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檔案中的周恩來：讓國民黨歎服
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周恩來
從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到“旅歐共青團”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都有著20歲左右在歐洲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大都在上世紀初留法勤工儉學;他們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輝：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趙世炎、王若飛、李富春、陳毅、聶榮臻、蔡暢、陳延年、李立三、李維漢、徐特立、何長工，他們不僅在國外學習了先進的知識，在實踐中增長了才幹，更認清了革命的方向，成為較早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先驅。
這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是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三人。1915年，他們組織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號召廣大青年去法國半工半讀，1916年又聯合法國政府成立了“華法教育會”。眾多渴望學習先進知識的青年人，懷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夢想，為了探求“供現在正求解放的中國”的良方，踏上了前往法國的輪船。
但現實是殘酷的。剛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失業情況非常嚴重，本地的工人尚且大批失業，更何況這些語言不通，又缺乏技術的中國學生了。更糟的是，主管留學事務的“華法教育會”以經濟拮据為由，在1921年1月宣佈同勤工儉學生們脫離經濟關係。生活陷入絕境的中國留學生們忍無可忍，先後幾次在北洋政府駐法使館前請願示威，要求解決生活經費問題。偏偏在這個時候，里昂中法大學又拒絕錄取勤工儉學生。為了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勤工儉學生們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開展了“爭回里昂中法大學”的運動，通過與校方談判、遊行，甚至佔領校舍等方式奮起抗爭。儘管兩次行動分別在北洋政府的威脅和法國地方警察局的鎮壓下以失敗告終，但學生們的革命意志卻被磨練得更加堅強。信仰共產主義的旅歐青年籌劃成立革命組織的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以下簡稱“少共”)在巴黎成立，趙世炎任書記，李維漢負責組織工作，周恩來負責宣傳工作。成立後的“少共”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絡。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歐洲的名稱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旅歐共青團”)。會議還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以及其他議案，選舉產生“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下面設有共產主義研究會、學生運動委員會、華工運動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等工作機構。
成立巴黎通訊處
“少共”剛成立的時候，國內的革命形勢向他們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要與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以周恩來為首的“少共”積極貫徹該項政策，與國民黨總部在法國的代表建立了聯繫。負責在法國建立國民黨支部的王京岐，在給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部長孫鏡的工作報告中，大致介紹了當時雙方接觸的情況：“茲有請示者：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八十多名，月來探其組織頗稱完善，而其行動也與吾黨相差不遠，因斯二故，曾與多次接頭，前月十號特派代表赴巴黎參與他們的常年大會，他們大部分意見欲加盟本黨，或與本黨攜手合作。前天接他們的來信，特派二個代表來里昂會商一切，其結果如何，來日再報。”
1923年6月，周恩來親自率領“旅歐共青團”的代表來到里昂，與國民黨總部代表商談國共合作問題。次日，王京岐在給國民黨中央總部的報告中稱：“昨天開會結果很好，旅歐共青團八十餘人極端贊成本黨宗旨，一概加盟本黨。” 7月19日，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部長彭素民代表孫中山覆函王京岐：“查國內該團團員已有多數加入本黨，則對於旅歐該團亦自不須拒絕。”至此，國共旅歐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同年11月25日，國民黨旅歐支部在里昂召開成立大會，周恩來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在講話中，他指出一些國民黨員“雖然登記黨籍，但都不負責任，此類人實佔我黨(國民黨)最大多數，不唯普通黨員具有這一弊病，即使在歐的蔡孑民、王亮疇等黨內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著黨時，自稱老同志，不用時則專會反對黨的決議，甚至跟著別人作落井下石之舉，實為可悲。不能不承認本黨內存在著隱患。”這種切中要害的批評，對正在改組的國民黨是個極大的推動。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當選為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主任，李富春當選為宣傳部主任。在執行部部長回國期間，周恩來實際上成了國民黨旅歐支部的負責人。
周恩來為推動兩黨在歐洲地區的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也因此深受孫中山、彭素民等人的信任。在臺灣國民黨中央黨史館的檔案中，存有周恩來寫給總務部部長彭素民的兩封毛筆信原件(檔案號：環05038)，現摘錄如下：
總務部部長、素民同志先生：
前上一函，略報巴黎通訊處近狀，想達。
現時巴黎通訊處所屬黨員人數日漸增加，迄至昨日止已有三十六人，里昂方面亦日有起色。本來，巴黎通訊處之組織，在總部付與恩來之使命說，宜統轄全體法境內黨員。但目前事實略有變動，即里昂方面黨員數目亦瞬將和巴黎相等，兩地暌隔(縱編)，以一機關統率之，辦事頗感不便。故恩來與京岐支部長及在里昂諸同志函商之結果，鹹以里昂另設一通訊處為宜。准此，恩來當於本月17日晚將巴黎通訊處第一次大會開成，正式宣告通訊處成立。其所轄之範圍為巴黎及其附近地域之黨員，而里昂不與焉。茲將當晚開會情形略報告如下，並請於新選舉之職員加以任命為盼!
