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和東西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有關。羅馬所處的時代，雖說其國力強盛，但始終沒有像漢朝那樣最終建立起對周邊民族的強大優勢，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滲透力沒有漢文化的滲透力強，漢族人口對匈奴等遊牧民族的優勢要遠遠大於羅馬之於蠻族。用呂思勉先生的原文來說就是這樣——“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數，皆難確知……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被人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多寡，殆為其第一義。”在羅馬帝國初期，他開始吞併一些貧困的地區，然而這些地區所帶來的實際收益卻還抵消不了征服成本。羅馬最終在兩種主要物質文化的過度地區停止擴張，拉坦諾文化和亞斯多夫文化。拉坦諾文化相對更接近定居的羅馬文明，在羅馬征服之前就形成了較大的定居地。而更強調的畜牧業的亞斯多夫文化則大部分被排除在帝國體制之外。這導致最後一個結果。從羅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亞始終是沒有羅馬化的蠻族人的家園，黑暗中世紀的開端，他們不僅征服了羅馬當初的領土，還摒棄了其文明。
漢朝這樣一個穩定統一的帝國，對周邊民族確定了文化體系的優勢，那麼內政的發展需求很多時候並不比軍事的需求少。對於中國皇帝來說，職能可以分化，管理政府的能力比統軍作戰的能力更加重要，因為其皇位的傳承是血親的世襲，競爭團體非常有限。而羅馬的皇位就不一樣了，就是比誰能在將官和行政官員中獲得更多的支持。
正是基於此，晚期羅馬帝國的生存形勢是要比古代中國惡劣一些的。不僅有安息以及後來的波斯這樣強勁的對手，在東方還有大量的難以順服的遊牧民族諸如阿蘭人和匈人，而北方更是有哥特人為主的日耳曼蠻族。
這種嚴峻的挑戰使得羅馬皇帝對軍權的依賴不得不日益嚴重，在公元235年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被暗殺後，帝國陷入了被稱作“軍事無政府狀態”的50年間，羅馬帝國的控制權幾經易手，先後有不少於20位所謂各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權，人均執政時間都不到兩年半。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虜後，萊茵河邊境的文職官員和軍官更是集結在一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統治高盧將近30年。誰能打贏波斯人，打跑哥特人，誰在軍隊和民眾心中的威望就高，而這種威望無疑是登上皇位最好的鑰匙。同時帝國統治區域內文化和經濟體系的分裂加劇，地方軍政集團在古代不便利交通的條件下穩固自身勢力的成長，這些因素也讓皇帝不得不依賴自己的軍事才能來穩固統治，沒有軍事才能，根本就坐不穩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