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時和日本，全國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每週39個小時和39.1個小時，遠程辦公者的工作時間則分別達到44.5個小時和46.5個小時。而在國內一些公司的“996“工作制下，刨去午飯和晚飯兩小時，一週的工作時間輕輕鬆鬆達到60個小時，還沒算上在家、在旅途上的工作時間。
這並不難理解，當“釘釘”有了動靜，當微信工作群突然冒出幾十條未讀消息，處在週末或長假中的你，還能繼續心安理得地吃喝玩樂嗎？
工作對於人類而言，既是枷鎖，也是庇護所，它使宏大的生命歷程落入諸種瑣事的限制，卻免於更多更艱深的終極命題的困擾。
仰拍視角中，三個打著領帶、將襯衣下襬塞進西褲的IT男背朝天空，氣宇軒昂地對鏡頭抬起腳、舉起木棍。扔在荒草上的打印機開始遭遇輪番暴擊，紙張和碎零件“丁零當啷”地從已然開膛破肚的主機箱裡飛出來。近兩分鐘苦大仇深、怒髮衝冠的宣洩之後，一條掛著殘破金屬板的電線，隨三個志得意滿的背影漸行漸遠。全程慢動作，全程以饒舌作配樂。
這是1999年美國喜劇《上班一條蟲》（Office Space）中的經典橋段“怒砸打印機”。不過，除了在上班族的內心小劇場反覆演出，“怒砸打印機”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儘管每天都要睡眼惺忪地在人滿為患的地鐵、公交車上經歷各種擠壓、推搡，儘管總在抱怨不足7平方米的格子間困死了自己的激情與夢想，對於上班族而言，失去那7平方米的時刻，往往才是絕望與焦慮的開端。
人類與工作的關係，正是如此陷入某種二律背反。
工作對你來說，意義在哪裡？哪天加班到深夜，也許你也會這麼問自己。圖/全景
數千年前,
遠離工作是身份尊貴的象徵
人類為何要工作？這是個古老的問題。
在古典文明的世界觀中，人類通過工作，與以諸神形式呈現的自然法則實現微妙的互動。一方面嘗試突破後者限定的存在境遇，另一方面又依託後者的約束調整生命的軌跡、節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張弛有道，輪廓分明。
根據古希臘長詩《工作與時日》的描述，人類工作的動力來源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攀比之心。此外，因為惱怒於普羅米修斯的欺騙，宙斯創造潘多拉向人間散播罪惡、痛苦，獨獨將希望留在自己的瓶子裡。但對人類而言，工作仍不失為有效的解脫之道，可以被飢餓厭惡，還可以獲得地母神的垂青。
《工作與時日》同樣事無鉅細地羅列了可能決定工作質量的諸多條件，從時間的流逝、氣候的更迭、環境的變遷到五穀草木的秉性，勞動與休憩的交替被呈現為一套樸素而莊重的儀式：在無花果樹頂的嫩枝抽葉時駕船出海，在宙斯送來秋雨時伐木取材，在白雲層裡透出鶴的叫聲時開始耕地……
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希臘人很懶，只會討論哲學和晒太陽。圖/NYT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古典文明中將工作視為體面。相反，在數千年前，遠離工作，將大量時間用於一些在現代人看來務虛的事情上，才是身份尊貴的象徵。
在柏拉圖設計的正義之邦“理想國”中，位列第三等級的勞動者只基於向全民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功能而存在；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指出，缺乏理智而體質健壯、適於勞役者生而為奴，只有由這部分人從事粗鄙的體力勞動，才能保證德行完美、智慧高超的精英階層有充分的自由、閒暇，投身政治活動、公共事務與哲學思辨中。
在《聖經》中，工作被看作上帝對人類偷食禁果行為的懲罰，“土地要長出荊棘雜草，而你要吃田間的野菜。你得汗流滿面才吃得飽”。
而至今仍在南亞次大陸社會中佔有支配地位的種姓制，也可溯源到血緣與職業的結合，相比於解釋宗教經典和祭神的婆羅門，真正“做實事”的商業種姓吠舍、工匠種姓首陀羅反而被排在了鄙視鏈底端。
努力工作的印度人。圖/mejoresfotos
資本主義的出現,
讓“抓緊時間工作賺錢”成了“新王道”
“努力工作” 成為一種帶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共識，還要從16世紀資本主義的出現說起。
