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感到困惑，不明白這世界今天是怎麼回事，明天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個修車的老頭花二十分鐘就賺走了我半日薪水，一個月收入等於我一年工資，難怪他嘮叨著："漲價有什麼不好?沒漲價我吃貼餅子棒面粥，漲了價我吃大魚大肉。別說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騎著車想，這不算什麼，當年莫吉里揚尼不也是用他那無價的畫稿去向擺小攤的老婆子乞換一塊麵包，才得免於餓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一位畫家朋友對我說："如今不是凡·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現代生活的確像一條匆忙躦程的急流，誰都被這條急流裹著向前，不復有寧靜的沉思，閒適的享受，潛心的精神創造。德爾斐神廟的神諭"認識你自己"已被新的時髦箴言取代："時間就是金錢!"除了賺錢，人們不知拿時間做什麼用。難道現代人有真正賞心悅目的娛樂嗎?我常常嘆息：旅遊業不知敗壞了多少風景，電視機不知培養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已是一個典型形象。人的肉體曾經與土地血肉相連，技術文明把它們隔離了開來。人的靈魂曾經有神話或宗教作為家園，科學理性把它從中放逐了出來。汽車、電視、旅遊和性成為現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費對象，但這一切並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所以愈是現代性的思想家，其實愈浸透著一股"發思古之幽情"的感傷。他們或嚮往古希臘的審美國度，或懷念中世紀的牧歌生涯，或羨慕東方式的宗法情趣。透過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聽到同樣的呼聲--對性靈生活的呼喚。
有人曾同我爭論：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設現代物質文明，然後才談得上療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問道：難道幾代人的靈魂尋求是無足輕重的嗎?我承認我不是理直氣壯，因為我能感覺到時代的兩難困境：野蠻的符咒尚未掙脫，文明的壓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權貴貪慾的膨脹使得腐敗叢生;另一方面，金錢力量的崛起導致精神平庸。鑑於前者，仁人志士戮力於改革、開放和振興之舉;面對後者，哲人賢士呼喚著性靈、愛心和淨化之道。文明與野蠻的決戰猶未見分曉，超越與沉淪的對峙已拉開序幕。積弊時弊並存，近憂遠慮交集。此時此刻，治國者固然身臨千鈞一髮的險關，運思者何嘗不是肩負莫衷一是的難題?
也許，為了文明徵服野蠻，性靈只好承受技術的壓抑。為了金錢戰勝權力，精神只好經歷市場的沉淪。怕只怕文明與野蠻握手言歡，金錢與權力狼狽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災難。物質上的貧富懸殊已經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嘗不也發生著兩極分化?好在一個人只要耐得貧困，自甘寂寞，總還可以為靈魂守一塊家園，不致在這紛紛擾擾的世界上流離失所。認清貧困和寂寞乃是心靈高貴者在這個時代的命運，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近些年來，我在哲學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狀 態，使哲學關心人生根本，把哲學和詩溝通起來。尼采研究無非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學術表達方式而已。當然，我不否認，閱讀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時起作用的還有我的氣質、性格、經歷等因素，其中包括我過去的讀書經歷。
有的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有的書改變了個人命運。回想起來，書在我的生活中並無此類戲劇性效果，它們的作用是日積月累的。我說不出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什麼，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說，有一些書，它們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我的心靈歷程中留下了痕跡。
我承認我感到困惑，不明白這世界今天是怎麼回事，明天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個修車的老頭花二十分鐘就賺走了我半日薪水，一個月收入等於我一年工資，難怪他嘮叨著："漲價有什麼不好?沒漲價我吃貼餅子棒面粥，漲了價我吃大魚大肉。別說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騎著車想，這不算什麼，當年莫吉里揚尼不也是用他那無價的畫稿去向擺小攤的老婆子乞換一塊麵包，才得免於餓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一位畫家朋友對我說："如今不是凡·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現代生活的確像一條匆忙躦程的急流，誰都被這條急流裹著向前，不復有寧靜的沉思，閒適的享受，潛心的精神創造。