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重慶作為直轄市的經濟地位還不能跟北京、上海媲美，所以無法吸引大量的外地人口（上海非本地戶籍人口數量佔到一半左右，北京也是如此）而天津由於本身就靠近北京與北京官話區，所以普通話使用率也極其高。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各直轄市的分工。北京作為首都，天然就應該是直轄市，從古代開始，不管首都在哪裡，京兆府尹就是中央級別的官員，可直接參與中央政策的研討，而地方省會督撫幾乎沒有這個資格。天津市則是北方最早開埠的商業城市，是海運貿易進入北京的大門口，所以也理所當然擔負起華北北部經濟副中心的地位。 上海更不用說，是全中國對外開放的“風向標”而且這個地位從19世紀60年代工部局的設立就開始了。
重慶的直轄市定位，則是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中樞，長江上游經濟帶的核心城市之一。說白了是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與財政地位，結合自身發達的工業基礎，帶動長江上游省市的聯動發展，破除上游經濟落後地區的長期貧困問題。而很巧合的是----長江上游五省（四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東部）的漢語人口幾乎全部屬於【西南官話】，連少數民族學的漢語，也首先是西南官話。
這就使得重慶作為直轄市，首先服務的就是用同一種語言的龐大人口（西官總人口約3億，遠超其他官話區與方言區，與普通話分庭抗禮）而不是首先服務其他語言區的人口。這導致重慶市的工商業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需要說西官通用語（成渝片）就能生存發展得非常好。“學說普通話”對於曾經的他們而言，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其次，重慶話，或者說傳統的四川話，讓本地人學習普通話非常困難。
四川話是全中國的漢語體系裡，發音最簡單的一種方言。 只有橫亙四川與重慶南部的“灌赤片岷江小片”（南路話）區分一部分入聲字，盆地中部的“仁富小片”區分一部分平翹舌，川西的成都話區分一部分N L，其餘大部分地區的四川話是【不區分入聲】（入聲歸陽平或入聲歸去聲）、【不區分平翹舌】、【不區分前後鼻音】、【不區分N、L】而北方官話，尤其是普通話，除了【不區分入聲】外，其他三個都是比較區分的（儘管有些可能區分混亂）。
這就使得說四川話的人，要學習普通話時，需要盡力學習這三個他們原本根本不具備的語言習慣。這對於他們無疑是極其痛苦的，除非是有生存生活的必要，否則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動力去硬學。
此外，四川話的“四聲調”也與普通話的“四聲調”不一樣。雖然名字都是“陰陽平，上與去“，但各自發聲方式明顯有區別，形象來說，除非有強調句，否則四川話的”四聲調“區分不明顯，特別是在說長句、繞口令、長時間交談的時候，四川話的”四聲調“甚至合併為”兩聲調“，而且這兩聲調僅僅是”高低聲調“而已。 什麼叫只有高低調？ 你可以聽一下日語，或者聽一下川渝的說唱歌曲就懂了，很多句子可以保持一個聲調通唱、通讀。而普通話的四聲調區分明顯，哪怕是相聲演員說一大段繞口令與對白，你仍然能比較清楚地聽出每一個字的音調變化。
這也使得四川話使用者在開始接觸普通話的時候，發音會非常彆扭與混亂，用普通話的方式去讀一個字，讀出來的音卻不是普通話的發音，也不再是四川話的發音，成了兩不像。這是因為二者的”聲調系統“本身就存在錯位與矛盾。
BTW，第三個要點， 西南官話是典型的”南方官話“，是南北漢語的”過渡產物“。所以西官本身吸收了大量南方諸方言的詞彙、語法、發音特徵。這讓本地人在轉向普通話時遇到了很多常用語的阻礙與瓶頸。
比如四川話，就是典型的南北混合物---它的基底是【非漢語的古巴蜀語】而且這些古巴蜀語的部分詞彙仍然在今天的四川話裡保留了下來，比如萬源、通江等地將”母親“叫做”姐“（實際上是一個音譯詞），再比如”曲鱠“或”蟲蒜“（音譯詞）指”蚯蚓“，“ga ga”指代“肉”至今仍然是高頻用詞。 然後到了中古與近古時期，在宋元大移民與明清大移民之中，四川話強烈受到湘語、客家語（土廣東話）、粵語（廣東話）、江淮官話、吳語的影響。
現代四川話的主體來自於江淮官話黃孝片，著名的”湖廣填四川“的主體移民就是來自於這裡，其大本營是湖北麻城。此外還有近百萬客家人從湖南、廣東遷徙而來，在盆地定居，至今四川盆地仍然有多達200萬客家人，客家語也為四川話注入了很多”新鮮血液“，比如“F H 不分”。隨著客家人而來的，還有一部分粵西廣府人，他們主要對重慶方言產生了明顯影響，比如廣東地區常用的“嘞個”（這個）在重慶話裡仍然讀作“嘞個”，還比如一些文白異讀字（街、解、下等），就很有可能是從嶺南引入。 湘語對四川話的影響更明顯，至今仍然有數十萬“老湖廣人”散居在盆地中部，他們說的是湖南的“老派永州話”，四川中江縣 F H區分不清很有可能就是”湖南伢子“帶過來的。 而達州、開州、萬州等川東地區 F H區分不清，且常常將”N“聲母讀作”Y“聲母（如將 你 讀作 以）則極可能是江西贛語移民、福建閩語移民帶來的。
吳語區人口大遷徙主要始於晚清與民國抗日戰爭時期，還有新中國初期的“三線建設”運動。由於吳語區移民相對四川本地人而言，普遍經濟條件較好，文化水平也較高，所以作為新興上層階級在短時間內就對四川話 產生了明顯影響。比如四川話至今使用的很多高頻詞彙，就來自於上海話、蘇州話。
如成都人將“螃蟹”讀作“pang hai”， 重慶人讀作“pang kai” 皆可能源於酷愛吃蟹的蘇滬人民。 而可以明確的是，川渝地區愛用的“行市”（hang si）、“格式”來自於民國的上海話，“嬢嬢”（阿姨的暱稱）也來自於吳語。
你看，光是我所瞭解的，我所聽聞的四川話的來源就如此複雜，受各大方言區的影響如此明顯。你就知道四川與重慶人民要轉學地理上遙遠、文化上也遙遠的普通話是多麼困難了。
當然，凡事無絕對，隨著四川與重慶地區的經濟地位的提升、外來人口特別是北方人口的來往增多、國民通俗教育的擴大與深化，很多“新四川人”或“新重慶人”都能說一口比較易懂的“川普”甚至是標準普通話（君不見，著名美人蔣勤勤、小陶虹、央視主持人李佳明都是地地道道的重慶人）
現在反而要擔心，因為成渝片的“普化趨勢”加劇，讓一些原本有趣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四川語言藝術走向了瀕危的地步，需要我們新一代人的認識與保護，至少要“雁過留聲”（比如在民國時期曾與京韻大鼓、蘇揚評彈、上海小調齊名的“四川清音”幾乎到了滅絕的地步，“四川清音”是素來硬、平、直、快的四川話藝術裡少有的“溫文爾雅”、“陽春白雪”之品）。
方言藝術的保護與普通話的通俗教育、普及並不矛盾，因為各自的功用是不同的。普通話讓我們更加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家鄉話讓我們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都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亦知道自己來自於哪裡，這是我們人生歷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