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該電報是直接發給毛澤東的,又使用了言簡意賅的文言文,單是“兵諫”兩字,不僅高度濃縮了即將發生事變之內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變的性質,而且還使得“電報不長”。因此可以認為,擬定電報之人不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
文章摘自：黨史縱橫，作者：孫果達 。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一份電報是通知紅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這份電報究竟是誰發的卻是個謎。多年來,學界對西安事變的研究都把張學良或當時中共中央駐東北軍聯絡員劉鼎所發的電報作為保安得知西安事變的開始。但事實並非如此。
西安事變當天的6份電報
目前可以看到的相關電報檔案有6份:
第一份是劉鼎的。“當天零時,一切佈置妥當之後張學良才告訴中共派駐東北軍聯絡代表劉鼎,要他即刻電告陝北的中共中央:‘我已發動捉蔣,請予支持。’”這份電報未見檔案原文,有可能來自西安事變時楊虎城的親信申伯純在《西安事變紀實》中的回憶:“張隨即請劉鼎立即電告陝北,說我已發動捉蔣,正在行動,請予支持。劉鼎12月12日零時30分發出電報。這是中共中央和紅軍最早得知西安事變發動的唯一的一份電報。”申伯純雖然提到了電報的時間和內容,但其本人畢竟不在現場,更不是發報人,因此所回憶的其實並不算第一手史料。
第二份也是劉鼎的。“劉鼎12日同樣於凌晨5時根據張學良的要求通報中共中央,說明‘西北全部武裝暴動,意圖俘虜賣國頭子,舉起抗日義旗。’”這份電報見於楊奎鬆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一書,但也未見原件,而且很可能連內容也不完整。
第三份電報是張學良的。“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望紅軍全部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宗南)敵北進。弟,毅(張學良的化名)。文寅。”這份電報據張魁堂在“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一文稱,是“搜山尋獲蔣介石後,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即這一電報其實也是劉鼎所發。
第四份是是東北軍67軍軍長、祕密黨員王以哲的。據高存信在《黨的文獻》1989年第二期載文稱:除了文寅電,“在中央檔案館中還有王以哲於12日6時致革委電,兩電內容都是告知蔣介石、蔣鼎文、朱紹良等十餘名高級將領被扣。”這就是說,張學良當天同時讓劉鼎與王以哲分別向保安發出了電報。
王以哲作為張學良的主要心腹、西安事變的核心成員之一人們都比較瞭解,但知道他是中共祕密黨員的卻不多。這一祕密的公開,起自王以哲女兒對原國務院副祕書長、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的詢問:王以哲是不是黨員?羅青長請示葉帥,得到了葉帥的肯定回答,並作了正式記錄,肯定了王以哲的黨籍。王以哲入黨的時間在1936年5、6月間,“經葉劍英介紹祕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此,王以哲的電報開頭也以“同志”相稱。1936年10月26日19時,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報中說:“王以哲每日都有電來往,張學良與我關係更加密切。”至今中央檔案館還保存著數百份王以哲與保安雙方的往來電報。順便說一下,高福源也是祕密黨員,由李克農介紹入黨,並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第五份電報是劉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2日中午給共產國際書記處的電文明確說:“劉鼎十二日十二時電稱:十二日六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獲,蔣孝先、邵元衝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負傷,馬志超在逃,西安及城郊之憲兵警察,及一部分中央軍全部繳械,蔣之衛士死二十多人,西安城郊有小小衝突,□□完全勝利,已宣佈政治主張及我們之十大綱領等語。”這份電報未見完整的原件,特別是其中兩個空缺的關鍵主語,不知是“我們”、“計劃”還是“張楊”,但基本內容和意思已經可見,畢竟電報認為張學良宣佈的是“我們之十大綱領”。
第六份也是王以哲的。“毛、周、彭同志:蔣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蔣鼎文、朱紹良等十餘高級將領均扣留,全國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機會搏鬥。弟,王以哲。文未’”這份電報的發報時間是“文未”,也就是當天的13時。看來,中共中央在上午收到劉鼎與王以哲的電報,立刻就分別覆電要求確認蔣介石究竟有沒有就擒。因此,王以哲的這份13時的電報與上述劉鼎12時的電報都是對中共中央詢問的回答。