德爾斐神廟的神諭"認識你自己"已被新的時髦箴言取代："時間就是金錢!"除了賺錢，人們不知拿時間做什麼用。難道現代人有真正賞心悅目的娛樂嗎?我常常嘆息：旅遊業不知敗壞了多少風景，電視機不知培養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已是一個典型形象。人的肉體曾經與土地血肉相連，技術文明把它們隔離了開來。人的靈魂曾經有神話或宗教作為家園，科學理性把它從中放逐了出來。汽車、電視、旅遊和性成為現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費對象，但這一切並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所以愈是現代性的思想家，其實愈浸透著一股"發思古之幽情"的感傷。他們或嚮往古希臘的審美國度，或懷念中世紀的牧歌生涯，或羨慕東方式的宗法情趣。透過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聽到同樣的呼聲--對性靈生活的呼喚。
有人曾同我爭論：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設現代物質文明，然後才談得上療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問道：難道幾代人的靈魂尋求是無足輕重的嗎?我承認我不是理直氣壯，因為我能感覺到時代的兩難困境：野蠻的符咒尚未掙脫，文明的壓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權貴貪慾的膨脹使得腐敗叢生;另一方面，金錢力量的崛起導致精神平庸。鑑於前者，仁人志士戮力於改革、開放和振興之舉;面對後者，哲人賢士呼喚著性靈、愛心和淨化之道。文明與野蠻的決戰猶未見分曉，超越與沉淪的對峙已拉開序幕。積弊時弊並存，近憂遠慮交集。此時此刻，治國者固然身臨千鈞一髮的險關，運思者何嘗不是肩負莫衷一是的難題?
也許，為了文明徵服野蠻，性靈只好承受技術的壓抑。為了金錢戰勝權力，精神只好經歷市場的沉淪。怕只怕文明與野蠻握手言歡，金錢與權力狼狽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災難。物質上的貧富懸殊已經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嘗不也發生著兩極分化?好在一個人只要耐得貧困，自甘寂寞，總還可以為靈魂守一塊家園，不致在這紛紛擾擾的世界上流離失所。認清貧困和寂寞乃是心靈高貴者在這個時代的命運，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近些年來，我在哲學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狀 態，使哲學關心人生根本，把哲學和詩溝通起來。尼采研究無非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學術表達方式而已。當然，我不否認，閱讀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時起作用的還有我的氣質、性格、經歷等因素，其中包括我過去的讀書經歷。
有的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有的書改變了個人命運。回想起來，書在我的生活中並無此類戲劇性效果，它們的作用是日積月累的。我說不出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什麼，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說，有一些書，它們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我的心靈歷程中留下了痕跡。
中學畢業時，我報考北大哲學系，當時在我就學的上海中學算爆了個冷門，因為該校素有重理輕文傳統，全班獨我一人報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裡數學課代表，理科底子並不差。同學和老師差不多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誤入了歧途。我不以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輩子生活在與人生無關的某個專業小角落裡。懷著囊括人類全部知識的可笑的貪慾，我選擇哲學這門"凌駕於一切科學的科學"，這門不是專業的專業。
然而，哲學系並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學課程很快就使我厭煩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學生之一，"不務正業"，耽於課外書的閱讀。上課時，課桌上擺著艾思奇編的教科書，課桌下卻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讀得入迷。老師課堂提問點到我，我站起來問他有什麼事，引得同學們鬨堂大笑。說來慚愧，讀了幾年哲學系，哲學書沒讀幾本，讀得多的卻是小說和詩。我還醉心於寫詩，寫日記，積累感受。現在看來，當年我在文學方面的這些閱讀和習作並非徒勞，它們使我的精神趨向發生了一個大轉變，不再以知識為最高目標，而是更加珍視生活本身，珍視人生的體悟。這一點認識，對於我後來的哲學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個人在青春期讀些什麼書可不是件小事，書籍、友誼、自然環境三者構成了心靈發育的特殊氛圍，其影響畢生不可磨滅。幸運的是，我在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國文學名著、才華橫溢的摯友和優美的燕園風光陪伴著我，啟迪了我的求真愛美之心，使我愈發厭棄空洞醜陋的哲學教條。如果說我學了這麼多年哲學而仍未被哲學敗壞，則應當感謝文學。
