的最後狠手
1883年10月22日，船政承建的“開濟”號巡洋艦建成，經過試航證明合格後由南洋派來的管帶何心川指揮北上江寧，在航行過程中遭到颶風侵襲，根據管帶何心川的報告，“開濟”艦上的抽水機均不合用，導致艦內積水，殃及主機停轉，只好就近靠岸搶修了三晝夜才得以恢復動力，返回船政修理。時任船政的張夢元要求何心川修改報告，絕口不提抽水機不合用而改為因颶風導致軍艦受損。
左宗棠接到報告後立刻上奏朝廷，藉此事對“開濟”號的質量大加鞭撻，抨擊船政“儼如居賈者以劣貨售人，一出門則真贗皆弗顧。故一經風浪，百病業生”。緊接著又在“開濟”的技術參數上大做文章，稱“開濟”設計吃水一丈七尺，實際卻達到一丈九尺。設計航速每小時可以航行百里，但是到兩江實測只有九十多裡。最後居然以“鏡清”、“寰泰”的報價只有30萬兩，而當初建造“開濟”的預算則為40萬兩為由顛倒是非，稱“開濟”最初的預算30萬兩，居然實際耗費了40萬兩，明指船政背後有徇私舞弊之行為。最後感慨道“臣昔年奏設船政，原為自強之計，具有深意”，“聞近年該局員匠愈趨愈下……均不似昔年規模”，遂要求嚴行申飭船政大臣，革退不力的員匠，大有重奪船政河山的架勢。
但是接替張夢元擔任船政大臣，奉旨調查此事的何如璋卻一點也不給左宗棠面子，在就任後迅速展開對此事的調查，並很快得出了結論：10月23日“開濟”起航遇到暴風的時候，艦上原本有五臺抽水機，完全可以應付艦內積水的情況。但是管帶何心川因不熟悉機器，處置失當，竟導致艙底抽水機的密封橡皮被熱水浸化而導致五臺抽水機全部失靈，時任船政大臣張夢元要求何心川重寫報告完全是出於好心、為了顧及兩江的面子，免得大家都下不來臺。原本是官場的人之常情，更何況張夢元事後立刻給左宗棠寫信告知實情，並要求兩江再派熟練的管帶來接替何心川，左宗棠也接到了張夢元的信表示知道此事並就此事回了信，所以左宗棠以何心川的報告為由攻擊船政純粹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至於“開濟”的技術參數偏差，何如璋得出的結論是左宗棠無理取鬧：吃水竟用魯班尺單位硬套工部營造尺單位；航速竟用英里單位來硬套法國的海里單位；至於“開濟”的造價為何比“鏡清”、“寰泰”高10萬兩，何如璋也以建造“開濟”的時候，船政船臺需要擴建，以及付給法國方面的設計費等產生的費用皆要算進“開濟”建造成本為原因毫不客氣的加以駁斥，並稱左宗棠顛倒是非、居心叵測。
為船政仗義執言的何如璋
被何如璋啪啪打臉的左宗棠回頭就十分心安理得的將責任一股腦的全部推給了何心川，稱他是受了何心川報告的矇蔽，將何心川予以撤職了事，絕口不提張夢元之前寫給他的那封告知實情的書信的存在。事後證明船政建造的“開濟”艦質量毫無問題，但是由於左宗棠起先極力製造的負面輿論，所以參與監造“開濟”艦的所有有功人員都沒有按照慣例得到清政府的嘉獎。
縱觀整個“開濟”試航事件，左宗棠不可謂不知道實情，但還是對船政痛下殺手，全然不顧當年創辦船政積攢下的情誼。可見左宗棠這個“性情中人”缺乏大局觀念，辦洋務也只關心自己能夠控制的部分，對於自己失去掌控的則漠不關心甚至大加打壓，即便船政曾經是他一手辛苦創辦而起。這不得不說是因為左宗棠的性格以及為人方面的缺陷所引發的悲劇，以“船政之父”自居的左宗棠最後居然想親手扼殺自己的“孩子”，對船政百般打壓，後人每每看到此處不知會作何感想。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因為消化不良病逝於福州，蓋棺定論，對於左宗棠在創辦船政方面的貢獻，我們後人無疑是要肯定和紀念的，功勞誰也抹殺不掉。但是或是因為歷史侷限性，或是因為其個人的性格缺陷而對船政乃至中國近代海防所產生的的負面影響，也是我們後人值得深思和總結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於左宗棠這個“性情中人”，過多的吹捧神化或者一味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畢竟首先他是那個時代造就出來的人物，身上有著那個時代給他的烙印。其次他也是那個時代裡的異類，不容於主流的後果難免造成性格上的偏激，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貢獻和阻礙都已經成了不可改變的事實，左宗棠不暇自哀而我們後人哀之，更要哀而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