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逸飛

你能想象嗎？中國曾有一個政府，匯聚了一群來自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頂尖名校的精英。

如果說現在的中國博士滿地走，擁有常春藤的身份也不算稀罕了，但時間退回到70年前，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取得世界頂尖名校的博士學位，絕對是中華民族一頂一的人才。這麼多名校精英一同治理國家，正是多少古人今人夢寐以求的局面，但結果又如何呢？

這個政府不是別的，就是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政府。

自1920年代起，國民黨便陸續加盟進一批“海龜”人才，從耶魯、哥倫比亞，再到劍橋、牛津，這些來自歐美各大名校的的高才生們不僅持有歐美頂尖學府的博士或碩士學位，具備卓越的專業素養，且大多數都有著長期在海外生活的經歷，行事作風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可謂是名副其實的精英。

這批“海龜”精英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的二十多年間基本上完全佔據了財政、金融、外交等諸多領域的重要職位。同時，出於自身的教育背景，他們積極引導國民黨政權走“親英美”路線，對此後蔣介石在內政外交上的許多決策可謂影響深遠。

然而，儘管有著眾多精英的加持，是什麼原因導致國民黨依然無法挽回其在大陸的敗局呢？今天就讓我們來盤點一下國府中這些曾叱吒一時的名校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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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宋子文（1894-1971）

教育背景：哈佛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中央銀行行長、財政部長、中國銀行董事長、行政院副院長、代院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廣東省主席

▲宋子文

首先來談國民政府財政領域的“海龜”精英，“四大家族”代表人物，赫赫有名的宋子文與孔祥熙自然是榜上有名。宋子文，祖籍海南文昌，生於上海，少年時入讀聖約翰大學預備班，1912年負笈美國，進入哈佛大學學習，191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此後，宋子文前往紐約，在供職花旗銀行的同時，他亦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修讀課程，並於1917年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23年，宋子文回到廣州，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此後他長期執掌國府的財政大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為蔣介石積極爭取美援，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實現抗戰的最終勝利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5月，在抗戰結束前夕，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併成為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方首席代表，登上了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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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孔祥熙（1880-1967）

教育背景：耶魯大學碩士

歷任職務：廣東省財政廳長、實業部長、工商部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院長、“四聯總處”副主席

▲1937年，孔祥熙到訪德國會見希特勒

與宋子文合稱”孔宋“的孔祥熙，字庸之，祖籍山東曲阜，是孔子七十五世孫。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縣，1901年前往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讀書，後於1905年轉入耶魯大學攻讀礦物學專業，1909年學成歸國。

作為蔣介石的姻親，孔祥熙在加入國民政府後，一路飛黃騰達，歷任實業部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職，抗戰爆發後，他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依靠其亦官亦商的身份，孔祥熙在任職期間聚斂了大筆財富，終於引發民憤，1944年由於牽扯進“美金公債案”，他被蔣介石趕下了臺，此後逐漸淡出了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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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陳光甫（1881-1976）

教育背景：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士

歷任職務：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交通銀行董事、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復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

▲陳光甫

與財政界互為表裡的金融領域，在當時同樣是英美“海龜”們的天下。這其中最有名的人物要數陳光甫。陳光甫，名輝祖，以字行，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歸國後，陳光甫於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過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便將該銀行發展成近代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光甫歷任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和交通銀行董事。抗戰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復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並受蔣介石指派前往美國籌措借款，最終促成了中美“桐油借款”的簽署，為支援抗戰作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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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劉攻芸（1900-1973）

教育背景：倫敦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中國銀行總會計、中央信託局副局長、郵政總局副局長、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中央信託局局長、中央銀行副總裁、總裁、財政部長

劉攻芸是國府金融界的後起之秀。劉攻芸，別名駟英，福建閩侯人，1919年赴美留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24年前往倫敦大學深造，獲經濟學與哲學博士學位。劉攻芸於1927年回國，先在清華大學任教，後前往中國銀行擔任總會計，得到了總經理張嘉璈的賞識。1935年，劉功芸出任中央信託局副局長，抗戰後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並於1949年國府垮臺前夕升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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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顧維鈞（1888-1985）

教育背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中國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華盛頓和會代表、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國民政府駐法、英、美大使、駐國際聯盟代表、駐聯合國代表、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

