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公認的正史。正因如此，後世奉其為寶典，以司馬遷的記載作為評論帝王成敗得失的標準，比如周厲王。
在司馬遷筆下，周厲王是個昏君，“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韂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
從即位到死去，司馬遷交代了厲王的一生，沒有一句褒語。但是，這裡面有個問題，厲王在即位三十年後，為何突然性情大變，貪財好利，殘暴異常？先前的厲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天子？一件青銅簋，或許能解開這個謎團。
1978年5月，陝西扶風縣法門公社社員挖水塘，夜間施工時，推土機突然被一件硬物擋住，司機以為是塊石頭，沒在意，於是加大油門猛地一推，只聽噹的一聲，火星四濺，一件青銅器出土，但已經被推土機毀成一地碎片。後經文物部門收集修復，一件器形碩大的青銅簋重新問世，即西周厲王簋。
厲王簋上圓下方，象徵“天圓地方”，通高59釐米，口徑43釐米，腹深23釐米，重60公斤，器身魁偉，造型大器，穩重大方，是周厲王曾用過的青銅簋，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商周時期最大的青銅簋，故被譽為“簋王”。
最可貴的是，簋內底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王曰：有餘隹小子，餘亡晝夜，經擁先王，用配皇天，……施於四方。（肆）餘以뼜士獻民，爯盩先王宗室，作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祖考，其格前文人，其頻在帝廷陟降，申恪皇帝大魯令，用令保我家、朕位、身，阤阤降餘多福，（憲烝）宇慕遠猷，其萬年쀌（쀊），實（朕）多御，用壽匃永令），畯在位，作疐在下，隹王十又二祀”。
“隹王十又二祀”，是祭祀先王的第十二個年頭，即厲王十一年，顯然厲王簋是歷王為祭祀先王（夷王）而親作的一篇祭詞。其銘文大意為，我晝夜盡心經營先王事業，以配皇天，我任用義土獻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將彝寶簋，告慰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賜降多福、長壽和智慧。
厲王是夷王之子，夷王在位八年而崩，厲王以嫡長子的身份即位。從《史記·周本紀》記載看，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國人暴動後，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十四年，厲王駕崩，太子即位，是為宣王。那麼，厲王究竟在位多少年呢？通過《四十三年逨鼎》銘文“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宮”，筆者考證此鼎鑄作時間為公元前836年夏曆四月初八既生霸丁亥。顯然，厲王實際在位三十七年，但其王世紀年仍在延續，共和並非單獨紀年。
從厲王紀年長達五十一年看，厲王即位時應該年紀不大，那麼厲王十一年時應該長大成人，正是英姿勃發的年紀，厲王簋就作於此時。
厲王為何作簋？筆者認為這與西周政治形勢有關。歷經“成康之治”的輝煌後，周王室在政治上開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時，王道微缺”，穆王時王室再次振作，但“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周本紀》），此後每況愈下，“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
厲王即位，接手的是一個破爛攤子。為了重振王室，提升天子威嚴，厲王需要一番足以服眾的作為，於是借作簋向先王告慰，並在政治上、軍事上付諸行動。厲王接連對外打了幾場大仗，雖然取得了一定勝利，但造成國庫空虛。沒有錢，萬事皆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實行經濟改革，以王權壟斷天下資源，聚攏財力，於是突然就有了所謂的厲王三十年“好利”“專利”，與民奪利。
改革，必然出動權貴和百姓的利益，造成人心分崩，道路以目。就在厲王勵精圖治時期，卻遭遇了一次敗績，“戎狄寇掠，乃入犬丘，……王命伐戎，不克”（古本《竹書紀年》）。在內外交困下，最終引發了著名的“國人暴動”，厲王本彘流亡，諸侯共伯和代行天子權力。對此，《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如此評論，“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歷朝歷代改革變法，阻力都很大，甚至發生流血事件。從當時形勢看，厲王改革，勢在必行，但操之過急，手段生硬，特別是觸動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動搖了執政基礎，又加之改革後未見明顯成效，反遭敗績，威信跌至谷底，故有失位流亡之禍。儘管如此，在厲王簋銘文中，厲王的雄心壯志撲面而來。（劉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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