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50萬大軍圍剿蘇區 紅軍如何神祕跳出包圍圈？'

作者：黃 宇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面對50萬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當時10萬紅軍被擠壓到贛南閩西只有七個縣的狹小區域。就在蔣介石準備發起總攻前夕，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的五個主力軍團卻神祕地跳出了包圍圈，向西走上了長征之路。那麼，紅軍是如何順利突破蔣介石在粵北的三道封鎖線？“南天王”陳濟棠又為何會心甘情願地為紅軍“讓道”，並悄悄送給紅軍大量軍火呢？

一

1933年9月，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鑑於前四次軍事“圍剿”的失敗，蔣介石改變了“長驅直入”的作戰方法，採取“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戰術。中央蘇區軍民為了保衛蘇區，與國民黨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主力已經完全喪失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可能性，準備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從哪個方向突圍呢？中央紅軍最後把目光放在了粵北。

此時主政廣東的是軍閥陳濟棠。經過長期的苦心經營，他已經把廣東變成了自己的天下，成為粵系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作為獨霸一方的軍閥，陳濟棠可不是蔣介石能輕易馴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寧粵分裂”事件中，蔣介石被彈劾下野，陳濟棠就“功不可沒”。後來他索性與蔣“均權分治”，使廣東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怎能容忍有人與他“分庭抗禮”，便不斷尋找機會消除這個隱患。

第五次“圍剿”紅軍時期，蔣介石雖然任命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授一級陸軍上將，但從一開始，蔣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就重北輕南，企圖把紅軍逼進廣東境內，借刀殺人，用紅軍力量削弱甚至消滅粵軍，實現“一石二鳥”的陰謀。陳濟棠對蔣介石利用戰場消滅異己的做法早有領教，對薛嶽在紅軍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也是洞若觀火。他曾憂心忡忡地對部下們說:“咱們與紅軍的這場戰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若輸了，共軍進廣東，老蔣說，我來替你剿，廣東就是老蔣的了。若贏了，共軍覆滅，廣東已疲憊不堪，老蔣說，我來替你善後，廣東還是老蔣的。”

此時陳濟棠一方面希望贛南紅軍能拖住蔣介石的主力和隔斷蔣介石從江西進攻廣東之路，另一方面又擔心紅軍會乘虛反擊，陷粵軍於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經過深思熟慮，陳濟棠想出了一條“送客”的妙計：一面慢吞吞地在紅軍的必經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蔣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鎖線，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專門從紅軍後衛部隊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這樣一來，既防紅軍入粵也防蔣介石把自己的手伸進廣東，以達到最終保住廣東地盤的目的。

那麼怎樣才能使紅軍知道自己的“好意”呢？陳濟棠思來想去，覺得需要找個中間人先和紅軍接觸一下，摸摸紅軍的“底牌”，以免紅軍在自己的家門口大打出手。恰巧，陳濟棠的護兵中有人和當時紅軍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相識，羅炳輝內弟此時正在廣東做生意，他願意代他們到蘇區傳話。陳濟棠立即給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對貴黨共同抗日的主張，表示贊同。為了協調雙方關係，我決定派參謀長楊幼敏，師長黃旭初、黃質文3人為談判代表團，建議你方最好派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祕密談判。現派信使前來商定談判地點及其他有關事項。”將羅炳輝內弟請來後，陳濟棠單獨召見，當面交代任務，並反覆叮囑:“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萬不要誤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來，速去速回。”

二

1934年9月下旬，羅炳輝內弟很快就找到了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在李克農的親自陪同下，他與周恩來、朱德進行了祕密會晤，並將陳濟棠的密函當面交給了周恩來。由於當時黨內最高權力和軍權分別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要不要與陳濟棠談判，周恩來、朱德是無法決定的。於是，他們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議此事。最後，博古授權周恩來和朱德全權處理談判事宜。

誰能擔任此次和談中紅軍方面的代表呢？經過考慮，潘漢年、何長工被確定為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一年前，潘漢年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參加了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就抗日反蔣問題而舉行的祕密談判，積累了豐富的談判經驗。而另一個代表何長工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粵贛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粵贛軍區是離粵軍最近的一個軍區，何長工調任粵贛軍區半年多，對粵軍情況非常熟悉，無疑是與粵軍談判的最佳人選。

潘漢年、何長工臨行前周恩來交給他們一封朱德親筆署名的介紹信，上面寫著：“黃師長大鑒：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漢年)、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望予接洽為感!專此。順致戎祺!朱德手啟。10月5日。”

10月6日，潘漢年、何長工脫下軍裝，換上西服，戴上墨鏡和禮帽。在暮靄沉沉的黃昏，他們趕到了約定地點---會昌白埠。這時，陳濟棠派出的一個特務連早已迎候在那裡。五大三粗的連長嚴直是個爽快人，一見面就悄聲說：“何先生，咱不打了，兩家和好算了。打敗了你們，我們也撈不到什麼；打敗了我們，你們最多也只能到廣東吃幾根甘蔗。”何長工爽朗大笑，說：“要吃甘蔗，我們瑞金、會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廣東去?”潘漢年則說：“廣東甘蔗我吃過，好像並不比瑞金的更甜。歡迎嚴連長去我們那裡作客，甘蔗還是有得吃。”一番話，說得嚴連長哈哈大笑。潘漢年、何長工二人坐上轎子，由特務連護送前行。每遇崗哨盤問，嚴連長便高聲喊道：“這是陳總司令請來的貴客。”轎伕一路跋涉，通行無阻。10月8日，潘漢年、何長工抵達談判地點---尋烏羅塘鎮。

