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養殖個體影響如何？技術壁壘的大幅提升！
目前的疫病防控舉措，無非是從格局車流、物流、人流的流動入手。從具體的防控體系建設措施上看，規模化養殖場，尤其是大型養殖集團，較散養戶更具有防控優勢。
例如，車流方面，為了杜絕車輛感染，養殖場可以建設中轉站及二級洗消中心，可以自己購置汽車專車專用；物流方面，為了降低飼料原糧的傳染風險，則利用自產飼料的優勢對飼料進行高溫制粒及悶罐燻蒸；為防止種豬流動帶來的傳染風險，憑藉自身育種體系的建設，減少對外引種、外購仔豬等豬隻流動。人流方面，依靠自身的技術廠長解決豬場的疾病問題，而不需要流動的外部獸醫人員幫忙解決問題。
而這些舉措，很多是個體養殖戶，乃至不少中小規模化養殖場都無法做到的。就算能夠做到，但能不能執行並堅持下去，同樣是對行業管理水平的一項新的挑戰。
雖說非洲豬瘟不問豬場大小，專挑安全隱患和漏洞，但如果有隱患卻無法解決，那就必然意味著相對高風險。從管理能力來看，我們認為，非洲豬瘟疫情風險最大的是將養殖作為兼職的散養戶。這類養殖戶，不僅不少仍在使用泔水飼餵，而且其兼職特性也註定了無法做到最大限度的人流物流隔離，是受非洲豬瘟疫情衝擊最大的群體。即無法適應現代半封閉式工業化養殖模式的傳統養殖戶，是最先被市場所淘汰的。
其次，對於中小規模化養殖場而言，雖然能夠做到基本的封閉半封閉養殖體系，但是像大型養殖集團那樣能完善的洗消、隔離、飼料防控體系，也是力有不逮。甚至包括一些大型養殖場，雖然能夠建立嚴密的防控體系，但能不能長期堅持執行，同樣是對其管理水平的一項嚴峻挑戰。
因此，我們認為，此次非洲豬瘟帶來的不僅是行業的恐慌與產能的去化，更為重要的是，它將進一步提升產業的進入門檻，尤其是技術門檻，無法適應現代高強度疫病防控體系的養殖場，不論大小，均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
二、對養殖區域影響如何？“南豬北養”趨勢暫緩！
一直以來，國內生豬養殖業一直存在產區與銷區之分。隨著養殖規模化的發展，過去幾年，國內生豬養殖行業呈現出一個明顯的“南豬北養”的趨勢。具體表現在以河南、山東為代表的主產區其生豬養殖出欄量佔全國生豬出欄量的比例在逐步提升。尤其是2016年起，東北三省在全國生豬出欄的佔比開始有明顯提升。
這主要是因為從2015年起，養殖環保政策收緊，養殖產能加速從南方向北方轉移。
2015年4月，國務院《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首次提出，2017年底前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提前一年完成。隨後，11月，農業部發布《關於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佈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明確南方四大水網地區生豬養殖的不同發展任務。2016年4月，農業部在《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中，將全國劃分為限制發展區、潛力發展區、重點發展區、適度發展區，並明確不同地區的發展任務。10月，農業部、環保部聯合發文《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確定禁養區的劃分依據。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再次強調，在2017年底前，各地區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
隨著2017年關停期限的過去，環保對於養殖場（養殖小區）的關停壓力似乎有所緩解。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進入2018年，環保政策並沒有顯著放鬆的跡象。如果說2017年，環保政策的收緊，更多的是加速供給的退出，影響最大的是行業的減量。那麼，從2018年起，環保政策更多的是抬高行業進入門檻，影響更大的是行業的增量。
