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前芝
紅軍的第一部電臺，目前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
紅軍成立之初，作戰以游擊戰為主，對於部隊之間的無線電通信需求並不十分迫切。1930年後，運動戰成為紅軍的主要作戰形式，需要各部隊間的協調配合，產生了無線電通信需求。
1930年7月，彭德懷部隊佔領長沙後與黃攻略部隊僅隔一條鐵路，卻不能通信，這些紅軍的高級指揮員開始認識到無線電通信已經是行軍打仗不可缺少的利器。
與此同時，紅軍往往地處偏僻深山，瞭解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信息，掌握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動態，也需要靠電臺。儘管要求迫切，但直到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才獲得了一部來之不易的電臺。
一部半電臺
1930年10月，蔣介石先後調集11個師、3個旅加3個航空隊共10萬人的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的紅一方面軍發動第一次“圍剿”。
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採取“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12月底殲滅了孤軍冒進的國民黨第18師，包括師長張輝瓚在內的9000餘人被殲或被俘虜。正是在這一仗中，繳獲了18師的電臺。
由於當時紅軍戰士大多不認識電臺為何物，所以把發報機、蓄電池等全部打壞了，只剩下一架收報機送到紅軍總部。在這次戰鬥中，跟隨18師一起行動的原隸屬於國民黨交通兵團無線電第1大隊第5分隊的王諍、劉寅等十餘名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也被俘。
紅軍總部獲悉電臺被部分損毀後，非常惱火，電令全軍：“各部隊於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鐵道……電線、無線電臺等），非有高級長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壞，違者嚴究。”
這次繳獲的電臺只有15瓦的功率，是個小電臺，儘管只能接收不能發報，但經修復使用後在對敵偵察上還是發揮了不小作用。
據王諍回憶，當時國民黨部隊每到一處，電臺開始聯絡時，都先打個“QRC？”問對方在何處，以便確定位置。同時，由於當時參與圍剿的部隊比較雜亂，統一密語行不通，故而他們之間聯絡都用明語，這就等於不斷地向紅軍報告了部隊的行動和部署。
1931年1月4日，毛澤東、朱德在紅軍總部駐地江西小布鎮一個祠堂裡，接見了王諍、劉寅等人，動員和歡迎他們加入紅軍。
毛澤東對他們說，無線電技術是個新技術，你們學了這一門很有用，也很難得，現在你們參加了紅軍，就要把這些技術用來為工人、農民服務，為紅軍建立無線電通信努力工作。
朱德也說：“你們先把工作搞起來。不要看紅軍現在沒有電臺，無論大小武器裝備，凡是白軍有的，紅軍也會有，沒有的，敵人會給我們‘送’來。沒有人，我們可以訓練，也還會陸續有人從白軍中來。革命事業是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
王諍（左）、王子綱（中）、劉寅（右）都是紅軍無線電通訊的創始人。
王諍等人隨後自願參加了紅軍。紅軍對這些技術人員視若珍寶，毛澤東指示有關負責人在生活上給予他們特殊待遇——每人每月發30-50塊大洋，還發香菸，這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朱德等在內的紅軍官兵當時的生活水準。
朱德每次來電臺，都要帶幾包麻雀牌香菸送給電臺吸菸的人。副官處處長楊立三看到他們睡在稻草上，立即把一床紅色毛毯送了過來，還給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
紅軍對技術人員的重視，從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見一斑。一個被俘虜的報務員在值班時偷偷與國民黨電臺通了報，被發現後按說可以逮捕甚至槍斃，但領導層對此很慎重，採取了以教育為主的方式，仍舊把他留下來並調到無線電訓練班做教員，從而極大地穩定了其他工作人員的心理。
1月6日，紅軍開始對這半部電臺進行試機工作。王諍檢修機器，劉寅架設了天線。不久，經過調試的這半部電臺收到了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在場人員無不為之歡欣雀躍。
