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株洲只有兩條街，都是麻石路，街邊多是木板房，房子又舊又破。鎮上汙水橫流、蚊蠅猖獗。巴掌大的鎮子外是雜草叢生的菜地和臭水塘、臭水溝。剛剛進駐株洲的第一屆市委班子看到這般景象是頓感淒涼。在來時的船上心中的理想是豐滿的，下船後眼前的現實是骨感的。不過他們心中的夢想並沒有被無情的現實所擊碎。
五個年輕的市委委員來到株洲開始辦公後不久，就有一個叫羅立洲的本地人找上門來。他發現新政府下發的公文裡把株洲寫成了“株州”。他說中國有很多地名都帶個“州”字，這主要是因為那些地方在歷史上曾經設立過州郡，而株洲在歷史上從來都沒有設立過州郡。株洲的“洲”指的是湘江中的沙洲，株洲原名“櫧洲”是因為此地臨江且多櫧樹和沙洲，後因“櫧”、“株”同音，櫧洲也就逐漸變成了株洲。政府很快就採納了羅立洲的建議將“株州”改成了“株洲”。
株洲解放街
1951年6月28日，市委五人組相約來到鎮北的制高點——位於湘江邊的奔龍山山頂（今株洲神農公園內）。他們在山頂看著些許破敗的小鎮，開始暢想和規劃著株洲的未來，那是展露豪情的歷史一刻。他們想著要在清水塘建重化工業基地、想著將來要在湘江上建一座大橋來開發河西......這時忽然有人說：“先別想那麼遠，我們眼下應該先修一道防洪大堤，然後再修一條通往長沙和湘潭的公路。”是啊！此時的株洲與外界的聯繫全靠鐵路和湘江，連一條像樣的公路的都沒有，而且汛期來臨的時候江水總是倒灌入鎮子裡的建寧港，鎮上百姓屢受其害。如果水患不除、道路不通，前面的那些設想就永遠是一張圖紙。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株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幕就在這條防洪大堤上拉開了。
當申請城市建設的資金到位後，修堤工程正式啟動。令市委市政府的年輕幹部沒想到的是，市民們聽說新政府要修河堤，而且幹部們還親自上了工地，他們的熱情立刻被點燃了，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許多市民是自願來工地搞義務勞動，有個叫王子壽的木材商人還為工程捐獻了急需的木材。人心有時就是這麼簡單，由此我們也理解了為什麼五個赤手空拳來到株洲的年輕共產黨幹部就能推動一段歷史的車輪。
在這次修堤過程中由於沒有經驗，還是出現了險情。當大堤快要收口的時候突然發了大水，卻正趕上砂石用盡。此時上堤視察的是總工會主席吳佔魁，他果斷命人用麻袋裝糧食，拼了命也要將口子收攏。三百多擔穀子就這樣去用來堵了口子，在糧食短缺的50年代初，做出這樣的決斷是要有一定膽量和魄力的。
有句話說得好：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當時修堤最缺的還是工程技術人員。解放初期全國的識字率只有20%，工程技術人員更是鳳毛麟角，特別是在株洲這種小地方上哪去找工程技術人員？時任修堤委員會主任的張犀文一夜急白了頭，而時任株洲重點工程設計工作的葉先荃則臨危受命：一定要找到一個懂行的人。可能是天無絕株洲之路，葉先荃還真的在鎮上找到了這麼一位專業人士。此人叫唐新鼎，是民國時期的鐵路設計工程師。當葉先荃找到他時，唐新鼎說這段時間看到鎮上的火熱勁兒自己早就坐不住了。就這樣，在唐新鼎的主持下大堤終於於1952年建成，同時還建成了建寧閘，解決了江水倒灌株洲的問題。
1952年1月，株洲向湘潭專署遞交了修建株易公路的計劃。同年9月，株洲成立了株易公路築路委員會， 副市長李章任指揮長。在修堤過程中嶄露頭角的唐新鼎也被選入了指揮部，繼續參與株易公路的設計工作。到1953年5月，短短8個月時間，全程23公里的株易公路全面竣工，株洲終於有了第一條公路。
株洲解放街