我在哲學上的趣味大約是受文學薰陶而形成的。文學與人生有不解之緣，看重人的命運、個性和主觀心境，我就在哲學中尋找類似的東西。最早使我領悟哲學之真諦的書是古希臘哲學家的一本著作殘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尋找過自己"，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未經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猶如抽象概念迷霧中聳立的三座燈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學古老航道。我還偏愛具有懷疑論傾向的哲學家，例如笛卡兒、休謨，因為他們教我對一切貌似客觀的絕對真理體系懷著戒心。可惜的是，哲學家們在批判早於自己的哲學體系時往往充滿懷疑精神，一旦構築自己的體系卻又容易陷入獨斷論。相比之下，文學藝術作品就更能保持多義性、不確定性、開放性，並不孜孜於給宇宙和人生之謎一個終極答案。
長期的文化禁錮使得我這個哲學系學生竟也無緣讀到尼采或其他現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學時，只偶爾翻看過蕭贛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因為是用文言翻譯，譯文艱澀，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學畢業以後很久，才有機會系統閱讀尼采的作品。我的確感覺到一種發現的喜悅，因為我對人生的思考、對詩的愛好以及對學院哲學的懷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應。一時興發，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譯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餘。現在，我正準備同尼采告別。
讀書猶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塊耽得太久也會膩味的。書是人生的益友，但也僅止於此，人生的路還得自己走。在這路途上，人與書之間會有邂逅，離散，重逢，訣別，眷戀，反目，共鳴，誤解，其關係之微妙，不亞於人與人之間，給人生添上了如許情趣。也許有的人對一本書或一位作家一見傾心，愛之彌篤，乃至白頭偕老。我在讀書上卻沒有如此堅貞專一的愛情。倘若臨終時刻到來，我相信使我含恨難捨的不僅有親朋好友，還一定有若干冊知己好書。但儘管如此，我仍不願同我所喜愛的任何一本書或一位作家廝守太久，受染太深，喪失了我自己對書對人的影響力。
我承認我感到困惑，不明白這世界今天是怎麼回事，明天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個修車的老頭花二十分鐘就賺走了我半日薪水，一個月收入等於我一年工資，難怪他嘮叨著："漲價有什麼不好?沒漲價我吃貼餅子棒面粥，漲了價我吃大魚大肉。別說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騎著車想，這不算什麼，當年莫吉里揚尼不也是用他那無價的畫稿去向擺小攤的老婆子乞換一塊麵包，才得免於餓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一位畫家朋友對我說："如今不是凡·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現代生活的確像一條匆忙躦程的急流，誰都被這條急流裹著向前，不復有寧靜的沉思，閒適的享受，潛心的精神創造。德爾斐神廟的神諭"認識你自己"已被新的時髦箴言取代："時間就是金錢!"除了賺錢，人們不知拿時間做什麼用。難道現代人有真正賞心悅目的娛樂嗎?我常常嘆息：旅遊業不知敗壞了多少風景，電視機不知培養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已是一個典型形象。人的肉體曾經與土地血肉相連，技術文明把它們隔離了開來。人的靈魂曾經有神話或宗教作為家園，科學理性把它從中放逐了出來。汽車、電視、旅遊和性成為現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費對象，但這一切並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所以愈是現代性的思想家，其實愈浸透著一股"發思古之幽情"的感傷。他們或嚮往古希臘的審美國度，或懷念中世紀的牧歌生涯，或羨慕東方式的宗法情趣。透過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可以聽到同樣的呼聲--對性靈生活的呼喚。
有人曾同我爭論：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設現代物質文明，然後才談得上療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問道：難道幾代人的靈魂尋求是無足輕重的嗎?我承認我不是理直氣壯，因為我能感覺到時代的兩難困境：野蠻的符咒尚未掙脫，文明的壓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權貴貪慾的膨脹使得腐敗叢生;另一方面，金錢力量的崛起導致精神平庸。鑑於前者，仁人志士戮力於改革、開放和振興之舉;面對後者，哲人賢士呼喚著性靈、愛心和淨化之道。文明與野蠻的決戰猶未見分曉，超越與沉淪的對峙已拉開序幕。積弊時弊並存，近憂遠慮交集。此時此刻，治國者固然身臨千鈞一髮的險關，運思者何嘗不是肩負莫衷一是的難題?