劉鼎的回憶
上述發往保安的電報雖有多份,但其實是兩人所為。王以哲早已犧牲,所能回憶的只有劉鼎。
劉鼎是西安事變中保安方面幾個主要參與者唯一留下比較完整回憶錄的人。因此,在沒有具體歷史檔案可以查證的情況下,他的回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從上述幾份電報的時間順序看,劉鼎的電報應該是最早發往保安中共中央的。但奇怪的是,劉鼎的回憶具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張魁堂根據劉鼎70年代末的西安事變追記筆記所整理的《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一是劉鼎的談話《談西安事變》。
在筆記中,劉鼎說張學良告訴他事變決定時已過12點,他並沒有回到自己的住所去發報,而是在張學良處發的報,“凌晨2點多,彭紹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電臺。搜山尋獲蔣介石後,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
劉鼎的筆記有五個要點:一是獲得消息的時間已過12點,也就是事變發生前夕;二是發報地點是在張學良的指揮部,用的是張學良的電臺;三是發報人是劉鼎的報務員彭紹坤;四是表明張學良與保安的聯繫起始凌晨2點多,因為此時雙方電臺接通;五是一個“又”字表明張學良在發文寅電前,確實已經讓劉鼎向保安發過決定發動事變的電報。
概括以上五點,就能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劉鼎從事變一開始就在張學良的指揮部,參與了整個事變過程;二是從“凌晨2點多”起,張學良的指揮部就保持了與保安的聯繫;三是最早告知保安的電報內容,是關於張學良發動事變的開始而不是結果。
在談話中,劉鼎肯定地說:12月12日0時,張學良告訴我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鐘都不敢耽擱,趕快向中央發報,但此時停電了,我就從金家巷走到南院門電料行買電池,電池買回時,蔣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
劉鼎的談話有三個要點:一是張學良在行動開始時就通知了劉鼎;二是全城斷電無法發報,強調“步行”去遠處購買電池;三是事變結束後才發出電報。
概括以上三點,也能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劉鼎表明自己在事變過程中不在現場;二是表明與保安的聯繫起始於事變結束後。
對於劉鼎截然不同的兩種回憶,有論者在《近代史研究》的《西安事變發動時間考略》一文中認為:“此兩說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可以想見,根據這樣一些完全不確定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回憶來推斷劉鼎向中共中央發報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足為信的。”確實,且不談劉鼎在有自備發電機的張公館內的電臺根本就不可能受斷電的影響,即使作為保安常駐西安的聯絡員,豈能在最關鍵的時刻長時間地脫離崗位。但是,劉鼎的筆記是私人性質的追記,並沒有想到身後會被髮表。劉鼎的談話卻是準備公開發表的,不得不顧慮當時依然還健在的張學良的安全和聲譽。兩相比較,筆記的真實性顯然遠大於談話。此外,儘管劉鼎的兩篇回憶內容大相徑庭,有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根本沒有表示過他向保安所發的電報是西安事變時的“最早”。
對於劉鼎,他最初身份是中共中央常駐東北軍的代表,後來變成了聯絡員,楊奎鬆在《西安事變新探》中認為他當時已經失去了在張學良身邊原有的重要地位,變化起自共產國際的懷疑:“這是因為王明等人此前已兩度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對劉鼎出獄及被捕後的表現提出懷疑,堅持不應讓劉鼎在張學良身邊工作。中共中央雖然通過與劉鼎的交談,特別是對劉鼎在張學良處工作的長時間考察,並不相信王明所說的情況,但終究不能不多少有所顧慮。”於是,受到了懷疑的劉鼎同時也失去了張學良的信任,“甚至在事變即將發生的幾天時間裡,張學良一次也沒有找過劉鼎。劉這幾天裡雖仍有四五封電報給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間接得到的一般情報。對於西安城裡緊鑼密鼓地祕密醞釀著的軍事政變活動,劉鼎幾乎毫無察覺。”直到“11日中午,劉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東北軍上層的氣氛有些不正常,照他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的說法,是有些‘恐怖’的味道。”另據《黨的文獻》所發表的《對<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一文的研討》中指出,瞭解劉鼎情況、劉鼎在北京住所的鄰居、當年共同參與西安事變的孫達生說:“劉鼎生前思想上已起了變化。劉鼎後來瞭解到王以哲跟中央緊密聯繫,彼此往來電報數百份後,說當時我不瞭解這些情況。”
