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陳東曉院長的採訪，約在上海檔案館外灘館。7月3日上午，由上海市外事辦等單位主辦的《跨越太平洋的交流與合作——上海紀念中美建交40週年》圖片展在這裡開幕。作為主辦方之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院長，陳東曉以嘉賓身份出席儀式。
“圖片展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與美國交流史中的許多第一次：中美通航後經停兩地的首航班機和郵輪；首次贈送給美方的一張新中國股票；第一次醫學交流和跨國文藝演出……”陳東曉說，無數個第一次都是在中美關係的波瀾起伏中開創出來的。在新時代背景下，在中美關係遇到阻力的情況下，更需要開創性思維，換一換腦筋，為中美相處找到新的平衡點。
看清大勢才能保持韌性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今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都說“四十不惑”，中美如何能真正做到“不惑”？
陳東曉：最關鍵的是三點。第一，要登高望遠，看清大勢。中美關係歷經風雲變幻，凡是雙方決策者能看清國際局勢發展的大勢，就能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就像當年建交時，雙方都看到大的歷史背景——既有應對共同地緣戰略對手的需要，又有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內政治轉向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需要。現階段中美關係的構建，仍要著眼於大勢。
現在的大勢是什麼？就是中美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彼此相互依賴，利益高度融合。而且，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日益脆弱的國際體系之內。如何保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增加它的韌性，應對內外部衝擊破壞，是雙方的共同挑戰。
第二，要抓住機遇。不要被中美的困難、分歧遮住視線。中美關係每次取得重大進展，都在於決策層善於抓住中美關係發展勢頭。例如，“9·11”事件之後，中美抓住機遇，就共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加強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我們再次抓住機遇，加強在國際金融、貿易體系中的合作……
眼下，儘管中美關係的內外環境發生變化，但大的歷史性機遇仍然存在，那就是兩國都面臨全球性的、跨國性的挑戰和威脅。諸多全球治理問題，例如氣候變化、科技發展對於全球產業的衝擊、虛擬貨幣對國際貨幣體系的衝擊等等，都不是一家能解決的，需要中美等各國攜手應對。
第三，建設性管控分歧。這是中美“四十不惑”的寶貴經驗。中美有不少差異——結構性的、利益上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上的，也有發展之後心態調適上的差異。如果把這些差異人為放大又不進行很好的管控，就會影響中美關係大局。建設性管控分歧，能夠使中美關係保持韌性，經受內部政治變化的考驗。這非常重要，挑戰也比較大。
老套路難解新問題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中美建交40年來，兩國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美國和中國，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能否攜手對全球治理做出貢獻？應當做出怎樣的貢獻？
陳東曉：“修昔底德陷阱”是基於零和博弈現實基礎上，根據歷史經驗總結出的所謂“規律”。但畢竟時代發生了變化。如今的新時代，和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說法的那個時代，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現在是一個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國與國之間經濟、安全利益高度融合，也是過去無法比擬的。
我認為，簡單地說大國興衰是你輸我贏，太過簡單。雖然不能說是偽命題，但這種見解顯然沒看到國際關係中很多實質性的變化。恰恰是這些新變化，影響和改變了國與國交往的現實。對領導人和戰略家而言，如果仍然僅僅從傳統權力的視角看待大國關係，太過傳統，也有失偏頗。這就是為什麼新世紀要“換腦筋”——如果回到幾個世紀前的老套路，難以解決當代問題。
中美應該能夠攜手對全球治理做出貢獻。就像剛才說的，我們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又身處脆弱的國際體系下。零和博弈只會造成這個體系進一步分裂，不利於各國根本利益。中美都應當認識到這一點。我認為，首先，雙方可以共同制定新規則，管理好數字經濟時代新生事物對國際金融體系的衝擊。第二，雙方作為經濟、科技大國，處理好國家安全與正常經貿關係之間的平衡。以過度強調國家安全為藉口，阻撓正常的經貿科技合作，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損害全人類共同利益。第三，制定規則，防止單方面將貿易金融活動“武器化”。這種濫用只會破壞人們對全球統一金融市場、國際秩序穩定的信心。
溝通機制應重新激活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G20大阪峰會期間，習主席與特朗普會晤，表示要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延續了去年年底“習特會”上對兩國關係的表述。您對此如何展望？
陳東曉：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美方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調整。過去是“接觸加防範”兩手，現在則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中美關係總體上處於不穩定、不確定階段，短期內恐怕無法扭轉。
