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7年3月7日，上午十時許，一支由六輛轎車組成的車隊駛至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市警察廳第三看守所前。從警衛室走出幾個高級警官，為首的是一個五短身材的胖子，五十來歲，面黃無須，此人是首都警察廳副廳長厲畏程。跟在他後面的，是首都警察廳預審部門的兩個處長和看守所長。
這幾個高級警察迎接的，是當時南京的一個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發起組建的民間慈善組織“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六位負責成員。這六位均是女性，其丈夫皆為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官員。
“天良慈善濟難會”成立才半個月，該會所做的第一樁善事是向南京地區的五家尼姑庵捐贈了僧袍和布鞋。主持該項工作的是“天良慈善濟難會”執行常委董玉珍。董玉珍那年三十二歲，她是天津人氏，評劇演員出身，一度還是將紅未紅的準名角。抗日戰爭期間，董玉珍隨劇團去老河口前線慰勞正在和日本軍隊作戰的國軍，有感於軍人抗敵的奮勇精神，竟然當場脫下戲袍，要求投軍效力，報效祖國。軍隊方面在感動之餘，自是要力阻。沒想到董玉珍也是個烈性女子，二話不說，拿出一把小刀子就割手指，用自己的鮮血寫了一份血書，決心誓死參加抗日。這樣，軍方就只好點頭。當時最後為這件事拍板的是在前線的一名最高長官、副軍長萬驤。這樣，董玉珍就成了一名女軍人，直接參加了戰地診所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員的驚險工作。此事當時曾經轟動一時，國民黨的報紙、文件中都刊載過，連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所作的電臺英語演講中也曾專門提及。因此，董玉珍這個名字在蔣介石的頭腦中也留下了印象。
半年後，國軍中將萬驤奉命返回陪都重慶述職。蔣介石在召見萬驤時突然想到了“奇女子”董玉珍，問了問，知道她還在前線，便說：“你回去後，通知她到重慶來。這樣的奇女子，我們應當加以保護，不能讓她命喪前方的炮火之中。”
蔣介石說著不知是臨時想起呢還是怎麼的，突然把話題一轉，問萬驤是否已經婚娶。萬驤答稱十五年前已經結婚，其妻生了一子一女，已於四年前患肺病去世。
蔣介石笑道：“如此，我就為你做一個媒，把那個奇女子董玉珍介紹給你。……唔，忘記問一聲了，董玉珍是否結婚了？”
“好像還沒有。”萬驤用不很肯定的語氣回答。
“你返回駐地後迅即查明董玉珍是否結婚、是否有未婚夫，然後給我發一個電報。以便我在召見她時有個說法。”
萬驤返回前線後著人一查，董玉珍竟然從未結過婚，現在還是單身一人。於是，他就給蔣介石發電報報告了情況。
蔣介石於是出面做了媒人，董玉珍就成了中將夫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萬驤調往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職，董玉珍隨夫前往。這時她已經是官眷，不必再為謀生而走江湖唱戲奔波，但閒著無事也覺著悶得慌，於是吃素唸佛，成了女居士。篤信菩薩之後又想要行善，於是聯絡了幾個一起唸佛的官眷，搞了一個“天良慈善濟難會”。她們考慮到以後開展活動時的方便，就由董玉珍出面求見宋美齡，要求蔣夫人擔任第一發起人，並且出任名譽會長。宋美齡對這類出頭露面之事一向很感興趣，又因有“奇女子”出面請求，自是一口答應。
“天良慈善濟難會”向尼姑庵捐贈過衣履後，受到了社會輿論的稱讚，於是她們就想進行第二樁善事。經過討論，執行常委會同意了董玉珍的提議，決定去看守所探望囚徒，贈送物品，以善感化。