根據農業部所做出的全國生豬發展規劃（2016-2020），南方除了西南地區以外，華中、華南、華東等省均被劃為約束髮展區。而華北、西南、東北等地，則被劃為潛力增長區及重點發展區。隨著禁限養區環保關停工作的開展，環保壓力巨大的華中、華南、華東一代的生豬養殖，則加速向具備飼料原料成本優勢的華北、東北轉移，尤其是東北，更是成為各大養殖集團重點佈局的方向，進一步加速了國內“南豬北養”的趨勢。
但是，隨著當前非洲豬瘟疫情的出現，我們預計將極大的暫緩這一趨勢。
首先，產銷分離的模式不利於疫情防控。國內本身就存在產銷區的差別，因而需要大範圍的進行生豬調運。環保限產之後，養殖產能加速向北方轉移，更是加劇了南北產銷區生豬調運的需求。而車輛運輸，正是非洲豬瘟疫情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也是為何非洲豬瘟發生之後，農業農村部迅速叫停國內生豬調運的主要原因。但單純叫停生豬調運，打破了國內生豬流通市場的均衡，產銷區之間出現極大的供求扭曲。即產區生豬賣不出去，價格深度虧損，而銷區生豬調不進來，養殖暴利的尷尬局面。
基於現實矛盾，一方面，養殖集團需要反思過去幾年基於產區土地、環保資源為中心的佈局戰略，重新調整自身的佈局，放緩在北方主產區的產能建設，適度加強在南方的養殖規劃。例如，東北地區本來是溫氏股份的佈局方向之一。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之後，公司即表示在東北地區的養殖規模總體以維持現狀為主。在禁止跨省調運下，公司也將會適當調低產量。
另一方面，政策導向也將開始發生改變。一方面，隨著疫情防控與保障豬肉供應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環保政策不得不做出讓步。為了保障市場正常供應，我們預計，南方水網地區的環保政策將從此前的一刀切式關停逐步向在滿足環保要求的前提上鼓勵發展，適當增強銷區的自我供給能力。另一方面，為了控制疫情傳播，政策上可能將採取區域聯防聯控的方式，每一個聯防聯控區域中既包含產區也包含銷區，將大範圍的生豬長途運輸變成區域間調運，一定程度上降低生豬調運對疫情防控的巨大壓力。2019年3月7日，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六省正式建立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區域化防控聯席制度。目的即在規範生豬及其產品的調運監管以及保障區域內生豬產銷平衡。
其次，北方，主要是東北地區還未能建立完備的疫情防控體系。東北地區養殖規模化，起步較晚。例如，年出欄生豬1-49頭的養殖戶數量，東北三省佔全國同等出欄規模的比例差不多在2013、2014年達到頂峰，然後回落。而養殖規模化較快的河南，其同等規模的養殖戶數量在全國的比例則一直在下降。49-100頭規模的養殖結構也呈現同樣的模式。
從數據上看，東北地區相對於全國的規模化進程是從2013-2014年才開始加速的。起步時間晚，意味著不論是政府還是養殖戶，在生豬產業經營，尤其是疫病防控、應對領域的經驗積累相對較少。而近10多年來，國內比較嚴重的重大疫病，只有2006-07年的藍耳病，2011年的仔豬腹瀉病，2011年之後就再無重大疫情出現。因此，若養殖經驗只有5-6年，雖然經歷了豬價週期的波動，但是對於疫情防控經驗必然缺少足夠感受。因此，驟然加速的“南豬北養”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讓當地的疫病防控體系出現破綻。這也是為何非洲豬瘟傳入國內之後，東北受影響程度較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不論是從企業自身投資選擇，還是從政府政策引導上看，隨著非洲豬瘟疫情的出現，過去幾年推動“南豬北養”的因素在減弱，“南豬北養”的趨勢大概率將會放緩。