還應該指出,當時李克農交給劉鼎的兩套密碼,可能並不是用來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的,而是需要通過軍委二局曾希聖的電臺中轉的。《黨的文獻》曾經載文,指出劉鼎的電臺必須“經曾希聖臺中轉”。《曾希聖傳》也指出:“12日8時,軍委二局偵收到一份密電,值班人員沒能全譯出來,曾希聖接過這份缺字很多,連不成句的電文,發現是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逼其抗日,當即用電話報告毛主席。”這份必須由曾希聖親譯的殘缺電報,很可能就是劉鼎用塗作潮裝配的5瓦小電臺發出的。因為功率太小,又是在市內干擾嚴重的情況下發報,電文有所脫漏就非常可能。
由此看來,劉鼎其實不是西安事變的核心知情者,許多祕密他完全不瞭解,似乎也不夠能與毛澤東直接聯絡的級別,因此不可能成為事變後最早向中共中央報告的人。
按照常識,要確定發報時間先後的過硬證據,其實並不取決於發報人,而應該是收報人。既然目前無法界定究竟誰是最早的發報人,那麼在保安有沒有最早的收報人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個人就是毛澤東當時的機要科科長葉子龍。
葉子龍的回憶
對於毛澤東收到關於西安發生“兵諫”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臺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報以後,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搞不清。”當年的機要員童小鵬在“目睹周恩來處理西安事變”的回憶文章中證實了葉子龍的回憶:“譯電員朱志良急匆匆地叫醒機要科長葉子龍。我和葉睡在一個小炕上,也都醒了過來。葉子龍不懂得‘兵諫’是什麼意思。他以為我文化高一點,能懂。可我也不懂。”
關於西安事變時中共中央得到的第一份電報只有3個人親眼見過,除了譯電員和毛澤東,就只有葉子龍。葉是當年的機要科長,又是親手把來自西安的第一份電報交給毛澤東的,其回憶的唯一性顯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因為他才是首份電報內容真正的目擊者。他的回憶有4個要點:一是電報到達的時間是凌晨;二是電報的收件人是毛澤東;三是電報的整體內容他“看不大懂”,因此不知道電報的內容;四是電報內容中有“兵諫”兩字,使他頗費思量。
看了葉子龍的回憶,起碼會有4個結論:一是電報到達的時間應該是在12日的零點前後,否則毛澤東決不會有“明天”的概念;二是電報內容一定是報告張學良開始“兵諫”而不是“兵諫”已經成功,否則毛澤東決不會讓葉子龍繼續睡,更不會說“明天有好消息”;三是葉子龍根本不知道西安開始捉蔣介石,否則決不會對如此大事沒有印象;四是葉子龍的回憶雖然沒有明說,但在實際上否認了劉鼎“發動捉蔣”的電報和張學良已經完成“兵諫”的文寅電,就是中共中央收到的關於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也就是說,葉子龍得到的第一份電報並不是上述目前可以看到的幾份電報。那麼,會不會是楊虎城發的?
據在西安事變前後一直擔任楊虎城機要祕書的王菊人在《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一文中回憶:“事先,是不是通知共產黨呢?這件事往返商量了好幾次。第一次決定當晚(即1936年12月11日晚上)通知,準備請毛主席派駐十七路軍的代表張文彬(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的機要祕書),以他們自己的通訊密碼發報通知。決定這件事已到了下午六時左右。楊(即楊虎城)怕無線電報被南京方面竊收偷譯出來,使機密洩露。叫人問十七路軍總部李致遠(原文注:專門竊收各方密報的工作人員),共產黨的無線電報南京方面譯得出來否?李說:南京方面偷收紅軍的無線電是能辦到的,我當年在閻錫山那裡,收到紅軍電報很多,但能翻出的很少,南京方面我不敢絕對保險譯不出來。這時,電文已擬就,為了極端機密起見,準備請張文彬以他的名字或他的化名拍發。電報是發給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原擬電文為:‘聞此間即以實際行動,停止內戰,迫其抗日,請迅速準備。’經過第二次和張(即張學良)商量,覺得等電報到了中共那裡,我們把蔣介石已扣起來了,事先不必冒此風險。至於設想的中共準備工作,遲早也不在這幾個鐘頭。這樣,電報決定不發,當即在張、楊面前,把電稿燒了。”
看來電報也不是楊虎城發的。那麼,葉子龍所回憶的電報究竟是誰發的?
