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
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
近期，深圳的中學生家長集體吐槽“深圳的中考簡直比高考還難”。而實際上，這樣的吐槽由來已久。因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難，不是一年兩年了。
上週，深圳中考分數線公佈之後，統計表明深圳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將僅為45%。過去8年時間裡，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辦普高錄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已經超過70%（2018年為73%），一本率高達33%。
存在類似現象的還有上海，上海的普高錄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廣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學率相對不錯的普高統計口徑，那麼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這跟深圳情況比較接近。
控制普高錄取率，是一場國家行動
如果你在深圳，並打算讓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階段的教育，未來中考的嚴峻形勢可能會大大超出你的預計。
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
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
近期，深圳的中學生家長集體吐槽“深圳的中考簡直比高考還難”。而實際上，這樣的吐槽由來已久。因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難，不是一年兩年了。
上週，深圳中考分數線公佈之後，統計表明深圳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將僅為45%。過去8年時間裡，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辦普高錄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已經超過70%（2018年為73%），一本率高達33%。
存在類似現象的還有上海，上海的普高錄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廣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學率相對不錯的普高統計口徑，那麼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這跟深圳情況比較接近。
控制普高錄取率，是一場國家行動
如果你在深圳，並打算讓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階段的教育，未來中考的嚴峻形勢可能會大大超出你的預計。
2018年的數據顯示，深圳高一新生7萬多人（含職高），但初一新生超過了10萬人，小一新生達到了20萬人，幼兒園在園總人數多達51萬人。另一方面，深圳高中學校的建設速度嚴重滯後，缺土地、審批慢，原因不少。
但更大的一個原因，還在於今年2月，國務院正式發佈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在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群）。另外，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今年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提升高職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擴大招生範圍，這是中國製造發展戰略的整體考量，也是市場企業對職業教育所提出的實際要求，無論是哪一點，都無可厚非。
但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細心的人也許注意到了，在安徽馬鞍山這個並不起眼的五線城市，過去5年，普高錄取分數線都在580分左右，錄取率都在70%左右，今年突然提升到了634分，錄取率降到了61.6%。在很多家長的抗議之下，當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個普高招收名額，錄取分數線降到了600分，不過還是高出往年近20分。
馬鞍山的案例只是一個信號，在未來，不管你在深圳、上海還是普通縣城，都會有相當一批（也許數量高達1/3）成績位於中等的孩子，要面臨從普高到職高分流的挑戰。對此，很多家長恐怕並沒有做好準備。
高度篩選型社會，職高沒有前途
在就業市場上，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超過寫字樓的普通白領，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白領的地位依舊明顯高於技術工人、快遞員、外賣小哥。君不見，很多惡劣的私立學校，都會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學歷。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正是高度篩選型社會的直接體現。
白領的收入可以比藍領低，但社會階層卻要更高，這說明收入並不是決定階層的唯一因素。決定階層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麼大概率可以上一個大學，你畢業了就是白領（最新本科就業率91%），甚至是金領；你如果上了職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畢業了就是藍領（最新就業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決定了一個人的階層，細思恐極。
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
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
近期，深圳的中學生家長集體吐槽“深圳的中考簡直比高考還難”。而實際上，這樣的吐槽由來已久。因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難，不是一年兩年了。
上週，深圳中考分數線公佈之後，統計表明深圳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將僅為45%。過去8年時間裡，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辦普高錄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已經超過70%（2018年為73%），一本率高達33%。
存在類似現象的還有上海，上海的普高錄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廣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學率相對不錯的普高統計口徑，那麼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這跟深圳情況比較接近。
