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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全國乃至世界各地人民都以各種形式紀念週恩來。對於如何紀念週恩來，作為“摯友兼愛妻”的鄧穎超有著明確的指示，也有著具體的做法。
“不需立紀念碑，搞什麼儀式”
1976年2月22日，正在訪華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夫人特地前往中南海西花廳拜訪鄧穎超。尼克松說：“我正在想如何才能正確地紀念週總理。我相信他不會喜歡立一個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紀念大樓。他要的是無形的建築，這比有形的建築更強大。”鄧穎超說：“紀念週恩來，不需立紀念碑，搞什麼儀式。我們現在見面，對周恩來最好的紀念是促使中美兩國關係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使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連綿不斷繼續發展。”
“為了紀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見”
1898年周恩來誕生在淮安市駙馬巷內。解放後，周恩來多次要求淮安縣委將駙馬巷的舊居處理掉。1973年11月17日，周恩來又讓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打電話到淮安縣委辦公室，正式傳達關於處理舊居的三條指示：一、不要讓人去參觀；二、不準動員住在裡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壞了不準維修。1974年8月1日，周恩來見到侄媳孫桂雲時，又當面詢問“三條”的執行情況。孫桂雲彙報說：“都執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計找上門來，實在沒有辦法。”周恩來問：“把房子拆了，你們搬個地方住，行嗎？”在場的鄧穎超表示支持，說：“拆遷吧，我們給錢。”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當年11月25日，當鄧穎超從侄兒、侄媳處知道淮安縣委準備整修周恩來故居的消息後，她親筆寫信給侄兒、侄媳並讓他們代轉淮安縣委：
……我作為周恩來同志的家屬，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懇切地要求縣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並以此信轉達屆屆縣委，避免今後再出此事。關於修整周恩來同志故居，過去曾被多次阻止。懇請縣委領導同志們，為了紀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見的辦法。對於群眾的願望和要求，請向他們作解釋工作，說服他們，請他們予以理解，並表示感謝。
我們要以一切行動聽指揮，來作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千萬不可各自為政，自作主張，才符合黨和人民的願望和要求。我的意見和要求，務請縣委領導同志予以考慮批准，給以答覆為盼!專此，致以革命的敬禮!
1978年3月5日，經江蘇省委批准，周恩來故居正式對外開放。鄧小平題寫門匾：“周恩來同志故居”。
1992年1月，距周恩來故居兩公里遠的周恩來紀念館落成。請鄧穎超出席落成典禮的邀請信發到北京後，鄧穎超正在住院，決定不去參加落成典禮。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年夏天江蘇水災重，淮安那裡又是重災區，小六(指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在中央黨校都聽過淮安抗洪救災代表的報告，所以一定要請當地領導人把周恩來紀念館的開館儀式降到最低規格。”
“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館”
1982年，為編輯出版《周恩來傳》，中央文獻研究室李琦、金衝及等人前往西花廳聆聽鄧穎超的意見。當寫作組同志詢問中共六大以後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鬥爭為什麼沒有暴露時，鄧穎超說：“我們的住處只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住過哪些地方我不願意說，不然將來又要搞出許多故居來。”鄧穎超還說：“恩來同志是反對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對的。當然中央決定要搞別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對，但至少我可以反對搞我們兩個人的故居。我將來死後留下的遺囑中要說：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們的故居。”
1982年6月17日，鄧穎超致信黨中央，對身後事做了安排，第一條就是：“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生前就反對的。”1982年11月5日，鄧穎超在寫給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的信中，又強調：“我和周恩來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應仍交公處理，周恩來同志和我歷來反對搞我們的故居。”
儘管周恩來、鄧穎超反對搞故居紀念館，但目前關於周恩來的紀念場所全國各地有近40家。就是在海外，也有很多紀念週恩來的場所。在1979年這一年內，就有3個國家建立了周恩來紀念場所：4月,日本京都嵐山建立了周恩來詩碑，這是世界上第一座周恩來詩碑。5月，朝鮮在咸興興南化肥工廠矗立了周恩來銅像，這是朝鮮全國唯一的外國領導人銅像。10月，巴黎市政府在戈德弗魯瓦街17號小旅館外牆上設立了周恩來紀念牌。紀念牌是一塊綠色大理石，上面鑲嵌著周恩來銅質浮雕頭像，銅像下面刻著鄧小平親筆題寫的“周恩來”三個中文金字，並配有法文說明：“周恩來，1922年至1924年在法國期間，住在這所房子裡。”紀念牌落成時，正在法國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時任法國總統德斯坦共同為紀念牌揭幕。德斯坦在儀式上說：“要對這位從不希望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表示敬意。”
“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來鄧穎超在上海思南路上的“周公館”生活戰鬥了近3個月。1979年“周公館”修復並建立為紀念館。
1981年6月5日，鄧穎超重返周公館。參觀結束後，鄧穎超要求紀念館不要稱“周公館”，要改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鄧穎超指出：“當年我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中共代表團這個名字不能拿出來，現在是我們人民的上海呀，共產黨領導下的嘛!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光輝的名字拿出來。”1982年鄧穎超在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同志時，要求他們向有關方面轉達自己的意見：“思南路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那是我們到南京後，在上海建的一個活動點。當時用別人的名義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來同志的名義，所以人們叫它周公館。實際上，除了周恩來外，董老(董必武)、羅邁、(陸)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裡。陳家康、喬冠華、龔澎住在三樓。來來往往許多人都住過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過來，叫它中共駐滬辦事處還是合適的。”