“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會員中，有幾位是警務界頭面人物的眷屬，與警察廳方面的聯繫就落實到她們的頭上。這給警察廳出了一個難題，因為當時的看守所，是典型的“人間地獄”，警察廳不想露醜，免得外界閒話多多，於己不利，因此通常以“獄不通風”為由拒絕外人進入，連新聞記者也沒人能夠進得去的。但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情況不同，雖然是一批婦道人家，但是她們都有很不簡單的背景，有時一個電話就可以壞了他們的事。因此，警察廳二話不說，一口同意該會派代表前往看守所行善勸惡。
警察廳把這件事交給副廳長厲畏程去辦理，因為厲畏程的夫人也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的成員，萬一辦得不合該會的心意，也會看在這個份上包涵一二的。厲畏程接受任務後，反覆考慮下來，決定把“天良慈善濟難會”打發到首都警察廳第三看守所去。因為該所是南京所有看守所中最小、設施最好的，相對而言，出洋相的概率也就小一些。
厲畏程作出決定後，就通知了第三看守所。第三看守所的所長姓唐，是個老獄卒，聽說要把該所作為參觀點，心裡就有點發怵，因為他知道自己領導下的這個看守所底氣不足，不過警察廳已經點上名了，底氣再不足也得照辦。唐所長便作了安排，乘機打一紙報告上去，要求臨時增撥點費用。警察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批了些錢給三所。
這天，厲畏程親自來到三所，預先到看守所內部各處巡察，又向看守所長詢問接待細節，看看沒有什麼問題，這才放心。這時，首都警察廳預審處的兩個處長也過來了，厲畏程遂把一行接待官員召來，議定回答董玉珍等人提問的原則提綱。
一切都準備好時，董玉珍為首的“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六名代表就抵達看守所了。
厲畏程一行把董玉珍等人迎進去，先去唐所長的辦公室，自有獄警奉上茶水。所長向代表們介紹了第三看守所的情況後，原以為代表們要提出許多問題，但董玉珍等人此行不是為了獵奇，而是“行善”，聽完後就讓各自的車伕(司機)從車上取下捐給人犯的物品——每人一條“新民牌毛巾”、一條肥皂、一包蜜餞。這些東西是“天良慈善濟難會”用捐得的錢款在市場上採購的。
一位姓姜的代表把一份清單交給唐所長，一共是二百二十份。
至此，捐贈手續算是結束了。接下去，是請代表們參觀看守所。
為了這次參觀，第三看守所已經做了三天準備工作。連不知堵塞了多久的陰溝也通了通。董玉珍一行走馬觀花看下來，感覺還不錯。
說話間，一行人到了看守所的大夥房。大夥房位於看守所的後院，那是靠牆而建的一排五開間平房。院子很大，平房前面有不小的一塊空地。一行人走進伙房，一股香味撲鼻而來。眾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鍋剛停了火的回鍋肉在散發著誘人的香味。另一側的條案板上還放著一排盆子，裡面盛放著幾種一式五份的西菜。
“天良慈善濟難會”的幾位頓時來了興趣，問看守所的伙房怎麼還有西菜，是給犯人吃的，還是給獄警吃的？
唐所長的臉上浮現出笑意，他回答道：“這是給人犯準備的，因為本所最近關押了五名外國犯人。”接著他又介紹說，看守所按照國家給的在押人犯伙食標準，每週給人犯安排三頓葷菜，對於外國犯人，則就製作西菜，以適合他們的口味，體現人道主義精神。
其實，這是唐某人的一番鬼話，在押人犯根本不可能享受這樣的待遇。但是，唐所長按照厲畏程的關照，必須這樣回答，他也就照本宣科。
本來，按照看守所方面的安排，對看守所的參觀就到此結束，接下來，是按排兩名信奉佛教的女性人犯，與董玉珍一行當面對話，由代表們直接進行規勸。如果那兩人有意懺悔的話，那就當場把她們取保候審，以給“天良慈善濟難會”一個面子。但是，那幾位太太圍著案板看了一會，有人拿過刀叉象徵性地品嚐，然後就叫好，說其滋味不亞於鼓樓那裡的“五味西菜社”。