控制普高錄取率，是一場國家行動
如果你在深圳，並打算讓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階段的教育，未來中考的嚴峻形勢可能會大大超出你的預計。
2018年的數據顯示，深圳高一新生7萬多人（含職高），但初一新生超過了10萬人，小一新生達到了20萬人，幼兒園在園總人數多達51萬人。另一方面，深圳高中學校的建設速度嚴重滯後，缺土地、審批慢，原因不少。
但更大的一個原因，還在於今年2月，國務院正式發佈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在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群）。另外，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今年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提升高職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擴大招生範圍，這是中國製造發展戰略的整體考量，也是市場企業對職業教育所提出的實際要求，無論是哪一點，都無可厚非。
但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細心的人也許注意到了，在安徽馬鞍山這個並不起眼的五線城市，過去5年，普高錄取分數線都在580分左右，錄取率都在70%左右，今年突然提升到了634分，錄取率降到了61.6%。在很多家長的抗議之下，當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個普高招收名額，錄取分數線降到了600分，不過還是高出往年近20分。
馬鞍山的案例只是一個信號，在未來，不管你在深圳、上海還是普通縣城，都會有相當一批（也許數量高達1/3）成績位於中等的孩子，要面臨從普高到職高分流的挑戰。對此，很多家長恐怕並沒有做好準備。
高度篩選型社會，職高沒有前途
在就業市場上，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超過寫字樓的普通白領，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白領的地位依舊明顯高於技術工人、快遞員、外賣小哥。君不見，很多惡劣的私立學校，都會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學歷。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正是高度篩選型社會的直接體現。
白領的收入可以比藍領低，但社會階層卻要更高，這說明收入並不是決定階層的唯一因素。決定階層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麼大概率可以上一個大學，你畢業了就是白領（最新本科就業率91%），甚至是金領；你如果上了職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畢業了就是藍領（最新就業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決定了一個人的階層，細思恐極。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如果你考上了985大學，那麼國家對這個學校的投入非常大，而學生交的學費又很低，所以你等於憑藉高考高分拿到了一個極其便宜的教育機會。
相反，如果上的這是高職院校，國家投入差了很多，你交的錢比好大學學費還多，等於拿到的是一個又貴又糟糕的教育機會。從投資回報率來看，沒有傻子會主動去讀高職。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中國學生一路上來的考試，小的幾百次，大的有幾次，每一次都在篩選學生。我們的教育就是考試篩選孩子，所以被稱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走到極端，有個非常糟糕的問題，那就是所有孩子都在一個方向上努力，不管你有沒有天賦。
最近，毛坦廠中學弄一個小號，專門招收上海地區的高考復讀生。我個人沒有任何褒貶評價，但這事說明，即使像上海這樣的人們印象中教育十分發達地區，在殘酷的篩選制度面前，考生不也不得不向山區學習。篩選帶來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上海的家長和深圳的家長一樣恐懼自己的孩子搭不上“教育改變階層”的末班車。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控制普高錄取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會加劇這種恐懼。因為你的孩子進了職業院校，參考以往的經驗，基本上就很難實現階層突破了。
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
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
近期，深圳的中學生家長集體吐槽“深圳的中考簡直比高考還難”。而實際上，這樣的吐槽由來已久。因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難，不是一年兩年了。
上週，深圳中考分數線公佈之後，統計表明深圳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將僅為45%。過去8年時間裡，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辦普高錄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已經超過70%（2018年為73%），一本率高達33%。
存在類似現象的還有上海，上海的普高錄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廣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學率相對不錯的普高統計口徑，那麼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這跟深圳情況比較接近。
控制普高錄取率，是一場國家行動
如果你在深圳，並打算讓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階段的教育，未來中考的嚴峻形勢可能會大大超出你的預計。
2018年的數據顯示，深圳高一新生7萬多人（含職高），但初一新生超過了10萬人，小一新生達到了20萬人，幼兒園在園總人數多達51萬人。另一方面，深圳高中學校的建設速度嚴重滯後，缺土地、審批慢，原因不少。
但更大的一個原因，還在於今年2月，國務院正式發佈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在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群）。另外，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今年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提升高職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擴大招生範圍，這是中國製造發展戰略的整體考量，也是市場企業對職業教育所提出的實際要求，無論是哪一點，都無可厚非。