三、對養殖模式影響如何？模式需要全面升級！
（1）、養殖模式規劃：封閉及分散養殖，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在非洲豬瘟常態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控制成本，將讓位於如何更有效的防範疫情，成為所有經營者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也將帶來產業一系列的變革與升級。
首當其衝的就是該如何規劃自己的經營模式。目前，行業主流的經營是“公司+農戶”與自繁自養。
我們曾在《生豬生豬養殖分析框架之三——產業結構如何變遷？》中指出，“公司+農戶”模式符合環保、社會化服務、扶貧等政策引導方向，投資規模較自繁自養模式小，符合商業擴張邏輯，並且已經被國外龍頭企業史密斯菲爾德證明其可行性，將是未來國內生豬養殖模式的主流模式。而從疫病防控角度出發，單就經營模式而言，我們認為，“公司+農戶”的封閉及分散經營，更有利於疫情的防控。
對於大型規模化養殖場而言，由於單一豬場養殖規模大，生豬對外銷售頻繁，每月甚至每週都需要對外銷售生豬，人員車輛來往密集，感染疫情的風險反而較高。例如，一個年出欄10萬頭的養殖場，假設平均出欄，每輛運豬車能夠容納150頭生豬，則其每週僅生豬銷售就需要13輛（次）車輛往來。而運豬車由於頻繁接觸各個養殖場，正是最重要的病毒攜帶群。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出現防控漏洞，不論是疫情感染下對疫點的撲殺還是疑似疫情下的清廠式出欄，均將對養殖場造成重大損失。
在此前的行業報告中我們指出，“公司+農戶”雖然是未來產業發展的主流，但是其仍有兩大不可克服的弊端。一是其對企業的管理能力要求要遠高於自繁自養模式，二是其生產效率要低於自繁自養模式。這本質上均是源自於農戶的小規模經營模式。但自繁自養的重資產屬性意味著極度依賴於持續的外部融資，因此，從生產效率和資金籌措角度出發，“公司+農戶”與自繁自養模式殊途同歸，行業最優解將是“公司+規模化養殖場”。若從疫情防控角度出發，也會發現，非洲豬瘟疫情的出現，更是將推動行業加速向“公司+規模化養殖場（家庭農場）”的方向進行升級。具體而言：
在 “公司+農戶（家庭農場）”模式下，首先，合作農戶是依託於養殖集團的防疫體系，能夠充分利用養殖集團提供的防控體系便利。其次，根據生豬生長特性，育肥只需要5-6個月，因此，從事育肥的合作農戶只要5-6個月就可以完成一個養殖週期，完全可以做到封閉養殖。只要管理好，做到“全進全出”和完全封閉養殖，就可以大幅降低感染概率。
對養殖場而言，一方面，通過育肥環節外包，減少了與外界車輛的接觸，降低了感染風險。另一方面，育肥環節通過農戶養殖實現相對分散分佈，意味著即使合作農戶出現疫情，對養殖場整體出欄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一方面，對於自繁自養的大型養殖集團而言，單體數十萬頭規模的大型養殖場，則必然在養殖風險的分散上存在劣勢。因此，我們認為，對於自繁自養模式下的大型養殖集團而言，應該適當的降低養殖場養殖規模。如唐人神，公司雖然採用自繁自養模式，但在具體經豬場建設上，則是“1+5”的養殖場結構。即以1個萬頭母豬場帶動5個萬頭育肥場。這種經營結構，有點類似於“公司+農戶”，將仔豬生產與生豬育肥相分離，並將育肥階段的生產規模分散化，降低疫病防控壓力。
另一方面，對“公司+農戶”模式而言，企業需要做的，是幫助合作農戶建立起完整嚴密的防控體系。若合作農戶規模過小，無疑將大幅提升公司的管理成本，乃至提高出現管理漏洞的概率。一般而言，有一定規模的家庭農場，其從事養殖的時間相對較長，疫病防控意識較高，能更有效的配合及融入公司的防控體系，降低疫病發生的概率。
總之，隨著非洲豬瘟疫情的常態化，從疫情防控角度，不論是“公司+農戶”還是自繁自養模式，都需要進行模式升級，前者需要持續擴大合作農戶規模，後者需要育肥階段的分散化養殖，最終，殊途同歸，“公司+家庭農場（規模化養殖場）”是行業的最優解。
