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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波
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終以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而落下了帷幕。當歷史的幕帳徐徐落下的時候，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都在為他們的這一選擇而歡欣鼓舞，只有當袁世凱稱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如此的愚昧。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進行反思：為什麼當時會把民國的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呢？對這一問題許多歷史學家都曾作過解釋，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愚以為，孫中山先生讓位給袁世凱，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願，有其複雜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本文試圖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闡釋這一原因。
一、客觀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以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凱莫屬。
武昌首義猝然發動，猝然成功，全國各地積極響應，不數月半壁江山易幟，革命形勢發展如此蓬勃，如此喜人，但是蓬勃之下掩蓋著混亂，歡喜之中浸透了憂慮。擺在國人眼前的景象是：“盜賊縱橫，土匪充斥，失業之民，全國皆是，焚燒劫掠，盜竊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數起。”〔1〕“言外患則日逼南滿，俄涎蒙古也； 言內憂則會黨充塞，匪盜如毛也。再觀內部意見叢生，內訌可懼，四崩五裂，論之堪憂。嗚呼！天欲禍吾國乎？”〔2〕在這樣的環境下， 人們“每逢夜半，槍聲四起，睡不安忱，驚惶起坐。”〔3〕社會動盪，列強環伺；而革命尚未成功，清軍尚在眼前。軟弱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鐵腕人物來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幫助他們穩定秩序，清除內亂，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誰能擔當這樣的重任呢？環顧海內，似乎只有袁世凱才是最佳人選。因為袁世凱手握重兵，位高權重。他在當時可以說是革命軍推翻滿清的頭號敵人，但在戰場上從來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今天最強大的敵人，明天也許就是最有力的盟友。袁世凱有轉變為革命軍盟友的可能嗎？應該說是有的。武昌起義之後，階級力量發生急劇變化，清朝的反動統治迅速土崩瓦解，統治階級內部迅速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始悟大勢已去，決非一人所能挽回，雖表面強為支持，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矣”〔4〕。 於是對武昌起義由言剿改而言撫，由言撫進而言和，向革命黨人進行和平試探，應該說，在當時來說，袁世凱有轉變為革命軍盟友的可能性。
第二，袁世凱在清末“新政”中，政績頗著，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信任和歡呼。
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後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上奏：諸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鹹趨實學。已經延續千年的封建專制的人才基礎——科舉考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10月23日，袁世凱又有奏章呈遞：請諭準大清國自造京張鐵路，並保派侯選道詹天佑先行查勘。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力更生建造的鐵路。同時，在“新政”時他還曾編練新軍，並運用這支武裝力量，遊刃於尖銳複雜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之間，並把勢力滲透到朝野上下，成為中外推崇的“強人”。他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不遺餘力地推行“振興實業”、“獎勵工商”等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現代企業為主幹的經濟基礎，並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礦、財政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革新，客觀上促成了直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洋洋大觀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資產階級的青睞。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與立憲派進一步建立了政治聯盟，為憲政改革而痛切陳詞於皇上，奔走策劃於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實行立憲改革，從而贏得資產階級的喝采，稱他為“偉哉”〔5〕。
1909年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使他在此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世凱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也把袁世凱視為“同種”與“異族”的清王朝區別開來。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原因，使得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的各階層，普遍產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各階層“擁袁棄孫”的一致傾向，是孫中山讓位的一個客觀原因。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之間，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其選擇是一致的，那就是擁袁棄孫。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並沒有急於回國。考慮到籌餉問題，他到各國遊說，希望給以支持。但待他回國時，西方各國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實。這樣孫先生是兩手空空回國，一個大洋也沒有要到。袁世凱出山南下之初，英國公使朱爾典就認為：“袁此行形質上雖系軍方，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又說：“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強承認，且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為先，但仍遭到無理拒絕。日本和俄國政府密謀帶動各國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它們提出“只要日俄兩國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予承認，其他列強亦不會急於承認。”它們還攻擊孫中山“不知軍事”，實行“獨裁和寡頭政治”。另一方面，列強繼續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支撐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領袖”。“現時孫之勁敵為袁，於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後之勝利，以底定中國者，亦唯袁一人而已”〔6〕。列強表示， 只有在袁世凱解決“南北爭端”後，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脅迫革命黨人把國家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以換取列強對中國共和政體的承認。
列強如此，資產階級又怎樣呢？先看看立憲派的表現吧！
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半年，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共推張謇晉京，洽談組織赴美遊歷報聘團事，同時向清廷進“最後的忠告”，張謇繞道彰德過訪袁世凱，一夕深談，達成默契。袁對張說：“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張謇對此感奮不已，滿意而去。張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對袁世凱深篤的政治感情和隱約的期待。武昌起義後四天，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江浙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就開始制定擁護袁世凱以收拾大局的計劃，即有名的“惜陰堂策劃”。他們一方面讓擁有實力的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以順應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國人心；另一方面則壓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治權力，由袁世凱當共和政府的大總統。在他們的活動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會”作出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張謇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 一切通過。”