這樣，就有人打聽：“這是誰燒的？”
唐所長回答：“這些菜全部是由在押人犯燒的。這西菜出自一個外國人犯之手，他被捕前是做西菜廚師的。”
唐所長的介紹引起了夫人們的好奇心，不知是誰提出是否可以見一見這個外國犯人。
唐所長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向頂頭上司——預審處的那兩位看著。
兩位預審官還沒有開口說話時，厲畏程表態了：“可以呀，只要你們有興趣，還可以當面對這個外國人犯進行勸善談話哩。”
這樣，唐所長當即命令獄警把人犯從監號裡帶出來。
片刻，兩個獄警押解著一個身材高大、一臉絡腮鬍子的外國犯人從前面監號裡走了過來。犯人大約三十五六歲，膚色較白，有著一頭黃褐色的濃髮，穿著一件黑色細帆布的外套，袖口處已經有點破了。他在眾人跟前站定，睜大眼睛，奇怪地望著幾個穿著闊綽、氣度不凡的女人，眼神間並無畏懼。
一個會說英語的夫人用英語發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國家的人？”
犯人出乎意外地用一口流利的漢語回答道：“我叫安德烈，是白俄羅斯人。”
安德烈會說漢語，這引起在場所有夫人們的興趣，他隨即被夫人們圍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發問著。那兩個獄警被夫人們擠到了圈子外面。
唐所長一看這樣子。下意識地認為可能會出問題，於是笑著說：“諸位夫人，你們不必這麼著急，這個人犯又不是要離開這裡的。你們有的是時間，一個個向他提問題吧。”
眾夫人一聽，就不好意思再圍著安德烈了。有幾個隨即退後幾步，只有董玉珍和另一個仍然與安德烈熱烈地交談著他的烹飪技藝問題。
安德烈指指條案上的西菜，微笑道：“尊敬的夫人，這些菜餚確實是由我燒的。你們說燒得不錯，就你們所看到的來說，我可以認為那是過獎了。因為你們看到的還只是一部分……”
董玉珍一愣：“什麼？只是一部分？那麼另一部分呢？”
安德烈笑容不褪：“另一部分在這道菜的下面，這些盆子裡其實都放著兩道菜，上面是一道，下面還有一道，上面的是法國菜，下面的是俄國菜餚。”
這下子獄警也吃驚了，他們親眼看著安德烈做菜，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安德烈做過西菜後，就被押回監號了。一個獄警剛想開口說什麼，董玉珍已先發問了：“是嗎？你可以給我們看看下面的那道俄國菜嗎？”
“當然可以。”安德烈退後一步，隨手拿起了一把叉子，伸向盆子，“尊敬的夫人，比如這一道萊，下面就是俄國菜‘炸鱒魚’……”
董玉珍自然而然地湊攏過去看，就在這時，安德烈倏地伸出長長的左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把將董玉珍的脖頸夾住，右手的那把叉子已經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陽穴：“誰敢上來，我馬上叫她死！”
二、
安德烈，那年三十二歲，蘇聯白俄羅斯明斯克市人，出身於一個蘇聯共產黨中級幹部的家庭。安德烈是家中的獨生子，他自幼就有兩大天賦：一是體育，無論是跑跳摔打，攀爬滾挪，都是無師自通，一看就會，舉凡長短跑步、跳高跳遠、游泳跳傘、拳擊摔跤、角力柔道，無不精諳；二是語言，也沒見他怎麼死背硬記的，不知不覺間就能用英語、日語、漢語及歐洲諸國語言跟外國人對話。他的父親當時是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內務部的一名處長，認定兒子如此天賦乃是幹特工的料，於是就在安德烈升到十年級的那年通過關係把他送往莫斯科去接受特殊訓練。
當時，蘇聯還沒有克格勃，安德烈接受訓練的部門是內務部的一個情報人員訓練班。原定訓練時間為兩年，後來因為安德烈的成績比較突出，於是就在兩年後又把他送往軍隊的一個內部特工訓練學校去學習，當時當局已經有意要把他培養成為一名高級特工。
