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交流
文丨李若愚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本月14日到15日，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於在北京舉行，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29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雲集北京。在眾多媒體高密度報道這次盛會之時，還有一位並非國家首腦的客人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那就是率領日本代表團來訪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二階俊博作為日本執政黨的大佬，不僅向習近平主席轉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親筆信，還向媒體表示：“日本應儘早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一員。”鑑於亞投行成立以來所取得的良好業績，有國家要求加入並非什麼新鮮事。但回憶起日本在亞投行籌備階段所流露出的抵制情緒，再聯想到如今日本執政黨的要人對亞投行的熱情，這種前倨後恭的態度轉變確實值得玩味。
這裡首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對中國認知的變化。在1951年舊金山會議之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美國長期是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決定者之一。在東亞地區，依託戰後經濟復興與日美軍事同盟，日本以美國代理人的身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發揮著地區核心國家的作用。且這一國際地位也讓日本十分受用。然而，201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到了2013年中國的GDP總量就幾乎達到了日本的2倍，如今中國已經是拉動亞太地區發展的最強勁動力。在短時間內喪失了東亞核心地位的日本想當然地把中國的發展視為對原有亞太秩序的挑戰。
由於中日兩國同處亞洲，在周邊政策上難免有所重合。比如中國重視和東盟國家的關係，而日本也想拉攏東盟成為其支持者。再比如為了推動亞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倡議建立亞投行，而之前日本已經牽頭設立了亞洲開發銀行。這種政策上的重合，使得日本產生一種中國的發展就是要與日本針鋒相對的戰略誤判，從而把中日間的競爭視為零和博弈，即認為中國的獲益必將意味著對日本國家利益的損害。
因此，在包括亞投行等問題上，日本往往“逢中必反”，唱衰中國。但正如中國在亞投行籌備階段所強調的，亞投行並非針對已有的亞洲開發銀行，而是對後者的補充。中國的發展也不意味著要損害日本的經濟利益，相反，是日方的一些舉措主動令本國坐失了享受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良機。如今二階俊博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來訪，及其對日本加入亞投行可能性做出的表態，說明比起當初的一味對抗，日本似乎能更加理性地認識中國的發展，及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日本的這個不可逆轉的現實。
促使日本做出改變的原因，一方面有中國這些年來堅持和平發展所取得成果的示範效應，另一方面也有國際局勢的變化，更直白一點說，就是美國因素的變化。根據《金融時報》當年的報道，是美國在亞投行籌備階段曾積極遊說大國不要參與其中。當時的日本也堅信，美國主推的TPP足以在經濟上匹敵中國發展所帶來的商機，美國的亞太再平衡足以在政治和軍事上遏制中國。如今，隨著特朗普的以外上臺，這些都成為了鏡花水月。
其實，早在亞投行籌備階段日本國內經濟界就曾對這一項目抱有濃厚的興趣，但最終由於政府的決策，日本才和亞投行的創始成員身份失之交臂。如今日本政府在亞投行問題上風向的轉變，也只是讓經濟問題迴歸到經濟規律上而已。這種務實的姿態固然令人欣慰，但絕不能被解讀為日本放棄追隨美國，“一面倒”地倒向中國。雖然安倍在親筆信中提到希望就“一帶一路”與中方展開合作，並表示要構築穩定的兩國友好關係。但在修改和平憲法等更加純粹的政治問題上，安倍政府並沒有改弦更張的打算。所以，儘管日本在對華經貿關係上更加務實是大勢所趨，但這種態勢仍有可能在政治因素影響下出現一定程度的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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