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文人曹聚仁成為國共兩岸溝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訊社的記者，抗戰時因報道臺兒莊大捷和皖南事變一舉成名。1941年，蔣經國主政江西贛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贛南報》，並擔任總編輯。儘管與蔣經國有著知遇之交，1949年國民黨敗走臺灣時，曹聚仁還是留在了上海。事實上，曹聚仁與共產黨也頗有交情，抗戰時他經常往來新四軍駐地，不僅採訪過周恩來、陳毅，更是第一個公開報道皖南事變的記者。
曹雷(曹聚仁長女）：1956年，我媽媽曾經接到一封我父親的信，信裡面附了一封給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說為了兩黨的和好、祖國的統一，願做橋樑前去北京，請邵老向中央轉呈此意。不久邵老回覆一簡函，大意是歡迎他回來。
1956年的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祕密溝通兩岸的開端。曹聚仁抵達北京時，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剛剛開過，共產黨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臺灣。7月13日到19日的一週內，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來、陳毅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頤和園一夕談》為名，發表在一個月後的《南洋商報》上，並於多年後編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語》。
席上，記者便問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裡的實際價值，周氏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這被視為中共第一次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報道在海外發表後，立刻引起了華人世界震動。從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可以看出，此後不到三個月，曹聚仁又再次領命北上，而這一次談話的核心內容已是臺灣迴歸後的人事安排。
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辭修（陳誠）願意做臺灣地方長官，經國只好讓一下……辭修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傅作義）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央，為了應付美國人，可以說反共的話，這我們完全理解，我們勸他們約束一下，不要派人來搞破壞活動，去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弄得名聲很不好，今年又想來搞八大，這樣不得人心，將來不好向人民交代。我們不破壞他們，希望他們內部團結，他們的一切困難都可以提出，我們是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
1957年，蔣介石大呼“反攻復國”的時機已到。此後的幾個月，一度和緩的臺灣海峽再度戰雲密佈，先有美軍第七艦隊在臺灣南部海域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一個月後，國民黨軍也出動11萬人進行了退守臺灣後最大規模的軍演，並迅速向金門、馬祖等外島增兵。多年來密使行動的成果付諸東流。
1957年夏天過後，曹聚仁一直都沒有北上，直到轉年間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喚去北京。時任國務院副祕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在回憶錄中曾簡單提到過此事，說是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曹聚仁，並要他將“炮擊金門”的行動轉告臺灣。
8月23日炮戰是正午12點突然開始的，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報道了這個消息。
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21日專訊，據此前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終止停火是針對杜勒斯東來的一種表示，據云，此前之宣佈停火命令及20日的終止停火命令，雖用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頒發，但均是出自毛澤東之手筆，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臺灣海峽問題由北京與臺灣自己處理，可能產生和平有效的結果，任何外人的干預將使局勢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戰的消息搶先發表在報紙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對此也無異議。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將中共計劃停止炮擊金門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報》上。起初，中共並沒有責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中，還記錄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報道刊登後的第八天，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並讓他向臺灣轉述“只要蔣介石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的意思。甚至毛澤東還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臺灣同胞書》，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報》的報道，雖然這篇文章最終沒有發表，但卻收錄進了多年後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曹雷：可是從國家保密這點來看，總理就說怎麼可以這樣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擊金門後一年，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曹聚仁，批評他不應將解放軍停轟金門、馬祖的新聞賣給《南洋商報》。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後一次在《周恩來年譜》裡出現。至於曹聚仁為什麼要將密使消息公佈在報紙上，也許可以從多年後他寫給好友費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門病逝，為兩岸統一痴等了一輩子的他就這樣客死異鄉。
——摘自《縱橫》雜誌2012年第7期，許念婉等口述。原載於《文匯讀書週報》2012.08.03
作者：許念婉等口述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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