這時大家可能不禁要問，唐新鼎這樣的專業人才為什麼會出現在株洲這樣的小地方？難道是上天特意做的安排？最後還是唐新鼎給大家講述了一段塵封的往事。原來，唐新鼎是一顆埋藏了15年的種子，15年之後他才真正綻放出了奪目的光彩，這也是天意吧。他是當年國民政府派駐株洲的設計師，他們曾經要負責籌建一個項目——東方魯爾區。在1936年，國民政府曾準備利用株洲鐵路樞紐的優勢，派出規劃隊並聘請外國專家到株洲鎮進行考察，籌劃建立“株洲工業區”，這個想法主要是源自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按當時的規劃，他們準備在株洲建成冶金、鋼鐵、煉焦、化工、機車、軍工、水電等一系列基地。後因抗日戰爭的爆發，當唐新鼎剛到株洲的時候，這個計劃就擱淺了。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曾準備重啟這個計劃，但此後又爆發了內戰，使得國民政府在株洲的工業夢破滅，“東方的魯爾區”終成泡影。從1936年起，國民政府先後在株洲啟動了4個工業項目：株洲兵工廠（331廠前身即今天的中國航發南方工業有限公司）、株洲機車廠（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前身）、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總廠和永利湘公司。後面兩個項目都因戰爭之故半途而廢，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土之中。
在當時的奔龍山頂矗立著一座水塔——永利水塔。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座水塔隱匿著一段歷史塵封中的工業宏圖。1937年7月底，平、津淪陷。永利制鹼公司總經理範旭東準備將自己的工業遷往大後方，他派他的總工程師——著名化學家侯德榜到株洲考察建立新廠即永利湘公司。侯德榜認為賀家土地處湘江之濱，臨近白石港最好泊船、交通便利，於是擬定計劃在賀家土籌建水泥、玻璃、硫酸和煉焦廠。1938年，永利公司在賀家土徵地2800多畝。1944年，從美國進出口銀行借款1600萬美元，1946年開始施工，但由於戰亂，計劃夭折，湘江邊上的“永利碼頭”和奔龍山上的“永利水塔”成了永利公司在株洲的絕響，也成了株洲“魯爾區”藍圖的印記，永利水塔也孤寂地藏匿著這段擦肩而過的歷史機遇。
照片右側的建築物就是永利水塔
1936年10月8日，由宋子文牽頭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宋子文、張靜江、陳果夫、俞大維、熊式輝等十九人為董事。公司與德國奔馳汽車公司簽訂技術轉讓合同，合同約定：由奔馳公司向中國汽車製造公司提供7000輛載重2.5噸的柴油汽車零配件，在中國組裝整車，以後逐漸實現汽車全部零件的國產化。1937年底，宋子文帶隊來株洲考察廠址，最後將總廠的廠址選定在緊靠粵漢鐵路的報亭子（石峰區九郎山村），佔地13.3萬平方米，先後建有辦公樓、廠房、發電廠、宿舍和食堂等。1938年，一大批汽車配件從德國運到株洲，開始組裝生產2.5噸載重柴油汽車，命名為“中圓牌”。同年，株洲總廠因多次遭日機轟炸，被迫將設備轉移至廣西、四川和香港，株洲總廠就此關閉。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重新啟動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總廠的建設，地址仍在原先選址的報亭子，但該項目終財力不濟而再次中止，也結束了國民政府在株洲的汽車工業夢。
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總廠的界碑
唐新鼎的講述給年輕的市委五人組帶來了許多的遐想。在民國時期，株洲已經錯過了一次發展的機會，而站在五星紅旗下的他們又能否等到下一個機會並牢牢地抓住它呢？說不定還真就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