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供圖｜鄭建邦（鄭洞國長孫） 整理｜紀彭

鄭洞國 （1903-1991年）

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和北伐。

抗戰中參加過長城古北口戰役、平漢路保定會戰、臺兒莊大捷、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崑崙關戰役、鄂西戰役。

1943年春，鄭洞國參加中國遠征軍擔任新1軍軍長，參加收復緬北要地密支那攻堅戰。

參與東北內戰，1948年底，在長春兵敗解甲。

1954年起，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常委。

自1979年起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鄭洞國出身黃埔一期，曾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他在抗戰中聲名顯赫，卻在內戰中成為敗軍之將。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鄭洞國在東北名城長春被迫放下武器，他為之奮鬥一生的“黨國大業”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來的人生該怎麼走，他自己也不清楚。

長春：最黑暗的歲月

1948年的東北戰場，早已不是國民黨的天下。1月，精銳的新五軍被全殲；2月，解放軍再戰遼陽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斷了長春和瀋陽之間的聯繫。3月25日，祖父“臨危受命”，來到了被解放軍重重包圍的長春。在之後的半年裡，長春沒有經歷致命的戰火，卻遭受了比戰火更痛苦的煎熬——飢餓。

長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統計。但難有統一的權威數據。無論按照哪一方的估計，因飢餓而死的長春市民都不下十萬。

祖父很少跟我們提及長春圍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時光，他自己講：“我看著天上的太陽，都覺得沒有光芒。”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長春的東北師大讀書時，吉林省的領導幾次通過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動員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幾十年來，當年長春慘絕人寰的場景常常出現在他的睡夢中，那樣一個讓他對長春人民滿懷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麼面對呢？

祖父是黃埔一期的學生，又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蔣介石最信任的將領之一。解放戰爭中，像洛陽、濟南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來的，如果這樣一個人，在長春能夠臨陣起義，對國民黨陣營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在遼瀋戰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幾位常委曾經討論過：“最好是動員鄭洞國起義。”會上朱德說：“鄭洞國這個人政治上不壞。”周恩來也講：“這個人我還了解，屬於比較老實，本分的人。”毛澤東最後決定“想辦法爭取他起義”，還叫周恩來以老師的名義給祖父寫了封信。

可惜當時長春城內已是一片混亂，周恩來以老師身份寫的那封信，祖父並沒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當時對蔣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會投降的。而且叫新七軍起義也很難做到，新七軍的軍官大多是黃埔出身，受蔣介石影響很深。仗已經實在沒有辦法打了，部屬們就只好瞞著他與解放軍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強算投誠了。

祖父曾回憶，當他放下武器，很沮喪地隨著部隊出城時，迎面開過來一輛美式吉普車，車上坐著的是與他對陣數月的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政委肖華。肖華看到祖父走來，立即命令停車，下車走過來跟我祖父握手，問候了一番，然後再坐車離去。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對他這個敗軍之將並沒有趾高氣揚、盛氣凌人，這個細節使沮喪到極點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絲。

晚上，在長春郊區四家子解放軍的兵團司令部，肖勁光和肖華請祖父吃飯，也是客客氣氣的，好像與他認識很久了，其實以前他們並不認識。席間，心情極壞的祖父只顧低頭喝酒，不肯講話。酒過數巡才抬起頭說：“我在國民黨那裡搞了二十幾年，現在失敗了，當然聽憑處置；至於部下官兵，如有願意回家的，希望能讓他們回去。”當時，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當一個老百姓，並且生硬地提出：“不廣播、不登報、不參加公開宴會。”隨後，他離開長春這座傷心之城，到哈爾濱思考人生去了。

1948年遼瀋戰役中被迫放下武器的鄭洞國（中）

思想轉彎兒，接受共產黨領導

在哈爾濱，祖父每天都通過報紙關注全國局勢的變化。開始，一拿起報紙他就心煩，他當時的思想還有意無意地站在國民黨那邊兒，看到自己的陣營一敗再敗，心情可想而知。可是後來他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祖父開始有時間認真讀書，讀毛澤東的書，也讀馬列的書，還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這些書至今還在家裡保存著，翻開這些已經發黃的書籍，可以看到祖父當年用紅色鉛筆所畫下的重點。