陳濟棠深知此次和共產黨談判事關重大，因此對談判地點和內容極端保密。當雙方代表到達後，陳濟棠立即命令其心腹嚴應魚旅長嚴密封鎖消息，加強警戒，必須確保紅軍代表的安全。為此，嚴旅長專門指派參謀長兼軍法處長韓宗盛負責接待和保衛工作。雙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裡，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嚴應魚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成最親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貼身人員在談判期間都避免進入這座小樓。

翌日上午，雙方代表楊幼敏、韓宗盛、潘漢年、何長工四人來到樓上一間不大的會議室。入座後，他們一邊喝茶，一邊大聊茶道。潘漢年侃侃而談，何長工藉機引入正題。潘、何二人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同陳濟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戰、解除封鎖、恢復貿易、恢復通訊聯絡、互通情報及抗日反蔣等事項進行了反覆商談。雙方各自提出了建議和條件。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里，讓紅軍通過。紅軍只借道而行，保證不入廣東腹地。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三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5個主力軍團以及中央、軍委縱隊共8.6萬人踏上了英勇悲壯的長征之路。從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結在於都境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和中央野戰縱隊8.6萬餘人，渡過長征第一河---於都河，突圍轉移。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分頭渡河集結。

中央“紅星”縱隊(第一野戰縱隊和第二野戰縱隊)是中央領導機關部屬編組而成的，於18日傍晚從於都縣城東門渡過於都河，經利村、上坪，到達安遠合頭一帶集結。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如博古、周恩來、李德、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等都編入此縱隊。

根據同陳濟棠的代表祕密談判所達成的“互相借道”的協議，紅軍總部派人通知陳濟棠，有部分紅軍要借道；陳濟棠執行了祕密協議，在紅軍行動方向上，讓出了一條40華里的神祕通道，同時，嚴令各部“敵不向我襲擊不準出擊，敵不向我出擊不準開槍”。

10月21日，紅軍主力在江西的安遠、信豐之間發起突圍戰鬥。粵軍基本上採取讓道的方針，朝天放槍，邊打邊撤，使紅軍較為順利突破了蔣介石的第一道封鎖線，進入粵北南雄境內。

蔣介石得知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的情報後，大為惘然，原以為紅軍的行動方向定會從贛南入湘南或入湘南後出鄂皖蘇區再北進，不會以“不利之路”的粵北作為轉移的突破口。紅軍的行動完全打亂了他的陣腳。蔣介石即令粵軍陳濟棠、湘軍何鍵兩部火速出兵，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內所有航空隊全體出動，協同作戰，妄圖把紅軍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鎖線內，予以全殲。

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即向湖南、廣東邊境前進。10月27日，中革軍委下達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這時，陳濟棠令北區綏靖主任、韶關戰區司令李漢魂率獨三師、獨立警衛旅等部到仁化、樂昌、汝城附近設防。在設防中，李對其下屬軍官說明：“粵軍已同紅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讓出紅軍西進道路。你們要加倍小心，認真執行協議。敵不向我射擊，我不開槍；敵不向我襲擊，我不出擊，要作為戰場紀律執行。”獨立第三師、警衛旅各部抵達樂昌、仁化一線後，主力佈於百順、二塘一線之南。葉劍英的同窗、警衛旅少將副旅長黃國樑還把一些平日憎恨共產黨的軍官留在韶關，不讓他們上前線。同樣，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紅軍於11月4日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連當時的《國聞週報》在“一週簡評”中也深有感慨地寫道：“我們最擔心的是粵軍與中央軍不統一的弱點被匪利用，現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線，由贛粵邊境西竄。這真是一個絕大的遺憾。”

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後，11月6日，蔣介石的南昌行營頒佈緊急“堵剿”電令。該電判斷紅軍將“繼續向宜章方向逃竄”，據此對“堵剿”紅軍作了具體部署，在第三道封鎖線上修築了數百座碉堡，加強防堵。

紅軍在敵軍兵力尚未完全調集之際，立即一面攻郴縣，鉗制湘敵，一面進佔宜章，阻拒粵敵，主力則從中突破，向嘉禾、臨武進軍。13日，紅軍一舉佔領宜章縣；15日，攻克臨武縣城。而且，紅軍也認真執行談判協議，不入廣東腹地，只沿粵、湘、贛邊西進。於是，紅軍一路未遇粵方頑強阻截，又順利地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不到一個月，紅軍迅速突破了蔣介石精心構築的三道封鎖線，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終於覺察到陳濟棠擁兵自保的企圖。蔣急令手下發去一封責電，措辭甚是嚴厲：“此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不予截擊，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汙點。著即集中27個團，位於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衍。否則，本委員長執法以繩。”陳濟棠唯恐日後難以向老蔣“交賬”，於是迅速銷燬了與紅軍談判的所有文件，令葉肇、李漢魂、李振球等師，分頭沿樂昌唐村、坪石尾追紅軍入湘。陳濟棠部對紅軍的這種追堵，被蔣介石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喻為：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

長期以來，粵贛談判並不為世人所知，非但談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來、朱德、陳濟棠滴水不漏，就是粵軍師長黃任寰、楊幼敏也守口如瓶，直至1982年，何長工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問世，展示了朱德總司令的手令，這段歷史才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