▲顧維鈞

國府的外交界是名校精英最集中的地方，除了先前提到的孔、宋二人在處理外交事務上頗為活躍以外，北洋政府時期即在巴黎和會綻放異彩的顧維鈞則長期為國民政府服務，曾連續出任中國駐法、英、美大使及駐國際聯盟代表。

顧維鈞，字少川，上海嘉定人，1904年入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攻國際法和外交，連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12年，他回國後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祕書，在北洋政府時期還曾以國務總理的身份攝行過大總統職權。抗戰勝利後，顧維鈞以《聯合國憲章》起草者的身份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1957年起，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並於1967年退休。顧維鈞的一生見證了近代中國外交的興衰起落，“中國現代外交第一人”的稱譽可謂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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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王世傑（1891-1981）

教育背景：倫敦大學碩士、巴黎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法制局局長、湖北省政府委員、武漢大學校長、教育部長、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中央設計局祕書長、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外交部長、總統府祕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

▲王世傑

1945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王世傑是巴黎大學的高材生。王世傑，字雪艇，湖北崇陽人，1913年赴往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學習，獲碩士學位，之後又前往巴黎大學法學研究所深造，於192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1933年，王世傑步入政壇，極受蔣介石的器重和賞識，仕途十分順利，歷任教育部長、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中央設計局祕書長、外交部長等職；1949年，王世傑隨蔣介石赴臺灣，1962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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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葉公超（1904-1981）

教育背景：劍橋大學碩士

歷任職務：外交部參事、歐洲司司長、外交部常務次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外交部代部長、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

▲葉公超

國府外交界另一個不得不的翹楚則是曾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的葉公超先生。葉公超，名崇智，祖籍浙江餘姚，生於江西九江。葉公超1920年赴美留學，獲麻省安姆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學士，此後他轉赴英國，1924年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葉公超英文水平極佳，歸國後一直在清華、北大等著名學府從事外文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41年步入政壇，歷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外交部長。赴臺後，葉公超繼續擔任“外交部長”，對穩定1950年代複雜棘手的美臺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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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王寵惠（1881-1958）

教育背景：耶魯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中國代表團出席華盛頓和會代表、大理院院長、教育總長、代總理、法權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外交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

▲王寵惠

除了財政、金融、外交三大領域之外，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元老也擁有海外教育背景，手握名校文憑。譬如，國民黨元老，近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之一，南京國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長王寵惠，是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王寵惠，字亮疇，祖籍廣東東莞，生於香港。

王寵惠自幼即接受西式教育，他十歲入讀香港皇仁書院，十六歲入讀天津北洋大學，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獲頒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張大學文憑——“欽字第一號考憑”。1901年，王寵惠先赴日再赴美，入耶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受到了系統性的西方現代法學訓練。1911年王寵惠回國，在跌宕起伏的近代大潮中，無論為學從政，他始終以引導中國走上法治化道路為己任，民國時期許多重要的法律法規多由他親自草擬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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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孫科（1891-1973）

教育背景：加州伯克利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博士

歷任職務：廣州非常國會參議院祕書、廣州市長、鐵道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立法院長、國民政府副主席、行政院長

▲孫科

另一位元老——孫中山之子孫科，則擁有加州伯克利及哥倫比亞大學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孫科，號哲生，廣東香山人。1895年，五歲的孫科移居夏威夷檀香山，儘管父親孫中山長年在外為革命奔走，但對於兒子的教育一直很關心，在父親的嚴格督促下，孫科自幼便養成了酷愛讀書的習慣，此後他一路從檀香山中學讀至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1917年孫科回國，作為國民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孫科始終欣賞英美的民主制度，要求推動國民黨的內部改革，並實現與共產黨間的和解，這使得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常常陰晴不定。1948年，孫科在與李宗仁爭奪副總統的競選中意外落敗，此後逐漸淡出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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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翁文灝（1889-1971）

教育背景：魯汶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祕書長、行政院祕書長、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總統府祕書長

▲翁文灝

以自然科學家的身份走上仕途的國府大員，當屬翁文灝與朱家驊最具代表性。翁文灝，字詠霓，浙江鄞縣人。清末留學比利時，專攻地質學，獲魯汶大學博士。翁文灝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地質學家之一，在礦產勘探、地震研究、地質學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開拓性的貢獻。

1932年，翁文灝獲國民政府延攬，步入政界，曾任行政院祕書長及國民黨行憲後首任行政院長。1951年，翁文灝經由香港返回大陸，成為了自海外回到新中國的第一位前國民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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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朱家驊（1893-1963）