（2）養殖技術、管理體系也將經歷新一輪創新與升級
如前文所述，不論是從非洲豬瘟病毒的傳播路徑還是從防控體系的建設能力上看，相較於散養戶，大型養殖集團更具備防控優勢。至於優勢能不能轉化為實際效果，則取決於企業自身的執行及管理能力。因此，這是對公司整體經營思路與理念的升級。
例如，非洲豬瘟疫情的防控，關鍵在於能夠長期堅決堅持落地執行，及時消滅安全隱患。而單純依賴養殖員工的工作主動性，難免時間一長就容易出現懈怠。因此，一方面需要強化企業的分享文化，用充分的激勵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各類智能化、信息化設備、系統的應用，以精細化的系統管理來查疏堵漏。
又例如，目前的防控體系是基於現有的養殖場環境而建立的。而當前的養殖場建設是基於降低成本、滿足環保要求的思路。但是在非洲豬瘟常態化下，養殖場的建設就需要將疫病防控體系的建設給考慮在內。這樣，養豬場的設計就需要進一步的完善。
四、對豬週期有何影響？豬價漲幅更高，持續時間更長！
（1）、藍耳疫情，帶來超長豬週期
2006 年5 月以來，江西鄱陽湖周邊許多豬場突然暴發藍耳病。初期大多發生在外購仔豬育肥、不養母豬的豬場，後蔓延到自繁自養豬場。由於當時多疫情認識不足（07年才正式確診）、無害化處理意識缺失，生豬和肉品流動並未受到限制，導致該病傳播速度很快，7月底8 月初開始陸續在江西、湖南、廣東、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暴發，隨後傳至我國絕大部分養豬地區。據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官方報道，具不完全統計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天津、安徽、江蘇、內蒙古8個省2006年發病初期至9月，發病豬生豬數量為212萬頭，至少有40萬頭豬死亡，到2006年底發病生豬達到379.8萬頭，死亡99.8萬頭。
2007年1月農業部最終確定病因，並命名為“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同時疫苗的研發和生產也在加緊推進，到2007年5月疫苗開始生產並在全國投入使用，疫情也因此得到有效控制。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2007年1-5月，全國有22個省份先後發生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疫情，發病豬4.59萬頭，死亡1.86萬頭，撲殺0.58萬頭；截止2017年12月9日，共有26個省份的310個縣市發生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疫情，發病豬31.26萬頭，死亡8.21萬頭，發病和死亡數比2006年減少90%以上。
而隨著藍耳疫情的出現，國內迎來了一輪超級大週期。2006年開始的那輪豬價上漲週期，以月度均價衡量，從2006年的5月開始持續上漲至2008年3月份，歷時22個月，豬價更是從5.96元/公斤上漲至17.38元/公斤，漲幅高達191.61%，持續時間及漲幅均為20年來之最。
（2）、本輪週期豬價漲幅有望更高，持續時間更長
從當前情況來看，我們認為，非洲豬瘟的影響大概率會超過藍耳病：1）當前產業的養殖密度高於06年藍耳病時期；2）非洲豬瘟的病毒亞型多，變異快，傳播渠道多且更難控制；3）非洲豬瘟疫苗研發難度更大。
因此，我們認為，在疫苗出現之前，非洲豬瘟將極大的改變養殖戶的風險收益比，導致養殖戶的補欄積極性不足。在疫情持續存在的背景下，地方性的限運政策大概率也將長期存在，從而會導致在未來豬價上漲之後，養殖戶的補欄積極性大概率低於以往週期，從而導致本輪週期上漲時間持續的更長。具體而言：