根據鄧穎超的意見，上海市及時把紀念館更名為中共駐滬辦事處紀念館。
“不借他的榮譽作為你們的榮譽”
1913年至1917年，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就讀了4年。鄧穎超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習時，曾經來南開中學看過周恩來演的新劇。1978年，周恩來青年時代在天津革命活動的紀念館在南開中學的東教學樓建立並開放。葉劍英題寫館名。
1983年9月6日，鄧穎超專程從北京來到南開中學。當她走進周恩來當年上過課的二樓東四教室，坐在周恩來曾經坐過的第一排座位上時，對陪同人員說：“當年周恩來坐在這兒學習過，到現在六七十年之後，我還倖存著，我今天坐在他曾坐過的地方，也來當一名學生，太幸運了。”鄧穎超在學校禮堂同南開中學千名師生見面，並發表講話：“你們說，你們不願拿周恩來母校作為你們的驕傲，這一點太好了，我太贊成了!周恩來在學校是普通的學生，在共產黨是普通的黨員，在國家領導人中間是人民的公僕。你們懂得這一條，不借他的榮譽作為你們的榮譽，你們有這樣好的謙虛的美德，這樣優良的品質，我看了高興極了!80年代的青年，要像你們所說的，要自治、自學、自覺，要有理想，要有志氣，要有道德，要有知識，要有才幹，要有專長……”
“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
從1938年到1946年，除1939年和1943年兩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後長達5年的時間裡，鄧穎超都生活戰鬥在重慶。1958年，紅巖革命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1961年，紀念館公佈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7年以後，一些報刊不斷地發表紀念週恩來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這樣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曾經到街上叫賣《新華日報》。鄧穎超認為此事可能與史實有些出入。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並沒有到街頭賣過報紙。1978年8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重慶紅巖紀念館同志時，就周恩來是否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到重慶大街上叫賣過報紙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這是你們紅巖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後來，相關同志回重慶後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得到的情況是：1941年2月6日，周恩來從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辦公地曾家巖時，有人向他報告，一批國民黨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得知情況後非常氣憤，當即前往憲兵連，向憲兵連長提出抗議，並要求把扣留的報紙無條件歸還，但憲兵連長有恃無恐，拒不理睬。周恩來表示，如果不退還被無理扣留的《新華日報》，他就堅決不離開憲兵連。就這樣，周恩來等人站在2月的寒風裡，一直在小巷裡堅持了幾個小時。最後，周恩來的舉動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憲兵連長只好歸還了扣留的《新華日報》。得到這些已經過了上市時間的報紙後，周恩來在同志們的簇擁下離開那條巷子。一路上，圍觀者甚眾，周恩來遂把手中的《新華日報》散發給那些關心皖南事變真相的群眾。調查結束後，重慶方面的同志向鄧穎超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表示：“總理叫賣過報紙，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讓人感到周總理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藝術的高超。”此事得到確認後，鄧穎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這樣寫了，但歷史是不容摻半顆沙子的!”
1985年10月13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來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81歲的鄧穎超當起陪同人員的“導遊”，向陪同人員一一指點，某間房屋是作何用的，某張照片是何時照的。她說:“你們知道我和周恩來同志在紅巖辦事處辦公室大樓門前照的那張照片的意思嗎?當時日本飛機來空襲，一顆炸彈扔在辦事處辦公大樓門前的溝裡，把樓都震壞了。敵機離去後，我和周恩來同志就拍了這張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轟濫炸，我們也要在這裡堅持戰鬥下去，我們是炸不走的!”說到這裡，鄧大姐風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話說:“不然的話，我們照像做啥子喲!”她強調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啊!”
10月14日，鄧穎超走進紅巖村。對紀念館內的陳列，她說:“這要實事求是。當年革命鬥爭很激烈，條件十分艱苦，一是本來東西就不多，二是許多東西沒有保存下來，不要想當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儘量還歸歷史本色，這樣才能給後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作為我的遺作，是對恩來的回憶和緬懷”
1992年7月，鄧穎超在北京逝世。新華社於1997年3月4日全文轉發了鄧穎超的遺作——《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
該文3400字，寫於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廳海棠花盛開之際，由鄧穎超口述，工作人員趙煒、高振普紀錄。鄧穎超囑咐工作人員：“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歡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們認為可以發表就發表，作為我的遺作，是對恩來的回憶和緬懷。否則，就燒掉。”
這篇遺作是鄧穎超紀念週恩來的特有的方式，也表現了對周恩來特有的感情。84歲高齡的鄧穎超在文中深情回憶了她與周恩來相識相知相戀和相伴度過的數十年崢嶸歲月。鄧穎超對周恩來的懷念之情在文中自然流露、隨處可見：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彷彿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哪裡去了啊？我認為你一定隨著春天溫暖的風，又踏著嚴寒冬天的雪，你經過春風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跡，已經深入到祖國的高山、平原，也飄進了黃河、長江，經過黃河、長江的運移，你進入了無邊無際的海洋……
該文最後一句為：“我寫的這一篇，既不是詩，又不是散文，就作為一篇紀念戰友、伴侶的偶作和隨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