但是，安德烈雖是一塊好料，但他不肯過多地吃苦頭。他受不了特務訓練的那份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結果就從那所特務學校逃了出來。當時的蘇聯，在全國範圍實行戶籍統一管理，國土雖大，但若要想自由自在，那無異於架梯登天，井中撈月。安德烈的行為為特務學校的紀律不允許，軍方發現其逃離學校後，立即通過內務部對他進行全國通緝。安德烈還沒逃回家鄉，就在火車上被拿下了，也不送回學校，就送到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去接受審判。軍事法庭給安德烈安上的罪名是“洩露軍事機密”，判了五年。
安德烈對此大怒，尋思根本就沒犯過任何事情就判了五年徒刑，那這法律還有什麼“公正”而言？他想想自己既受不了勞改營的那份惡苦，也難以接受刑滿後被劃入另類的生活現實，於是乾脆破罐子破摔了，還沒押到勞改營就一逃了之。
安德烈成為逃犯後，為了謀生，案件作了一起又一起。不到兩年，安德烈就成為莫斯科刑事偵察局榜上掛名的通緝犯。但是，一次次的通緝行動，都沒有能夠抓到他”，反而更激起了他變本加厲犯罪的念頭。
1940年夏，安德烈闖進了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別墅，對正在那裡度假的蘇聯海軍中將莫洛奇耶夫的妻女進行強姦，然後將母女倆雙雙殺死，又將別墅的財物洗劫一空。這起案件，令莫斯科刑事偵察局大為震驚，一直上報到了斯大林那裡。斯大林盛怒之下，下令將主管刑事偵察工作的莫斯科刑事偵察局的三名官員全部送進監獄，又親自下令在整個蘇聯境內通緝“罪大惡極的魔鬼”安德烈。
安德烈作案時，並不知曉受害人是海軍高級將領的家屬，直到斯大林的通緝令在各地火車站等處張貼出來後，方知闖下了彌天大禍。怎麼辦？安德烈讀過中國古代的兵書，也知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策略，於是當即逃往西伯利亞。次年，安德烈又越境逃往中國。
安德烈逃來中國後，先在東北一帶東遊西蕩，有機會就作一次不大不小的案件，弄一些錢財；沒有機會就花他從蘇聯出逃時所攜帶的積蓄。如此混了兩年多，竟然沒給日本人和“滿洲國”方面的警憲人員察覺。
1942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安德烈當上了奉天(今瀋陽)關東軍特高課的翻譯，日本人正需要像他這樣的通曉多種語言的外國人，因此對其十分看重，給他的待遇相當於日軍中佐，還給配備了中國警衛。安德烈喜歡過的就是這種作威作福的日子，因此非常起勁，正想好好為關東軍幹一干時，卻發現他已經被人盯上了——原來，蘇聯方面由於安德烈其人其案已經驚動了斯大林，一定要把他緝拿歸案，得知安德烈已經逃往“滿洲國”後，當即派出偵察員潛來奉天，企圖逮捕安德烈，逮捕不成則就地執行死刑。莫斯科來人已經暗暗盯上安德烈了，幸虧安德烈學過特工那一套，及時察覺，於是再一次運用了他從中國古代兵書中學得的知識，也沒跟關東軍方面打一聲招呼，馬上從大連走海路去了上海。
安德烈抵達上海後，再也不敢大意，為自己定下了幾條原則：一是得改變臉容，二是改變國籍，三是不能幹出頭露面的事情。
安德烈手裡有一些錢鈔，於是他去找了一位德國醫學專家做了整容手術，初步改變了自己的模樣；又買了一張假護照，搖身一變成了波蘭人；很快又在上海公平路白俄聚居區的一家餐館中找到了一份廚師的工作。廚師整天縮在廚房裡工作，沒有人注意他，安德烈覺得很安全。
安德烈在特務訓練班時專門接受過烹飪訓練，再說他原本就會燒菜，因此在上海做一名西菜廚師完全合格。憑安德烈的聰明，他如果要在烹飪方面有所發展，也不是一樁非常犯難的事，但是他接受了在奉天給關東軍特高課過於招搖而險些招來殺身之禍的教訓，不想把廚師做得非常出色，於是也就得過且過了。
本來，安德烈可以一直這樣安安分分地在上海混下去的，但是他天生是一個不肯安分的角色。安德烈只要看到有姿色並且體態豐滿的女子，就會想方設法弄到手。他在奉天的暴露，原因之一就是在跟一個蘇聯女人來往後引起了蘇聯偵察人員的注意。因此，他到上海再搞女人時就為自己定下了一個原則：不沾蘇聯女人。至於中國女人，由於不夠豐滿，一般是不在安德烈的考慮之中的。