立憲派看好袁世凱，革命黨人也是如此，就連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以及汪精衛等也看好袁世凱。
汪精衛因武昌首義黨禁開放而出獄，他極力鼓吹擁袁反正的論調。他以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長的身份，壓制北方革命黨人的起義活動，強迫黨人隨他擁袁“以促成革命”。他還以“民黨代表”的名義，向袁世凱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7〕黃興雖然對袁世凱心存警惕，於11月9日特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查拿袁世凱派去的遊說之人，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寫信給袁世凱，稱“明公之才，高出興等”，“萬萬”籲懇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章太炎也把袁視為未來中國唯一適宜的統治者，主張“虛大總統以待北方之英，樹大元帥以順南軍之志”。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擁護袁世凱做總統，並曾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8 〕孫中山先生在執行各省代表會議應允“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的妥協決議時，致電袁世凱表明“虛位以待之心”，“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在擔任臨時大總統後，面對荊棘叢生、動盪不寧的局勢，殫精竭力，窮於應付，頗感心有餘而力不足，遂認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
既然資產階級各階層都擁袁棄孫，那麼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只是“順南軍之志”的應景之作，其目的不過是為袁世凱登上總統寶座而掃清障礙的政治預演罷了。客觀原因粗略地作如上闡述，但遠遠還不是事情的全部。
二、主觀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之時，革命黨人尚不具備掌握政權的思想準備，並且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認為只剩下建設民國的問題了，而產生功成身退的思想。
武昌起義猝然發起，猝然成功，而此前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是屢戰屢敗，可以說，辛亥武昌首義成功大大出乎革命黨人的預料，在混亂的局勢面前，革命黨人慌忙把領導權讓給了黎元洪。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也是擔心外人干涉，而把希望寄託在“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的“雄才大略”的袁世凱身上，希望他能與革命軍一致行動，推翻滿清政府。那麼“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舉項城無疑”。襟懷雖然坦蕩，但也可以反映出革命黨人尚沒有一個足夠的思想認識，沒有一個成熟的組織政府的準備方案。於是，大權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了。
第二，在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當中，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革命黨人中有著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滿清已經推翻，民國已經建立，剩下的就是建設民國的問題了。孫中山宣稱：“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已達到，唯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9 〕把資產階級革命目標降低到僅推翻滿清的程度，忽視政權的建設，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此外，孫中山還提出了“借外債以興實業”，以及防止資本家壟斷的主張，醉心實業即民生，至於政權問題，似乎已是細枝末節〔10〕。此類觀點，在革命黨中大有市場，正好給袁世凱之流以可乘之機。當然，孫中山對袁世凱還是有警惕的，如1912年9月16日，在北京袁為孫餞別的宴會上，孫中山就曾警告袁世凱：“滿清幸已推翻，如雲國中革命從此告終，恐未必然。”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前，孫也試圖約束袁世凱，但流水落花，大勢已去。
第三，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尚不具備管理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才能。
孫中山作為革命黨人領袖，尚不具備國家領導人的聲望和素質。即使在同盟會內部，孫中山的領袖地位也不是絕對的、唯一的。這從多次倒孫風潮可以看出。孫中山回國以後，雖然作為革命派的領袖贏得了歡呼，但是在國內資產階級立憲派那裡，孫中山的形象卻與他們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用人標準不相符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張謇便“與孫中山談政策”，得出的結論是“未知涯畔”四個字。〔11〕他們用傳統士大夫特有的排斥和傲慢的眼光審視孫中山，認為他的思想太膚淺了。“於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權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即各國政治風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難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貫通。”資產階級立憲派需要的是具有傳統儒學知識分子特徵的領袖。這與革命初興，從傳統知識分子轉變過來的資產階級的戀舊情節有關，孫中山顯然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贏得他們的尊重。同時，由於孫中山長年流浪海外，沒有執政的經驗，他所接觸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並沒有和中國這個泱泱農業大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也就是說，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那麼資產階級對孫中山的批評，也就不是空穴來風，而有其自身的原因了。
從革命黨同盟會來說，可以說它還不具備領導全國的規模，還不成熟。同盟會自成立時，內部便始終貫穿著激烈的矛盾直至組織上的鬥爭，從組織自身削弱了革命黨的功能。並且革命黨人長年寓居海外，從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動和宣傳，對於如何管理組織一個國家，未曾多措意，更無實踐經驗。所以一回國，他們與長期宦海浮游的立憲派和其他新舊官僚相比，明顯缺乏政治經驗。黃興回國後，就“自愧學譾，無補平時”，認為袁世凱之才，“高出興等萬萬”，對領導國家缺乏自信，在袁世凱面前自慚不如。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流浪海外的職業革命者在初掌政權時，又怎比得上袁世凱這樣的盜世奸雄？臨時政府成立後，內外交困，捉襟見肘。如在中日合辦漢冶萍煤礦問題上，觸痛了資產階級及全國人民敏感的神經，引起了一致反對。對當時的臨時政府來說，只不過達到了“電報統一”，而並非實際統一。臨時政府面臨著鞏固政權、發展革命的艱鉅任務。而此時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盟會，早已處於十分渙散狀態，即“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所以在當時“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澄清宇內，底定中原”。面對這一動盪不安的局勢，孫大總統殫精竭慮，也只有窮於應付，頗有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發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經驗之人”，“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的悲嘆。
總之，由於客觀形勢的召喚和主觀準備的不足，在歷史的合力作用下，而釀成孫中山先生讓位給袁世凱這一憾事，進而導致了辛亥革命一定意義上的失敗。
註釋：
〔1〕“評論”，1912年1月19日《申報》。
〔2〕1912年3月27日《民立報》。
〔3〕《共和危言》，1912年3月28日《申報》。
〔4〕廖少遊：《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1912年版，第4頁。
〔5〕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卷》卷4，中華書局1931年版，第13頁。
〔6〕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第508頁。
〔7〕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15頁。
〔8〕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67頁。
〔9〕孫中山：《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總理全集·演講·關於三民主義》，第71頁。
〔10〕孫中山：《實行社會革命》，《總理全集·演講》上冊，第42、51頁。
〔11〕張謇：《張謇日記》，民國元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