第一份電報的文風
葉子龍的回憶明確說電文是“半文半白”,還有“兵諫”兩字。葉子龍可以說閱電無數,看不懂的必定鳳毛麟角,自然印象深刻。幾十年後回憶的電報內容雖然可能不太準確,但決不可能把完全可以看懂的電報錯記成“看不太懂”。
張學良的電報是不是慣用“半文半白”?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就說“兵諫“二字,在事變前幾乎所有的資料中,張學良和楊虎城都使用“挾天子以令諸侯”、“先禮後兵”、“軟硬兼施”、“硬幹”、“捉蔣”等等詞彙,從未出現過“兵諫”的概念。即使讓劉鼎代發的文寅電中也不是“半文半白”,也依然沒有“兵諫”的概念,而是用了“扣留”的字樣。
既然張學良不是,那麼劉鼎或王以哲是不是?回答更是否定的。劉鼎與王以哲的電報與保安保持經常性來往,不可能讓電文“半文半白”,使得葉子龍“看不太懂”。
此外,劉鼎在事變過程中一直不離張學良的左右,甚至還放棄了自己的電臺,轉而用張學良的電臺,讓自己的報務員代其直接發報給毛澤東。擁有進入張學良指揮部這樣的資格,並作出獨立的決定,直接使用張學良的電臺,劉鼎的級別似乎太低了。反之,張學良讓劉鼎與自己並肩坐鎮指揮部,並直接掌握性命攸關的電臺,似乎也完全不合情理。因此,當時的劉鼎之所以能夠進入指揮部,必定是他的身份最為恰當,不易使人生疑,可以充分發揮聯絡員的作用,才合乎事情的邏輯,也合乎張學良的身份和當時張學良已經離不開紅軍協助的事實。
由於該電報是直接發給毛澤東的,又使用了言簡意賅的文言文,單是“兵諫”兩字,不僅高度濃縮了即將發生事變之內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變的性質,而且還使得“電報不長”。因此可以認為,擬定電報之人不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越過周恩來直接致電毛澤東,而且還有很高的文化水準,又瞭解毛澤東與葉子龍的古文能力。電文之所以“半文半白”,可能主要就是為了電文難以破譯,又讓具體經手人不明其意,而唯獨毛澤東一清二楚,從而達到最佳的保密程度。當然,葉子龍所言的“半文半白”,也可能是事先約定的典故或“鴿子飛了”一類的暗語。比如紅軍長征前夕,周恩來命何長工和潘漢年前往敵營談判時約定暗語:如果接到“鴿子飛了”的電報,就是紅軍開始出發了。結果談判中途,何、潘收到這一4字電報,立即返回追趕部隊。這類暗語的使用就使得葉子龍雖然印象深刻,卻除了“兵諫”兩字再說不出具體內容。確實,發出的電報要讓葉子龍“看不太懂”,非高手不成。比如10月29日,葉劍英就把重要情報用文言文的電文報告毛澤東:“有主駐蔣說”,意思就是有人想捉蔣。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繫。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彙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麼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界定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為“兵諫”的最早回憶。必須指出的是:這句話純系葉劍英轉引張學良的意思,並非原話,因為事實證明,張學良直到事變發生時,無論在電報還是講話中,絲毫沒有“兵諫”這一極其高水準的政治概念,更何況張學良在事變前後給中共中央的眾多電報中,根本不承認自己的捉蔣行動是什麼“兵諫”。
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特工王戴笠》一書中說:12月初,戴笠匆匆從南京趕來洛陽,向蔣介石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祕密接觸,內容不詳。”戴笠的情報,正好可以反證當時正處於歷史緊急關頭的張學良並非孤軍作戰。
綜上所述,雖然還無法確認最早向保安電告西安事變的發報人,但可以肯定這人決不是劉鼎、王以哲或者張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