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安德烈正在廚房裡燒菜時，前面店堂裡突然傳話過來，說有人要見見他。安德烈聞言暗吃一驚，尋思別是蘇聯偵察員又找上來了，他馬上作好了逃竄的準備，然後叫他的中國助手出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助手去而復歸，告訴他是一位外國太太吃了他燒的菜後覺得非常可口，要向他敬酒表示感謝。安德烈放下了戒心，走到前面一看，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胖女人，交談之下，得知對方是比利時人，丈夫在香港經商。她就住在附近，今天偶爾出來走走，見這裡有一家餐館，就進來品嚐，沒想到菜非常可口，她就想見一見安德烈。
安德烈一下子被對方的容貌、體態給迷住了，心裡頓時起了邪念。這個比利時女人絕對沒有想到，她在跟這個“波蘭廚師”的交談中，已經洩露了自己的住址和家中只有她一個人的情況，為此而給她帶來了殺身之禍。
當晚，這個安德烈連名字、年齡也沒弄清楚的比利時女人就被安德烈姦殺於住宅中。安德烈離開時，像前幾年在莫斯科海軍中將的別墅中作案時一樣，把比利時女人的錢款、首飾洗劫一空。
三個月後，安德烈再次用相同的手法姦殺了一名德國太太。
當時上海已被日本侵略軍佔領，警察局也是由日本人把持。儘管對於這種殺人大案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是搞了兩個多月偵查也未能弄出什麼名堂，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過，安德烈自己發現了案子的漏洞：這兩個女人在出事前的最後一頓晚餐都是在他所供職的這家餐館吃的。如果警察局瞭解到這一點，只要順藤摸瓜查過來，這兩起案子的偵破也就差不多了。
於是，安德烈決定離開上海。他找了一個藉口，向老闆請了假，說要去香港探望他的哥哥，然後就悄然離開了。
三、
安德烈並沒有去香港，而是到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他還沒有在上海殺人作案的時候，就已經沿著滬寧、滬杭線去各個城市跑過了，當時純是為了遊玩。但遊玩時所留下的印象足可以供他逃難時作選擇，在安德烈所走過的那些城市中，最適合於他生存活動的，莫過於南京。
安德烈的直覺是準確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日本人的警憲機關後，為了表示他們是正統統治者，是“為民作主”的政府，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在上海選擇一些日本人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刑事案件搞偵查，力爭個個偵破。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接受任務後，指派得力刑警組建了專案班子對本轄區內的那兩個出自安德烈之手的外國僑民被害案件進行偵查。這一查，很快就瞭解到兩個被害人在被害的當晚都曾去過公平路的同一家西菜館用過晚餐。這樣，這家西菜館理所當然地被警方列入偵查視線。
刑警對西菜館進行外圍偵查，結果查到在案子發生後不久離開了的“波蘭廚師”安德烈的疑點。當然，警方不可能知道安德烈當時其實並沒有離開中國大陸，而是藏身於距上海僅三百公里的南京，只以為他做賊心虛已經逃離中國大陸。這樣，這兩起案件的偵查也就只能“到此為止”。