他們這一批黃埔出身的國民黨人，別看位高權重，手握重兵，但內心卻是非常痛苦、淒涼。一個人奮鬥了半生，最後是這樣一個結局，他心裡能高興嗎？但他又不能不接受這個現實。

他投身革命，初衷是因為愛國，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復興，而他的痛苦也是從這兒來的，覺得國民黨搞來搞去，不但沒有救國，反而窮途末路。

在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還有一道坎兒，祖父一直過不去，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思想。1950年8月，祖父因身體不適到上海就醫，途經北京時，肖勁光、肖華兩位將軍請他吃飯，希望他參與到解放臺灣的工作中。祖父沉吟再三，最後還是謝絕了。兩岸統一是他願意看到的，可讓他自己去拿著武器跟從前的長官、袍澤廝殺，按照他的一貫道德和操守，又不願這麼做。

不過，在面對美國人的時候，祖父便沒有那麼多顧慮了。在北京期間，周恩來邀請祖父吃飯，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由於祖父在抗戰時曾與美軍聯合作戰，對美軍的作戰特點比較瞭解，周恩來就問他對美軍的看法。祖父很明確地說：“美國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裝備，打不了硬仗。”還舉了幾個實戰的例子說明。他講到美軍依賴空中補給，與美國人共同作戰時，美國兵行軍走累了就先丟棄武器彈藥，然後是衣服，到達目的地時就只剩一條短褲，活像一隻大毛猴，逗得周恩來大笑。

到了上海之後，他慢慢觀察，發現還是共產黨有辦法。1945年，抗爭剛剛勝利時，祖父是第三方面軍副總司令，負責接收南京和上海。他親眼看到上海物價飛漲，流氓阿飛橫行，社會烏煙瘴氣。50年代初，進入上海才一兩年，共產黨就把上海治理得非常好，這對祖父的思想衝擊很大。一方面他對自己過去從事的事業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在共產黨身上看到了希望，這個希望符合他年輕時候的理想。

1952年，祖父應周恩來之邀，從上海遷居北京。遷居可不止是簡單的搬家，那就表示接受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這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1972年，鄭洞國與首次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宴會上敬酒

毛澤東親自給鄭洞國點菸

來到北京，祖父被安排到水利部當參事，那時候一月掙八十塊錢。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前，毛澤東提議祖父擔任國防軍事委員會委員，按級別是九級幹部，工資是二百七十多元，還配有專車。困難時期，很多民主人士都提出不要專車了，工資要求減幾等，後來減到二百四十五。一直到他晚年，一直都是二百四十五塊，這在計劃經濟時期，應當是很高的生活待遇了。

一天，祖父收到毛澤東請他到家中吃飯的請柬。去毛主席家做客，那是一種什麼心情？他當然很高興，但也很緊張。祖父這個人一生並不趨炎附勢，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想提拔他當侍從室侍衛長，負責保衛領袖安全，這是一個在別人看來天大的美差，可是祖父卻堅辭不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受不了校長的咆哮。這次到毛澤東家吃飯，祖父也有些戰戰兢兢。

毛澤東很瞭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進屋，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迎到門口，用湖南話講：“鄭洞國，你這個名字好響亮啊”，大家就笑，賀龍，葉劍英他們也在旁邊笑。

坐下來以後，毛澤東問：“你吸不吸菸？”祖父說吸，毛澤東的煙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點。毛澤東又從沙發站起來，拿著火柴給他點菸。這個細節，也不是毛澤東有意的，他跟誰都這樣。但祖父卻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蔣介石會給誰點菸嗎？祖父在蔣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點都不能含糊，畢恭畢敬。這一刻祖父確確實實感到毛主席和蔣校長不大一樣。

祖父曾在家裡學過毛選，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他沒什麼基礎，學起來有難度。他想求教，就問毛澤東：“您的馬列主義是怎麼學的？”毛澤東告訴他：“當初做工人運動時，開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鐵道上轉來轉去，心裡特別痛苦，也著急。後來明白了，臉還是娃娃臉，身上還是學生裝，所以工人跟你有距離。一個人只有把架子放下來，思想轉變了，立場才能轉變。”毛澤東在宴席上的這些話，影響了祖父，從此他開始真正改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