但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細心的人也許注意到了，在安徽馬鞍山這個並不起眼的五線城市，過去5年，普高錄取分數線都在580分左右，錄取率都在70%左右，今年突然提升到了634分，錄取率降到了61.6%。在很多家長的抗議之下，當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個普高招收名額，錄取分數線降到了600分，不過還是高出往年近20分。
馬鞍山的案例只是一個信號，在未來，不管你在深圳、上海還是普通縣城，都會有相當一批（也許數量高達1/3）成績位於中等的孩子，要面臨從普高到職高分流的挑戰。對此，很多家長恐怕並沒有做好準備。
高度篩選型社會，職高沒有前途
在就業市場上，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超過寫字樓的普通白領，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白領的地位依舊明顯高於技術工人、快遞員、外賣小哥。君不見，很多惡劣的私立學校，都會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學歷。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正是高度篩選型社會的直接體現。
白領的收入可以比藍領低，但社會階層卻要更高，這說明收入並不是決定階層的唯一因素。決定階層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麼大概率可以上一個大學，你畢業了就是白領（最新本科就業率91%），甚至是金領；你如果上了職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畢業了就是藍領（最新就業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決定了一個人的階層，細思恐極。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如果你考上了985大學，那麼國家對這個學校的投入非常大，而學生交的學費又很低，所以你等於憑藉高考高分拿到了一個極其便宜的教育機會。
相反，如果上的這是高職院校，國家投入差了很多，你交的錢比好大學學費還多，等於拿到的是一個又貴又糟糕的教育機會。從投資回報率來看，沒有傻子會主動去讀高職。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中國學生一路上來的考試，小的幾百次，大的有幾次，每一次都在篩選學生。我們的教育就是考試篩選孩子，所以被稱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走到極端，有個非常糟糕的問題，那就是所有孩子都在一個方向上努力，不管你有沒有天賦。
最近，毛坦廠中學弄一個小號，專門招收上海地區的高考復讀生。我個人沒有任何褒貶評價，但這事說明，即使像上海這樣的人們印象中教育十分發達地區，在殘酷的篩選制度面前，考生不也不得不向山區學習。篩選帶來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上海的家長和深圳的家長一樣恐懼自己的孩子搭不上“教育改變階層”的末班車。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控制普高錄取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會加劇這種恐懼。因為你的孩子進了職業院校，參考以往的經驗，基本上就很難實現階層突破了。
這一點，足以讓很多父母為之驚叫。
德國這個榜樣，我們學的到嗎？
縱觀全球，職業教育做得最好的國家，德國毫無爭議地排名第一，而中國也將德國作為效仿的榜樣。
一個非常值得關注但同時被很多人忽略的現象是，當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向中國轉移時，美國出現了“鐵鏽地帶”，唱出了“鄉下人的悲歌”，並且選了一位倡導“美國利益優先”的總統。但是，作為製造業大國的德國卻安然無恙，工人們沒有什麼怨言，社會輿論沒有任何發酵。
原因就在於，美國的教育資源分化極為嚴重（大概只比中國好一點），美國的學生去當工人，多半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成績太差。所以，美國的技術工人素質並不高，美國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並不強，美國不如日本，更別說跟德國相提並論。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在德國，很多本行業知名的企業CEO，都是由從技術工人一路晉升上來的職業學校畢業生擔任。這些企業可能不像奔馳寶馬大眾那麼有名，但在本行業內，卻常常佔據領頭羊的位置。
他們的產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生產線上的工人也同樣不可替代，公司的領導人需要長年累月浸淫在生產線上，極為熟悉生產流程和生產技術才行。
產生上述兩個現象的土壤，就在於德國多年來年輕人上大學的比例始終維持在25%左右。德國的學生從中學開始，根據個人興趣進行分流，分別進入文理中學（或綜合中學）和普通中學（或實科中學），其中文理中學的學生主要為進入大學做準備，而普通中學的學生主要以進入職業學校為主。注意，在選擇過程中，學生考慮的主要是個人興趣。
而在德國的就業市場上，大學生畢業生和職業學校畢業生也沒有明顯區別，其社會地位、收入水平、晉升空間都相當類似。你是公司白領，我是工廠技術專家，我們都是社會的中產人士。
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
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
近期，深圳的中學生家長集體吐槽“深圳的中考簡直比高考還難”。而實際上，這樣的吐槽由來已久。因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難，不是一年兩年了。
上週，深圳中考分數線公佈之後，統計表明深圳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將僅為45%。過去8年時間裡，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辦普高錄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已經超過70%（2018年為73%），一本率高達33%。
存在類似現象的還有上海，上海的普高錄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廣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學率相對不錯的普高統計口徑，那麼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這跟深圳情況比較接近。
控制普高錄取率，是一場國家行動
如果你在深圳，並打算讓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階段的教育，未來中考的嚴峻形勢可能會大大超出你的預計。
2018年的數據顯示，深圳高一新生7萬多人（含職高），但初一新生超過了10萬人，小一新生達到了20萬人，幼兒園在園總人數多達51萬人。另一方面，深圳高中學校的建設速度嚴重滯後，缺土地、審批慢，原因不少。