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就是希望和美方一起先把雙邊關係穩住，同時加強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協調力度。因為目前美方比較多地突出中美利益衝突和不可調和性，採取對抗性方式，甚至說要“脫鉤”。這不能真正解決困難和分歧。所以加強協調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加強協調錶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在利益方面加強協調，既要照顧各自利益，也要做必要的妥協，找到新的平衡點。我們從圖片展可以得出結論：中美經貿關係實現了互利共贏。但美國有些人卻感到“吃虧”。事實上，是美國自身體制問題，譬如政治極化、黨爭不斷，特別是分配製度、職業教育培訓等問題，加劇了美國國內收入差距拉大，中產階級收入停滯甚至下降。但美國一些人一味將責任甩鍋給中國，指責中國傷害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有意忽視中美之間互利的事實和未來合作潛力。所以要繼續做美方工作，強調“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另一個需要加強協調的是，中美溝通機制應當重新激活、強化。特朗普政府有意讓這些機制停擺，使它們處於不活躍狀態。然而它們對中美增信釋疑非常重要，否則“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不能讓美方的一些人拖延、阻礙雙方的溝通。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怎麼看元首外交的引領作用？
陳東曉：中美關係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元首的定向把舵無疑非常關鍵，這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當前中美工作層面交流機制不順暢，因此領導人的相互致電、在雙邊多邊場合的交流，更具有特殊意義。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國政府的構成有點矛盾，使峰會外交效應遞減。理論上，國家元首的信用很重要，如果其承諾無法落實，我們怎麼相信你？在對華政策中，不是特朗普一人說了算，鷹派人物佔了主導。另外，美國許多高級官員沒到位，內部協調很差，就出現各種不確定因素。總之，元首外交至關重要，但也絕不要以為特朗普設定議程後，意圖就會被抓緊落實。
中美關係也是社會交往關係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40年間，民間外交對於促進中美關係在正常軌道運行，起到什麼作用？
陳東曉：民間外交十分重要。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間合作事關人與人交往，是基礎性工作。我一直認為，中美關係不僅是“G to G”（政府對政府）關係，也是一種社會交往關係。兩國社會交往越深入，雙邊關係越能經受住領導人更替等政治因素的變化。
G20大阪峰會期間的“習特會”上，習主席提到“乒乓外交”。當年正是這一人文合作，令美國人認識到，原來中國共產黨政權領導下的人民，不是“青面獠牙”。他們之所以有成見，就是因為不瞭解中國。現在，更多中國人有機會去美國旅遊、留學，他們瞭解的美國和我們過去了解的美國又不一樣。所以這一基礎性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中美人文交流也遇到阻力，美國對華強硬派有意設置更高門檻。他們主張“脫鉤”，抱怨“吃虧”，這並不符合事實。從美國民調來看，美國國內政治大環境確實影響一部分美國人的對華認識，但這種影響絕沒大到足以使他們認為應“與中國對抗”的程度。
而且，我們與美國人民交流時，能看到工商界人士非常關注對華關係。更多美國人仍然能認清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希望雙方進一步加深理解。就像你剛才看展覽時聽到的，我們與美國駐滬總領事譚森談到，目前美國有38個州的州長訪問過上海，但雙方覺得還不夠，都說應該推動其他州的州長訪問上海，做到“全覆蓋”……越是在政治關係不順的形勢下，越要不斷加強、推動民間交流。
上海越開放越能助推中美合作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是《上海公報》簽署地，上海與美國的交往，印證了中美關係40年發展歷程。接下來上海還可在中美交往中做出什麼貢獻？
陳東曉：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現在又承擔了國家改革開放的新任務。上海改革開放的成果本身，對於不少美國人對華的錯誤和片面認識，就是有力的反證。改革開放的成果越大，上海越能為中美關係發展起到作用。
上海又是一個在金融、服務、貨物貿易、港口運輸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進一步開放將為美國提供更大市場，為兩國帶來更多合作機遇。
上海長期以來還是中美人文交往重鎮，除了與美國舊金山、休斯敦、芝加哥建立友城關係，也與美國許多其他城市有頻繁往來。上海憑藉電影、旅遊、智庫等多方面的深厚人文資源，連接起與美國的人文合作紐帶。
上海的開埠、發展、繁榮，某種程度上與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崛起歷程，以及美國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徵有相似之處。這也為上海與美國各地交往交流提供了某種天然的親近感。上海應該繼續發揮優勢特長，為中美交往發揮橋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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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提供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