受到宗教改革的影響，由企業家與工人勞動者組成的“近代經濟人”將勞動視為一種天職，一種獲得上帝恩寵的手段，其終極目的不再指向形而上意義的修行與救贖，而是完成個人在現世中所處地位賦予的責任和義務。
因此，認真勤勉、兢兢業業、迎難而上、節儉剋制等品質開始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工廠、作坊。而在大西洋彼岸，這套被馬克斯·韋伯稱之為“新教倫理”的價值觀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為北美大陸的拓殖事業保駕護航。在此過程中，時間不再被允許任意流逝，而直接與金錢、效率掛鉤；教育不再以培養理性、道德崇高、精神充盈的人才為目的，而要在短時間內輸出實用性知識，即謀生手段和社交活動必需的文化涵養、技巧。
及至19世紀，瑞典農民紛紛開始買日曆、買時鐘、戴懷錶、記日記，資本主義對個體生活方式的滲透已然勢不可擋，比起“待時而動”，“抓緊時間工作賺錢”才是“新王道”。當然，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家階段的獨有現象，此後把握時代風口經歷轉型與騰飛的新興經濟體中，常出現如出一轍的思潮。
如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雁行模式”接連創造“亞洲奇蹟”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即被認為是團結、服從、奉獻、吃苦耐勞、內在責任、工作導向精神的勝利。
繁華的東京街頭。圖/全景
“工作不能生活，毋寧戰鬥而死。”
然而，人類與工作之間的樑子，也是在資本主義發家階段結下的。
19世紀初，當新科技促使工業生產率在成本日益減少的情況下不斷提升，英國萊斯特、諾丁漢、約克、蘭開夏等數郡工人趁夜色在城鎮郊區聚集，然後潛入工廠用錘子搗毀機器，作為對自己工資下降、失業遭遇的抗議。此後各種與“怒砸打印機”類似的企圖與衝動，或許都可以追溯到這場名為“盧德運動”的風波。
當時勞動者普遍面臨的境況，是在勞動中逐漸淪為勞動過程本身與資本的奴隸。霍布斯鮑姆在《資本的年代》中提到，從理論上說，資產階級讓工人努力勞動，是為了讓工人儘早脫離工人生涯，跨入資產階級天地，然而事實證明，絕大多數工人一輩子仍是工人，現存的經濟體系也要求他們一輩子當工人，給他們儘可能低的工資。
而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由於勞動者不掌握生產資料，無法依照自己的願望進行勞動，而僅僅是由他人設定的、既有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到摧殘”（《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20世紀初高空作業的美國人。圖/NYT
於是，從“工作不能生活，毋寧戰鬥而死”到1886年經由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爭取來的“8小時工作制”，以及與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相伴相生的工運潮流，幾乎都基於相似的訴求，即實現一種既不違背自身權益，又可以充分發揮個人技藝和能動性，“以自身為行為主體和行動目的”的理想的勞動形式。
不過，當這種潮流最終升級為革命風暴，並最終將工人階級送上一些國家的主人翁地位，“熱愛工作”“勞動光榮”便不止於口號，而是一種內生性的認同，一種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
譬如1950年代時，“單位”不僅僅意味著一所企業、一個工作的地方，更意味著囊括工廠、醫院、學校等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龐大體系，意味著終身保障，意味著一個令個人更有力量的集體；“工人”既出現在生產第一線，也出現在標語、宣傳畫、雕塑、銀幕、文藝作品甚至鈔票上，既能挺身而出當“鐵人”“鐵姑娘”，也能像《鋼的琴》中的陳桂林、淑嫻那樣，飆得出俄文，拉得了手風琴，跳得好西班牙舞。
說到底，這是個人與集體在勞動中實現統一而催生的自信。
二十世紀中期勞動的浪漫，現在越來越少見。圖/《鋼的琴》
“每週工作40至50小時，
有效工作時間也就15小時。”
如今，假如你告訴爺爺和爸爸你辭職了，並打算永遠就這麼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自由職業下去，為國營大煉油廠奉獻一輩子併成功實現子承父業的他倆，馬上爆發怒不可遏的訓斥：“所以你打算一輩子當無業遊民？！”因為在他們的理解中，遊離於單位之外的人生險象環生，且終究不具備合法性，再精彩也只是過眼雲煙。
