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朱元璋真的只殺富人不殺窮人嗎？'

文/行在陽秋

朱元璋因為虐殺官員、讀書人、士大夫，一向是一些人的偶像，彷彿把富裕階層滅了，他們就能活好了似的。實際上，朱元璋連富裕階層都能輕易虐殺，虐殺貧民自然更不在話下，而他也確實虐殺了大量貧民，北大李新峰先生的《紀事錄箋證》可以讓你大開眼界。

近年來簡體中文網絡颳起了一股大帝風潮：追捧康熙怒斥群臣，津津樂道雍正猛操文官群體，一本正經猛喊東林黨誤國，鉚足了勁鼓吹朱元璋朱棣雄圖大略。

精神帝王和精神閹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鄭重其事地論證公公和主子多麼操勞多麼有功。他們的核心論述可以歸結為：

1、文官群體上阻聖明下虐百姓，國家貧弱收不上稅、百姓貧困民不聊生，都是他們的錯。

2、皇帝英明神武愛民如子，為蒼生社稷計揮動鐵拳打擊官僚集團，拯民於水火，救國於未然。

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大帝代表百姓利益，狠狠打擊了官僚集團。我們是百姓，所以得吹大帝。

不得不承認，都9102年了，有些中山先生普及過的常識，還得繼續普及；有些孔子孟子講過的道理，還得再講一遍。

畢竟，從秦始皇到溥儀的兩千多年，足以種下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對明初二祖（太祖，成祖）的各種吹捧和崇敬，就是一種亟待診治的病症。朱元璋屠戮功臣，今天已經成了所謂還利於民；朱棣的窮兵黷武和血虐文臣，似乎也成了盛世景象。

明朝是由一個無所憑恃、獨立發展壯大的武裝集團建立的，本身沒有藉助任何外部勢力的幫助，也沒有與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結盟。

所謂明朝“得國最正”的說法雖然是很扯淡的自我宣傳，但是反映了一個事實：朱元璋及其集團擁有無與倫比的無制約權力和無遠弗屆的社會控制力。

朱元璋開局一個碗，天下全靠撿

雖然“驅除韃虜”之後民間普遍過得還不如韃虜時代，但“恢復中華”畢竟可以當話術來用，在得國之初給人一種唐宋復興的錯覺。然而，從君主角度考量，朱元璋的破壞性能量要遠遠大於唐宋，縱劉邦也不能與之比擬。

唐初李氏立國還需要藉助貴族階層和關隴集團，以及冒領老子後裔的神權圖騰；宋朝皇帝更是隻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得已而讓渡一部分權力；劉邦打敗項羽本質上是依靠了反項聯盟，登基之後他不得不再一步步剷除這些盟友（韓信，英布，彭越，盧綰，臧荼）。

洪武大帝朱元璋則有不然。其賴以起家的基本盤乃是自己募來的淮右子弟兵，唯二尚需借重的外部勢力（郭子興餘部，巢湖水軍）也在渡江前後被他迅速火併蠶食，南京立國之後高築牆廣積糧，坐待各個對手自相攻伐，而後大殺四方各個擊破。

朱元璋權力來源的單一、權力基礎的穩固，給予了他強大的自信心態，乞丐生涯的陰影又造成了執拗的行事風格，於是他廢丞相，屠功臣，劣化社會，奠立了一整套僵化的政治體制，埋下了明朝滅亡的深層基因。

朱元璋行使權力的深度、廣度和密度，可說是前無古人，其影響甚至延續至今。一個簡單的例證是，明代以前，紋身是中國人的一大癖好，甚至不無尊貴之意。朱元璋以帝王之尊怒斥紋身是淫蕩下流，從此我們的意識裡就排斥紋身，這個局面直至近二十年來才有所逆轉。

朱元璋注視著你

舊史不乏朱元璋愛民的記載，比如《明太祖實錄》裡一番上帝視角的聖旨：“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安養生息之。”這段話初讀起來感動，再讀就是毛骨悚然，頗有“Be fruitful, and multiply”的意味：其實這是在告誡子孫後代不要殺雞取卵，而不是站在百姓角度追求國富民泰。此其一。

其二，朱元璋不只屠戮功臣和官員，殺起平民來他也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有兩部原汁原味的史料一直值得研讀：《保越錄》和《紀事錄》。