卻說安德烈逃往南京後，搖身一變成了“保加利亞人”，竟然混進了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當起了廚師。但是，他只在那裡幹了一年許就因“行為不檢點”而被解僱。這時，安德烈對於南京已經很熟悉，由於在大使館當廚師的這一段經歷而結識了南京城裡幾乎所有西菜館的中外廚師。因此，他離開加拿大大使館後，很快就去了一家英國人開的西菜館做廚師。
這時候，安德烈染上了賭博惡習，對於賭博的喜好甚至勝於以前對於豐滿女人，不過他似乎永遠是失敗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不但輸光了所有的積蓄，而且還欠了數千美元的債務。安德烈一看這樣下去不行，就動起了作案還債的腦筋。
安德烈對於作案的對象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即把旅居中國的外國人作為作案對象是最穩妥不過的了，在他看來，中國警察的破案能力很低，且對外國僑民被害似乎不太關心，於是他就把搶劫外國人的錢財定為其生財致富的目標。
安德烈在1946年秋天的兩個星期內就搶劫了在南京居住的三個外國商人、一名印度外交官員，總共劫得錢財大約合五千美金。
五千美金在當時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了，但是由於受害人是三個，而且只有那個印度大使館的官員報了案，因此當時首都警察也沒有特別重視，只是記錄在案，派出刑警略作調查。
安德烈得了錢財後，先是還債，然後再賭。這時似乎時來運轉了，他一下子就贏了千把元大洋。正在暗自得意之際，警方的偵查觸角已經罩到他頭上來了！
安德烈的被疑純屬偶然。
1947年初，首都警察廳刑警大隊二中隊的一個名叫杜自宗的刑警接待了一個來自上海警察局提籃橋分局的刑警。這個刑警是杜自宗的同鄉好友，兩人情同手足，無話不談。這次對方是奉命前來南京執行吊贓任務的，到了南京。當然要來看望杜自宗。而杜自宗，則要請對方吃飯。
那天，杜自宗把那個刑警請到自己家裡。讓妻子燒了一些菜，兩人就喝起酒來了。這對好友已經兩三年沒有見面了，這次見面自是談得非常熱絡。“三句話不離老本行”，七扯八扯就扯到了偵查案子上面。安德烈所作的搶劫案的調查正好是下達到杜自宗身上的。而那個上海刑警也恰恰正是當初參加過調查安德烈所怍的那兩起姦殺搶劫案子的。結果就扯到—了“波蘭廚師”的身上。
杜自宗是個老刑警，聽同鄉如此這般一說，馬上想起自己在調查印度外交官被劫案時，曾經聽說過那天晚上受害人是去過一家西菜館用晚餐的。於是，他就決定再查一查。這樣，偵查的觸角終於伸到了安德烈的頭上。
1947年2月中旬，安德烈被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以“涉嫌搶劫”的罪名予以逮捕，押於首都警察廳第三看守所。當時這個消息被南京的兩家小報登出來了，於是另外兩個受害者人也向警方報案，稱曾在去了那家西菜館用晚餐後的當晚遭受蒙面大盜的搶劫。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認為逮到了一條大魚，安排得力人員專門對安德烈進行訊問，但是安德烈卻矢口否認。
卻說上海方面獲悉南京同行逮捕了安德烈，於是就想到了幾年前的那兩宗命案。可是當時安德烈供職的那家西菜館已經關門了，老闆夥計早巳不知去向，這樣對安德烈的身份就無從辨認，對其作案與否更是沒法確認下來。但是，上海方面怎麼也不肯放棄這個送到眼前的機會，於是一面安排人員在全市尋找那家西菜館的原班人馬，一面急派專人前往南京提審安德烈。
安德烈絕對沒有想到幾年前的案子這會兒竟會給扯出來，一看到上海警察，臉色就變了。但他連在南京的搶劫案子都不肯供認，對於上海的命案更是堅決搖頭。上海來的那三名刑警和安德烈對峙了整整一天一夜，軟硬兼施，但終究無法撬開安德烈的嘴巴，只好悻悻而返。臨走時，他們對安德烈咬牙切齒道：“你等著吧，有你的好果子吃的，我們一定要拿下你這兩起命案！”
文章來源：轉載自《塵封檔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