但更大的一個原因，還在於今年2月，國務院正式發佈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在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職業院校教學條件基本達標，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群）。另外，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今年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提升高職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擴大招生範圍，這是中國製造發展戰略的整體考量，也是市場企業對職業教育所提出的實際要求，無論是哪一點，都無可厚非。
但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國家整體計劃中，上普高的孩子將會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會像過去那樣年年增長。
細心的人也許注意到了，在安徽馬鞍山這個並不起眼的五線城市，過去5年，普高錄取分數線都在580分左右，錄取率都在70%左右，今年突然提升到了634分，錄取率降到了61.6%。在很多家長的抗議之下，當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個普高招收名額，錄取分數線降到了600分，不過還是高出往年近20分。
馬鞍山的案例只是一個信號，在未來，不管你在深圳、上海還是普通縣城，都會有相當一批（也許數量高達1/3）成績位於中等的孩子，要面臨從普高到職高分流的挑戰。對此，很多家長恐怕並沒有做好準備。
高度篩選型社會，職高沒有前途
在就業市場上，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超過寫字樓的普通白領，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白領的地位依舊明顯高於技術工人、快遞員、外賣小哥。君不見，很多惡劣的私立學校，都會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學歷。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正是高度篩選型社會的直接體現。
白領的收入可以比藍領低，但社會階層卻要更高，這說明收入並不是決定階層的唯一因素。決定階層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麼大概率可以上一個大學，你畢業了就是白領（最新本科就業率91%），甚至是金領；你如果上了職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畢業了就是藍領（最新就業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決定了一個人的階層，細思恐極。
用分數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這是荒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現實的。如果你考上了985大學，那麼國家對這個學校的投入非常大，而學生交的學費又很低，所以你等於憑藉高考高分拿到了一個極其便宜的教育機會。
相反，如果上的這是高職院校，國家投入差了很多，你交的錢比好大學學費還多，等於拿到的是一個又貴又糟糕的教育機會。從投資回報率來看，沒有傻子會主動去讀高職。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中國學生一路上來的考試，小的幾百次，大的有幾次，每一次都在篩選學生。我們的教育就是考試篩選孩子，所以被稱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走到極端，有個非常糟糕的問題，那就是所有孩子都在一個方向上努力，不管你有沒有天賦。
最近，毛坦廠中學弄一個小號，專門招收上海地區的高考復讀生。我個人沒有任何褒貶評價，但這事說明，即使像上海這樣的人們印象中教育十分發達地區，在殘酷的篩選制度面前，考生不也不得不向山區學習。篩選帶來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上海的家長和深圳的家長一樣恐懼自己的孩子搭不上“教育改變階層”的末班車。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控制普高錄取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會加劇這種恐懼。因為你的孩子進了職業院校，參考以往的經驗，基本上就很難實現階層突破了。
這一點，足以讓很多父母為之驚叫。
德國這個榜樣，我們學的到嗎？
縱觀全球，職業教育做得最好的國家，德國毫無爭議地排名第一，而中國也將德國作為效仿的榜樣。
一個非常值得關注但同時被很多人忽略的現象是，當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向中國轉移時，美國出現了“鐵鏽地帶”，唱出了“鄉下人的悲歌”，並且選了一位倡導“美國利益優先”的總統。但是，作為製造業大國的德國卻安然無恙，工人們沒有什麼怨言，社會輿論沒有任何發酵。
原因就在於，美國的教育資源分化極為嚴重（大概只比中國好一點），美國的學生去當工人，多半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成績太差。所以，美國的技術工人素質並不高，美國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並不強，美國不如日本，更別說跟德國相提並論。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在德國，很多本行業知名的企業CEO，都是由從技術工人一路晉升上來的職業學校畢業生擔任。這些企業可能不像奔馳寶馬大眾那麼有名，但在本行業內，卻常常佔據領頭羊的位置。
他們的產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生產線上的工人也同樣不可替代，公司的領導人需要長年累月浸淫在生產線上，極為熟悉生產流程和生產技術才行。
產生上述兩個現象的土壤，就在於德國多年來年輕人上大學的比例始終維持在25%左右。德國的學生從中學開始，根據個人興趣進行分流，分別進入文理中學（或綜合中學）和普通中學（或實科中學），其中文理中學的學生主要為進入大學做準備，而普通中學的學生主要以進入職業學校為主。注意，在選擇過程中，學生考慮的主要是個人興趣。
而在德國的就業市場上，大學生畢業生和職業學校畢業生也沒有明顯區別，其社會地位、收入水平、晉升空間都相當類似。你是公司白領，我是工廠技術專家，我們都是社會的中產人士。
事實上，德國製造業的產值達到德國總產值的80%，而這是由60%的產業工人所貢獻的。“德國製造”以耐用、可靠、安全和精確著稱，價格也很昂貴。同等重量的機床，德國製造是中國製造的20倍。這樣的差距，工人能不被尊重嗎？
所以，中國職業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簡單壓普高分數線，因為說到底這還是在用考試的辦法做篩選，屬於典型的新瓶裝舊酒。
原本，讀職校也可以是基於興趣的主動之舉；原本，讀職校也可以很有前程似錦，月薪數萬；原本，讀職校也可以實現階層躍升，成為社會中產，乃至上層精英。
但是，高度篩選型的遊戲規則，把主動學生擋住了，把似錦的前程遮蔽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職業教育改革沒辦法單獨進行，以高考為切口的應試教育改革需要做一個整體性的診斷。當然，這是一個挑戰極大的難題，如何改，怎麼改，還需要一輪又一輪的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