前者徐勉之著，記載了朱元璋胡大海部於至正十九年（1359）年進攻紹興的前前後後，其中不乏“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所載不盡者，悉皆焚之，或棄水中，深山窮谷，無所不到，數十里之內，蕩然一空”這樣的恐怖主義實錄。

出自明初老兵俞本的《紀事錄》則記載了罕為人知的屠民事件：

上以應天府所屬上元、江寧二縣之民與胡惟庸為黨，將男婦長幼悉屠之。遷山東、山西無產業之民，量其多寡給屋居之，名曰‘順民’。

短短一段話記載了至少兩個事實：朱元璋以胡黨案為由，大開殺戒；以頂層設計為考量，大肆強制移民。如果說後者還是眾所周知的話，前者就是鮮為人知了。

洪武二十三年詔書雲：“二十三年，京民為逆，僇其半，以半遷之化外。”（祝允明《野記》第502頁）此即陸容《菽園雜記》引周敬心言“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之本。

北大李新峰的《紀事錄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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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朱元璋早在洪武中期已對全體京民深為怨恨，但所殺主要為胡惟庸、郭桓直接涉事人，到洪武二十三年胡黨大爆發時才大肆屠戮。“半遷之化外”，就有南京人移民雲南實邊的歷史在內。今天雲南不少人仍然族譜追溯到南京，當年朱太祖大開殺戒的血腥記憶猶在。

你吹捧朱元璋，不怕成了他的“順民”？

其三，朱元璋幹掉的官員，真的都是殘民虐民的壞種？不見得。清廉任事如方克勤，直言進諫如鄭士利，年高德劭如劉三吾，苦口婆心如葉伯巨，都是無端得咎。詩壇上的“明初四傑”甚至無一善終，高啟只不過寫了首諷刺詩就被腰斬於市。

鍵盤朱學家恐怕不敢也不願去統計，朱元璋殺了多少無辜的讀書人。貧民富民都是人民，士農工商都是百姓，硬說讀書人都是國家蠹蟲、殘虐百姓，你怕是時空穿越到了韓非子時代。

朱元璋的寶貝兒子朱棣，比之其父堪稱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在拙文《建文改制研究》中曾經指出，建文時代本已實行的紓解民困、還政文治的諸多舉措，到永樂年間遭到全面廢止。

朱棣五出漠北、六下西洋，遷都北京大興土木，造作大報恩寺一擲千金，在在加重平民負擔，甚至還引發了唐賽兒起義這樣聲勢浩大的民變。至於其屠戮宮女、折磨讀書人，更是流傳深遠的朱元璋2.0版。

朱鴻先生在《明成祖與永樂政治》一文中便藉助朝鮮史料，雄辯地指出朱棣實患有癲癇癔症。硬扯朱棣也勤政愛民，也是妄想迷思。

朱棣有可能是癲癇病患者

今天吹捧明初二祖的人，其實只不過在鸚鵡學舌秦始皇時代的功德碑，把一切繁榮和進步都歸之於皇帝。其實經濟學的常識足以告訴我們，自然的經濟增長會自然地使大多數人受益，古代朝廷往往不但不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本身；得把自然增長的部分扣除了，才談得上朝廷的作用；得把皇帝的義務扣除了，才談得上皇帝的功勞。

只要朝廷不過分榨取、擾民，人口和財富就會自然地增加。朱元璋都懂的道理，你為什麼不懂？中國人的幸福全靠自己奮鬥，並不是誰的恩賜。

本文觀點總結如下：

第一，古代的大帝“愛民”，最多是嘉慶抄走和珅家產，帝王幹掉潛在的“貴族”，屁民最多分到一點殘羹剩飯（更多情況下是連殘羹剩飯也沒有）。“抑兼併”和“不抑兼併”本質是統治集團爭奪“兼併權”，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歷代通例。

第二，歷代皇帝治國的真實目的和指導思路都藏在《商君書》裡。奉勸文言文好的大帝粉絲多讀讀這本百代禁書，再來崇拜皇帝不遲。當然，如果你不是屁民，你肯定從小閱讀《商君書》，這句話當我沒說。

最後，這也許是反對“大帝崇拜”的最重要理由：人應當有自衛能力，不應當一直乞求別人的保護。以自由換取安全，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連安全也無法保障。At the mercy of 除了“受人憐憫”，也還有“任人擺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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