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月小妝
在中國近代中日有一次交鋒，還培養出一段私人感情，不要小看中日的“私人感情”。
兩國交鋒，首先是兩國外交官的智力和魅力的角逐，如果一個弱國，派出一位跟蘇秦一樣能言善辯，縱橫捭闔的人才，未必能讓弱國不損失一城一池，最起碼可以將這種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改變中國和日本國命運的兩個重要人物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令人驚訝的是，伊藤博文雖然輕視中國，卻折服於李鴻章的外交才能。
其實李鴻章剛“出道”的時候不是這樣有個人魅力的，他還會有點畏畏縮縮，噤若寒蟬，因為清朝閉關鎖國，西洋早就超過中國，而中國卻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
李鴻章在長毛湧入中國之前，只是個地方二等官，如果不是清末處於一個極其敏感的歷史時期，李鴻章、曾國藩這些不會通過非正當的途徑一步到位，位極人臣。
當他們到了官場，趕鴨子上架學了點禮儀，可拿到外國去遠遠不夠用。
李鴻章訪俄的時候，俄國財政大臣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他沒受過什麼教育，也不文明。”
俄毛子的話簡直令人怒火中燒，俄毛子有高度文明？如果搶奪別的國家領土也算的話，他們可真夠“文明”的。
俄國人在接觸李鴻章後，說中國有如此素質的官員已經算“優秀”，可見中國有多垃圾。
俄國人說，即使跟東洋，也沒法比。
東洋此時正忙著跟李鴻章簽訂條約，當時李鴻章為了少賠銀子，卑躬屈膝，竟然對伊藤博文說可以做他的“養子”，姿態何等可憐！
伊藤對李鴻章意味深長地說：“想當年您何等威風，說談不成就要打，現在打了，結果呢？他說的是清朝和日本同時出兵朝鮮那次，李鴻章很硬氣。
伊藤博文說：“我當時說如果中國不趕緊改革內政，十年之後，我國必然超過中國，我說對了吧？”
李鴻章說：“改革內政，不是我不想做，是國家太大，朝野上人心不齊……你說句老實話，如果你生在中國，我生在日本，你會怎麼樣？”
伊藤博文想了一下說：“我如果生在中國，乾的不一定比你好。”
伊藤博文是說了句實話，中國跟日本不一樣，清朝末年朝廷烏煙瘴氣，互相擠兌，什麼想法都有，總之一句話，人人都自私，人人都懷揣著私利。中國的保守派和守舊派的勢力太大，對洋務運動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洋務運動比明治維新早了八年，但結果卻是日本領先於中國，為什麼？
以梁啟超為首的“學者”對李鴻章是這麼評價的——
“不識國民之原理，不懂政治，不懂世界潮流……他在沙上建塔，對中國而言就是破屋子的裱糊匠罷了。”
不得不說老樑的口氣也太“站幹岸了”，要不他來試試？能不能把大清這個破房子，刷成鋼筋水泥的建築物？
李鴻章是“庸才改革”，李鴻章“不學無術”，問題是在酸腐八股文選拔制度的大清，誰學習了？除了酸腐文字和仁義道德，空話大話，全國上下一起吹牛逼，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誰是有學有術的？
伊藤博文的改革也是充滿阻力的，當時幕府軍十分猖狂，日本改革派隨時有性命之憂，也是火中取栗，才有了日本的崛起。伊藤博文毅然加入長州藩軍隊，反對幕府，冒著生命的危險進取，終於成功了。
有人又說了，如果李鴻章能冒著性命的危險，那中國也能一步到位。筆者不禁想仰天大笑。
中國的諫官倒是很有敢死的勇氣，經常撞個柱子，拿著“道德”彈壓人。不得不說，中國幾千年，真才實學的沒多少，詆譭起同僚來個個都抬出“道德”的牌坊，儒家的經典被他們記得滾瓜爛熟，必要的時候可以用“道德”拖政敵下水。
伊藤博文曾經懇切地跟李鴻章說過：“要把知識才藝，放在‘道德之學’前面，建立近代資產階級教育體系。”
教育，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清朝的教育還是儒家的那一套，以“仁義忠孝”為本，可是這些東西，真的敵得過敵國的槍支彈藥嗎？真的敵得過敵國的武力轟炸嗎？
伊藤博文曾經向日本提出“歐化政策”，說要大力推行歐洲文明，而日本上層也接受了。為了讓日本跟歐洲接軌，甚至脫離亞洲，投入歐洲，伊藤博文甚至舉辦化裝舞會，將自己裝扮成威尼斯商人，為了日本的崛起他確實很努力。
而李鴻章，就沒有徹底融入歐洲的改革能力——沒有那樣的土壤。所有晚清註定培養不出伊藤博文那樣的人，註定只能培養出缺乏近代國家思想的，具有一定資本意識的封建官僚。
清朝是中國官員最奴化的時代，那些官員無論官職多高，都是主子的家奴，在他們的意識裡，“中國”就是大清，大清就是龍椅上坐著的和幕後的那個人。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大清主子的一群“家奴”罷了。
所以當國家需求和主子需求不是同一需求的時候，“官員奴才”首先滿足的是“主子需求”，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悲哀。
所以伊藤博文才說，如果他生在中國，他不一定比李鴻章做得好。
一個畸形的時代，造就不了一個視野完全開化的“首相”，只能造就一個“為太后分憂”的得力奴才。
這才是中國失敗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