也許，為了文明徵服野蠻，性靈只好承受技術的壓抑。為了金錢戰勝權力，精神只好經歷市場的沉淪。怕只怕文明與野蠻握手言歡，金錢與權力狼狽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災難。物質上的貧富懸殊已經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嘗不也發生著兩極分化?好在一個人只要耐得貧困，自甘寂寞，總還可以為靈魂守一塊家園，不致在這紛紛擾擾的世界上流離失所。認清貧困和寂寞乃是心靈高貴者在這個時代的命運，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近些年來，我在哲學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狀 態，使哲學關心人生根本，把哲學和詩溝通起來。尼采研究無非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學術表達方式而已。當然，我不否認，閱讀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時起作用的還有我的氣質、性格、經歷等因素，其中包括我過去的讀書經歷。
有的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有的書改變了個人命運。回想起來，書在我的生活中並無此類戲劇性效果，它們的作用是日積月累的。我說不出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什麼，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說，有一些書，它們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我的心靈歷程中留下了痕跡。
中學畢業時，我報考北大哲學系，當時在我就學的上海中學算爆了個冷門，因為該校素有重理輕文傳統，全班獨我一人報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裡數學課代表，理科底子並不差。同學和老師差不多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誤入了歧途。我不以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輩子生活在與人生無關的某個專業小角落裡。懷著囊括人類全部知識的可笑的貪慾，我選擇哲學這門"凌駕於一切科學的科學"，這門不是專業的專業。
然而，哲學系並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學課程很快就使我厭煩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學生之一，"不務正業"，耽於課外書的閱讀。上課時，課桌上擺著艾思奇編的教科書，課桌下卻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讀得入迷。老師課堂提問點到我，我站起來問他有什麼事，引得同學們鬨堂大笑。說來慚愧，讀了幾年哲學系，哲學書沒讀幾本，讀得多的卻是小說和詩。我還醉心於寫詩，寫日記，積累感受。現在看來，當年我在文學方面的這些閱讀和習作並非徒勞，它們使我的精神趨向發生了一個大轉變，不再以知識為最高目標，而是更加珍視生活本身，珍視人生的體悟。這一點認識，對於我後來的哲學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個人在青春期讀些什麼書可不是件小事，書籍、友誼、自然環境三者構成了心靈發育的特殊氛圍，其影響畢生不可磨滅。幸運的是，我在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國文學名著、才華橫溢的摯友和優美的燕園風光陪伴著我，啟迪了我的求真愛美之心，使我愈發厭棄空洞醜陋的哲學教條。如果說我學了這麼多年哲學而仍未被哲學敗壞，則應當感謝文學。
我在哲學上的趣味大約是受文學薰陶而形成的。文學與人生有不解之緣，看重人的命運、個性和主觀心境，我就在哲學中尋找類似的東西。最早使我領悟哲學之真諦的書是古希臘哲學家的一本著作殘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尋找過自己"，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未經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猶如抽象概念迷霧中聳立的三座燈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學古老航道。我還偏愛具有懷疑論傾向的哲學家，例如笛卡兒、休謨，因為他們教我對一切貌似客觀的絕對真理體系懷著戒心。可惜的是，哲學家們在批判早於自己的哲學體系時往往充滿懷疑精神，一旦構築自己的體系卻又容易陷入獨斷論。相比之下，文學藝術作品就更能保持多義性、不確定性、開放性，並不孜孜於給宇宙和人生之謎一個終極答案。
長期的文化禁錮使得我這個哲學系學生竟也無緣讀到尼采或其他現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學時，只偶爾翻看過蕭贛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因為是用文言翻譯，譯文艱澀，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學畢業以後很久，才有機會系統閱讀尼采的作品。我的確感覺到一種發現的喜悅，因為我對人生的思考、對詩的愛好以及對學院哲學的懷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應。一時興發，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譯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餘。現在，我正準備同尼采告別。
讀書猶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塊耽得太久也會膩味的。書是人生的益友，但也僅止於此，人生的路還得自己走。在這路途上，人與書之間會有邂逅，離散，重逢，訣別，眷戀，反目，共鳴，誤解，其關係之微妙，不亞於人與人之間，給人生添上了如許情趣。也許有的人對一本書或一位作家一見傾心，愛之彌篤，乃至白頭偕老。我在讀書上卻沒有如此堅貞專一的愛情。倘若臨終時刻到來，我相信使我含恨難捨的不僅有親朋好友，還一定有若干冊知己好書。但儘管如此，我仍不願同我所喜愛的任何一本書或一位作家廝守太久，受染太深，喪失了我自己對書對人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