教育背景：柏林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中山大學副校長、廣東省教育廳長、浙江省民政廳長、中央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主席、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國民黨中執委祕書長、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院長、行政院副院長

▲朱家驊

同為地質學專業出身的朱家驊，是柏林大學博士。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1914年隨張靜江前往德國自費留學，後因一戰爆發回國，1920年，朱家驊再度赴德，入讀柏林工業大學地質系，並於1922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朱家驊是中國第一代德語教授，長期擔任北大德文系主任。

北伐戰爭爆發後，朱家驊前往廣東，加入國民政府，憑藉其留德的背景，朱家驊積極奔走促成中德經貿合作，大批引進德制軍械裝備，對提升國軍的戰鬥力，以及應對抗戰初期的局勢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由於是學者從政，朱家驊在任內還始終關注學術進展，為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和壯大傾注了很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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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吳國楨（1903-1984）

教育背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歷任職務：外交部祕書、湖北省稅務局局長、漢口市長、蔣介石侍從室祕書、重慶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

▲吳國楨

雖說歐美名校的文憑往往能成為在國民政府中獵取高官厚祿的敲門磚，但假如名校精英無法處理好與實權人物（尤其是蔣介石）間的關係，甚而至於對後者構成威脅的話，那麼過於強大的歐美背景反而會變成影響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利因素，吳國楨的經歷就很能說明上述問題。

吳國楨，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入讀天津南開中學，1921年赴美留學，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1926年吳國楨返國步入政界，獲得蔣介石器重，先後擔任蔣介石侍從室祕書，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等職。

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後，迫於美方壓力，不得不起用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為臺灣省主席，由於吳國楨反對蔣在臺的威權統治，又處處與陳誠、蔣經國作對，雙方關係急劇惡化。1953年，吳國楨突然離臺赴美，聲稱自己有被蔣介石謀害之虞，並在美大肆抨擊國民黨的在臺施政，蔣介石一方則開除了吳國楨的國民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雙方隔空罵戰，成為了轟動一時的“吳國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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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精英治國”的反思

以上盤點了這麼多國民黨中的高學歷精英，然而一個問題卻不免讓後來的人感到困惑，為什麼這樣一個用今天的眼光看來簡直“人才濟濟”的政黨最終卻會輸給在黨員學歷與文化素養上都遠遠不及的共產黨呢？

首先必須要看到，國府中的這批名校精英大多“由學而仕”，擁有優秀的專業素養和知識儲備，呈現出“學者型官僚”的面貌，當蔣介石面對財政金融、國際交涉、教育學術方面的難題時，就急需依靠他們來出謀劃策、排憂解紛，而精英們在這些領域裡也確實能夠有所建樹。

可另一方面，這些名校精英在政壇大展拳腳的同時，卻往往缺乏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能力。抗戰時駐紮在重慶的美國《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曾這樣描述他眼中的國民政府：

“在亞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慶國民政府這樣被‘研究美國的學者’滲透得如此徹底的政府······這個政府中所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中國高官都與自己國家的人民嚴重脫節，他們不瞭解自己的國民，甚至都不瞭解腳下的這座古城，因此根本無法幫助我瞭解中國真正的現狀。除了蔣介石以外，這批人無論生活、做夢、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語。”

▲白修德

精英們的西化背景使得他們與中國的勞苦大眾始終是疏離的，他們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尤其是農村中的情況都很隔膜，這直接導致了國府高層提出的許多“改革”方案往往都不切實際，淪為了空想。1930年代從政的歷史學家蔣廷黻曾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說道：

“我經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員會聆聽討論時，忙裡偷閒去猜測發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們的教育背景是德國、日本、法國、英國或是美國的。這些老知識分子的通病是想將文字當成事實和政策。如果你告訴他們說這種想法是落伍的，他們就會感到不快。從某個角度看，他們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

顯然，精英們的文山會海無力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由於他們長期脫離中國的底層群眾，不能或不願提出適合國情、民情的合理措施，其所作所為最終也就無法收穫民眾的支持，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潰敗便在情理之中了。

如此看來，名校精英能否治好國，名校出身、西方背景都不是關鍵的。

參考文獻：

[1][美]白修德：《追尋歷史：一個記者和他的20世紀》，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

[2]蔣廷黻口述 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