有了第一部電臺，第二部電臺接踵而來，在幾天後圍殲國民黨另一支部隊譚道源師時，紅軍又繳獲了一部無線電臺。這一次，電臺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連同6名無線電技術人員一併被送到了紅軍總部。至此，紅軍擁有了一部半電臺和一些技術力量。
1月中旬，經毛澤東、朱德批准，紅一方面軍以之前俘獲的電臺為基礎，在王諍等人的幫助下，舉辦了紅軍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從各軍選調了十幾名有一定文化基礎、身體健康的優秀青年進行培訓。總前委特務支隊副政委馮文彬任政委，王諍任訓練班隊長。
當時沒有電鍵供學員發報，他們就請當地鐵匠打了幾把土造電鍵，但還是不夠用，於是大家只好用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當電鍵來練習。抄報紙是兩面都寫滿後用橡皮擦乾淨了再用，直到紙張已經破得沒法再用。鉛筆要用到手指頭捏不住了才丟掉。沒有汽油充電，其他部門的人就把辦公用的煤油節省下來。電池用光了，大家就去收集手電筒裡的電池。
第一次無線電通信
紅軍電臺成立後，一直跟隨紅軍總部一起行動。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經常到電臺來聽新聞。當時的電臺比較笨重，僅一個收報機和發報機就有40多斤重，蓄電池60斤，充電機也有90斤，加上其他機器零件和汽油瓶，所有這些都靠肩扛手抬。
不久，上海黨中央培養的伍雲甫、塗作潮、曾三等一批報務員來到江西蘇區，蘇區無線電技術力量進一步壯大。
由於只有一部半電臺，還不能建立相互通信，於是紅軍就採取單向通訊，伍雲甫、王諍等帶著一部完整機器隨毛澤東、朱德在前方；其他人由曾三帶領在後方帶著收報機，密碼和一切聯絡規定都事先約好。前方有電報就架起機器發報，後方24小時不間斷收聽，這樣後方能很快就得到前方的消息。
這種艱苦狀況很快得到改善。1931年4月，蔣介石調集20萬兵力，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此時，紅軍自己培養的無線電報務員已經開始上機工作了。參與“圍剿”的國民黨軍第28師公秉藩部有個100瓦的大電臺，聲音很響，王諍等人不分晝夜地監聽、捕捉敵電臺信息。
5月15日，王諍等偵聽到駐富田的師部電臺正與28師設在吉安的留守處電臺明碼聯絡。師部臺說：“我們現駐富田，明晨出發。”吉安臺問：“哪裡去？”師部臺回答：“東固。”紅軍的電臺從而瞭解到對方的兵力佈置及動向。
根據這個情報，紅軍指戰員集中主力於東固境內殲滅了28師和47師一個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首戰的勝利，王諍等人一直熱盼的100瓦大電臺被完整繳獲，第28師全部無線電人員也被俘獲。
隨後，之前的那部小功率電臺由伍雲甫、曹丹輝帶到前方隨毛澤東、朱德一起行動，王諍、曾三帶著新繳獲的電臺留在後方。
正是依靠這部大功率電臺，王諍等人在該年中秋那天，與失聯多日的上海黨中央取得了聯繫。當晚，整個電臺所有工作人員都高興得難以入眠。
6月初，在取得廣昌戰鬥勝利後，紅軍前委與江西興國的後方留守處取得了聯繫，這是紅軍有史以來第一次無線電通信，儘管收報雜音很大，但每個報務員都無比興奮。
曹丹輝不久後收譯了一份何應欽電國民黨各路部隊“限十天撲滅共匪”的電令，全文是蔣介石的兵力配置與戰鬥部署。他為此受到毛澤東的讚揚，並領到三塊銀元的獎勵。
與國民黨部隊明碼通信不同，紅軍無線電工作人員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無線電通信中的保密工作，並制定了嚴格的紀律，比如不準報務人員在機上談話；不是聯絡對象不準隨便溝通；呼號分為自用和被呼，以免被敵人察覺等。紅軍領導人對此也非常重視。
第三次反“圍剿”中，在轉移途中，毛澤東為防止電臺洩密，問伍雲甫：“電臺缺什麼就不能工作？”伍雲甫答：“真空管。”於是，毛澤東便一直把真空管自己隨身攜帶。他還問：“還缺什麼電臺也不能工作？”伍答：“電鍵。”於是毛澤東就要了電鍵讓警衛員攜帶。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紅軍的電臺數已經增加到6個，分別配在軍委、總部、3軍團、3軍、4軍和12軍。1931年12月，寧都起義的部隊一下子給紅軍帶來了8部電臺和40多名技術人員，紅軍無線電事業實現了飛躍發展。
江西寧都縣小布鎮赤坎村龔氏家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部無線電偵察臺就誕生在這裡。
從擁有半部電臺開始，到實現各個方向溝通無線電通信聯絡，紅軍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速度可謂神速。紅軍無線電工作人員後來大部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重要骨幹。王諍更是在解放後被授予中將軍銜，成為新中國電子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