中國國民黨巴黎通訊處
第一次大會記要
1924.1.17於巴黎
……
通訊處大會情形略如上述，正式職員且已舉出，此後當由幹事會負責向支部報告其進行狀況，再由支部轉達總部。至此，恩來所受我總理中山先生及總部之組織巴黎通訊處的使命已告結束。謹此報告，望予鑑察!
專此 三民主義的敬禮!
巴黎通訊處籌備員周恩來
1924.1.18於巴黎
周恩來在這件檔案中所屬職位是“巴黎通訊處籌備員”。該職務是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實際負責任命的，委任狀全文如下：
委任王京岐為里昂中國國民黨分部籌備處籌備員，方棣棠為比國(比利時——編者注)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籌備處籌備員，周恩來、尹寬為巴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籌備處籌備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
這個通訊處究竟是何種組織呢?原來，由於中共旅歐黨、團員的加入，國民黨旅歐支部人數急增，黨員遍佈法國、英國、德國和比利時，但他們當中的絕大部分人員居住在法國。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國民黨黨員，國民黨中央總務部決定在巴黎成立國民黨巴黎通訊處，專管國民黨在法國的黨務工作，相當於國民黨在法國的支部。國民黨本來傾心於周恩來，希望他能夠擔任通訊處處長，但因周恩來集中精力從事中共旅歐黨團的工作，只同意接受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籌備員一職。
歐洲大陸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前後後
僅憑此報告，很難還原巴黎通訊處的建立過程，以及國共合作初期在歐洲大陸的真實情況。因此，筆者又查閱了中共方面的相關資料，發現了一份“旅歐共青團”給共青團中央的工作報告，時間是1924年1月7日，與前面周恩來所作的報告相距只有11天，因此兩份材料非常具有比較價值。通過這樣的比較，我們會發現許多值得玩味的歷史問題，可以讓我們更近距離地觀察歷史，獲得與以往不太相同的歷史認識。
首先，在歐洲大陸的國共雙方，對彼此的認知不盡相同。從前面的分析不難發現，國民黨對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旅歐中共人士十分看重，並委以重任。王京岐更是在給他父親的信中袒露了自己對周恩來“十二分”的欣賞：“本其過去工作，判斷他的智力、魄力——與夫將來之事業，不在汪(精衛)、胡(漢民)諸老同志之下。”反觀中共方面，“旅歐共青團”的成員對國民黨員的印象卻非常一般，在報告中稱：“旅歐的國民黨人，有能力的太缺乏人了，王京岐這個人能力無有而又狹隘”，故而認為“旅歐的國民黨實少起色的地方”。
其次，雖然共青團中央要求旅歐的同志全部加入國民黨，而且國共雙方也做了一系列商定，但實際上採取的是“分期加入若干人”的辦法。“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將原因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旅歐國民黨人甚少，我們的同志一時完全加入未免太現形，因為我們加入國民黨，還需保守我們的所屬組織之祕密。第二，我們的同志常常有許多新入團的人，研究與所受訓練都很淺，不宜一時令同志們完全加入。第三，內部訓練工作極為要緊，對外活動直接關係本團者亦需要人，全體立刻加入國民黨要增加許多工作，恐反荒蕪了自己的團務。”由此可見，“旅歐共青團”在執行國共合作政策的同時，既不忘本組織自身的獨立性，避免了組織被國民黨所吞蝕，同時也強調，最終“緩緩的仍是要做到全體加入的”，體現了“旅歐共青團”成員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對國共合作抱有著極高的熱情。
第三，從國共合作的實際運行層面來看，國民黨雖然在名義上占主導地位，但發揮作用的主要都是“旅歐共青團”的成員。在工作報告中，“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明確指出：“國民黨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成立支部，其中自然亦有我們的同志在幫助主持一切。而巴黎的通訊處，固是我們同志成立的，比國(比利時)通信處亦系我們同志主持，現我們同志又正在柏林創設通訊處”。報告之所以敢做這樣的預計，是因為“從現在形勢看來，將來國民黨在歐的活動，自然又要我們的同志替代他們做的”。
雖然周恩來不當巴黎通訊處處長，但考慮到巴黎通訊處的職能十分重要，所轄國民黨員以中共旅歐黨、團員居多，國民黨籍人士相對較少，加上主要工作由中共方面主持，所以周恩來認為，巴黎通訊處處長應由共產黨籍加入國民黨的同志擔任為佳，併力薦能力突出、正在比利時留學的聶榮臻擔任此職。而國民黨方面則想改用留法的國民黨籍人士做通訊處處長。經過雙方的反覆協調和周恩來的力爭，王京岐等人最終妥協，批准聶榮臻擔任國民黨巴黎通訊處處長。
巴黎通訊處是國共兩黨在歐洲大陸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典範。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旅歐革命人士的積極推動下，歐洲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但形成得較早，而且工作卓有成效。中共中央將其經驗作為國共合作成功的優秀範例，向各級黨組織推廣，國共合作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作者：馬思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