但是，每天耗費在辦公室裡的8小時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意義，正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美國人類學家戴維·格雷伯（David Graeber）便將說客、PR研究員、電話銷售員、洗狗員和通宵送比薩的外賣員稱作“扯淡的工作”，即“完全沒有意義，沒有必要甚至有害，連員工自己也不能證明其有理由存在”的工作。
在2013年發表的一篇與之相關的文章中，格雷伯稱，許多員工每週工作40至50小時，但有效工作時間也就15小時，餘下的時間用來組織和參加激勵會、更新臉書或者下載電視盒子。
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截圖/《unnatural》
愛荷華大學健康與心理學系教授、工作研究者本傑明·哈尼克（Benjamin Hunnicutt）則舉過一個更為形象的例子：如果收銀員的工作是一個電動遊戲——抓住一個目標，找到條形碼，掃描條形碼，向前推動目標，重複以上動作——批評者一定會認為其相當愚蠢。但當這是一份工作時，政治家就會稱讚其固有的尊嚴，“目的、意義、身份、自我實現、創造力、自主性，所有心理學證明對我們的福祉有必要的東西，在工作中一般都不存在”。
當工作不再是精神愉悅的來源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不一定能為持續消費和購置不動產提供經濟支持，“後工作”這一概念應運而生。按照美國保守派專欄作者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的描述，在“後工作”語境下，就業率下降不再直接等同於失業，而可能意味著人們主動離職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兼職取代固定工作，並習慣於在一種長期沒有穩定工作的狀態下生活。
不過，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也許“後工作”仍不是一個主動選擇。如今很多人的職業生涯事實上受制於工業自動化，並正在被更新迭代頻密的各種“黑科技”邊緣化。華盛頓特區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經濟類暢銷書作家傑里米·裡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代表作《工作的終結》（The End of Work）中就指出，計算機能夠做到的其實遠遠不止節約勞動力，更可以發揮各種行政性的、管理性的功能，而且做得很出色。鑑於此種趨勢，他認為目前公眾所定義的“工作”會逐漸被取消，最終市場將不能提供足夠的職位供現有人口全部實現就業，換言之，“沒工開”會成為未來人類必須慢慢適應的一種狀況。
無論如何，工作與生活界限的日益模糊，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別誤會，這裡說的可不是把興趣與謀生結合起來的那種理想狀態，而是現代通信技術正以彈性工作制的名義入侵私人時間、空間，並導致了更高的工作強度。
2017年，國際勞工組織發佈報告稱，在比利時和日本，全國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每週39個小時和39.1個小時，遠程辦公者的工作時間則分別達到44.5個小時和46.5個小時。這並不難理解，當“釘釘”有了動靜，當微信工作群突然冒出幾十條未讀消息，處在週末或長假中的你，還能繼續心安理得地吃喝玩樂嗎？
所以，就像任何一種二元對立式的問題，工作還是不工作，工作的意義在哪，都難以在這個開放、多元，也更碎片化的時代找到答案。或許，工作對於人類而言，既是枷鎖，也是庇護所，它使宏大的生命歷程落入諸種瑣事的限制，卻免於更多更艱深的終極命題的困擾，一如阿蘭·德波頓在《工作頌歌》中所言，“工作會讓我們將無窮無盡的焦慮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對較小，可望實現的目標上來。
它會賦予我們大權在握的感覺，會使我們有尊嚴地感到疲憊……總之，它會使我們避免更大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