1、週期高點：過去幾輪週期中，國內生豬價格的不斷在上漲中創了新高，而且2006年以來的三輪豬價上漲週期中，豬價從底部算起漲幅均在100%左右甚至更高。尤其是2006年有藍耳疫情所點燃的豬價上漲週期，以月度均價衡量的價格漲幅更是高達191%！充分體現了疫情衝擊之下，生豬價格供求失衡下的價格彈性。目前，歷史豬價高點為2016年的6月份，達到約21元/公斤的高價。本輪週期中，受豬產能去化程度更深，預計高點將達到25元/公斤，部分地區甚至將超30元/公斤。
2、上漲持續時間：歷史來看豬價上漲持續時間在1-2年，2006年在藍耳病的影響下持續22個月。而沒有嚴重疫情擾動的2010年和2014年的上漲則17個月和25個月。預計在非洲豬瘟的影響下，行業補欄能力及生產能力將持續受到影響，由此延緩產能恢復節奏，預計本輪週期上漲時間將持續2-3年。
五、對產業結構有何影響？行業集中度加速提高，產業剩者為王！
每次疫情都是對行業第一次洗禮。2006年那場高熱病疫情，也帶來了養殖結構的改變。
最核心的在於中小規模場由於防範能力較弱而大量退出，中大規模場則依託其防疫優勢乘機擴張，養豬產業的規模化進程在2006年藍耳病之後顯著加速。
從數據來看，年出欄量50-100頭的小規模場在2002-2006年快速擴張，僅四年的時間數量就增加了一倍，但是06年藍耳病爆發之後，2007年的數量出現了小幅下滑，減少了4100戶，此後小規模場的增速也大幅放緩。而2006年之後，具有防疫優勢的中大規模場和大規模場的數量則開始加速提升，2007和2008年更是這10多年來最高增速。該兩組數據的對比反映出2006年的藍耳病提高了生豬產業的養殖壁壘，導致了產業的規模化進程加速。
那麼，面對此次非洲豬瘟，什麼類型的企業才能活下來，成為最後的勝者呢？我們認為，在產業剩者為王的格局下，應該重點關注養殖企業的抗打擊能力以及生產恢復能力。具體表現四個方面：1、養殖模式：“公司+農戶”相對優於“自繁自養”；2、生產基地佈局是否分散？3、補欄能力：包括公司的種豬存欄佈局及規模。4、融資能力。
養殖模式前文已有闡述，不再贅述，對於後面三點，具體而言：
1、生產基地佈局：抗風險能力上，除了公司自身的防控體系建設外，生產基地及產能佈局也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若產能分佈集中在疫情嚴重省份，則感染機率就相對較高。尤其是北方產區養殖密度高，更容易出現病毒攜帶者交叉感染傳播的現象。另一方面，疫情多發地區，不僅生豬調運，甚至包括仔豬、種豬調運都容易受到政策干擾。當前從中央層面已經大幅放鬆生豬調運的限制，但是預計部分地區的地方政府在執行上仍將延續相對嚴格的把控力度。這就給基於產區佈局而非銷區佈局的企業帶來生產及銷售上的壓力。因此，只有產能分佈分散，且生產基地並非疫情嚴重省份的企業，其受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就越小。
2、補欄能力：企業的補欄能力受種豬群規模及佈局的影響。當疫情出現在自身生產基地附近時，有些大型養殖場為了防範風險，會對疫點附近的養殖場進行清廠式出欄，以避免風險與潛在損失。甚至是個別豬場出現了非洲豬瘟而不得不進行集中撲殺的情況出現時，只要擁有足夠的後備乃至核心種豬群，也能保證通過在其他非疫區通過釋放自身種群產能而使得自身整體生產能力不受太大沖擊。不至於出現豬價漲了，而自己卻沒豬的尷尬局面。而且，由於當前種豬調運也並不完全通暢，相對分散的核心種群佈局，也能保證公司的補欄恢復能力。後備種群規模越龐大、分佈越分散的企業，其補欄及生產恢復能力就越強。
3、融資能力：生豬養殖是重資產行業，企業的生存和擴張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儲備及融資能力。在最差的情況下，若企業因非洲豬瘟疫情而損失慘重，但足夠的財務寬鬆度，是讓企業保留元氣，浴火重生的最後依仗。
來源：天風證券；農產品期貨網轉載本文僅為傳播更多信息為目的，並不表示本網認可文中作者觀點。若轉載文章作者有認為本網有不妥之處，請致電本網010-51289506聯繫，本網將立即與您磋商並解決相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