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鄭芝龍擁明降清

1.打出來的海上帝國

鄭和下西洋，直接促進中國民間出海經商的浪潮，中國民間也孕育了自己的海上力量，而鄭芝龍則是明末實力最強的海上霸主。鄭芝龍家境貧寒，年少時投奔在澳門經商的舅父學會經商貿易，後寄身於當時最有勢力的海商李旦並“以父事之”，“李旦撫為義子”並在死後將全部身家留給了他。鄭芝龍在商業競爭和利益角逐中開始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幹遂成巨賈，並且逐漸打造了“海商—軍事複合體”的鄭氏集團，開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爭奪中國海權。

以鄭芝龍為代表的民間海上勢力的日益強盛擴張，引起了明朝統治者的恐慌，多次圍剿卻無功而返，最後只能選擇招安。鄭芝龍率部投降，官拜海防遊擊，後官至都督同知。他在臺灣仿效明朝官職設官建制，建成了臺灣歷史上的第一屆政府，而鄭芝龍的海盜集團也華麗轉身為明朝的“國有企業”，開始了一段壟斷海上霸權之路。

歸順後的鄭芝龍面對的第一個勁敵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崇禎六年海賊劉香勾結荷蘭人在料羅灣開戰，鄭芝龍大敗荷蘭人；崇禎八年擊潰劉香，統一了中國海盜集團；崇禎十二年，他再次擊潰荷蘭戰艦，從此徹底控制南海的制海權，成了事實上的中國海之王，從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國商船舶靠費用，迅速富可傾國。“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安平鎮”；“從此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內客外商，皆用鄭氏旗號，無儆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芝龍盡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至此鄭芝龍的通商範圍廣及東洋、南洋各地：轄制現在的越南、菲律賓、日本、孟買、馬六甲、柬埔寨、成為華東與華南海洋上的唯一強權。

2.商人鄭芝龍擁明降清

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鄭芝龍在福州建立明隆武政權，被冊封為南安候，負責南明所有軍事事務，一時間權頃朝野，朱聿鍵便將國姓“朱”賜給了鄭芝龍的長子鄭森，同時還給他賜名“成功”。稱他為“國姓爺”，鄭成功從此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在南明弘光時權傾朝野的鄭芝龍還是逃不脫商人逐利的本性，說出了“明朝清朝一回事，不就是換個主子嗎？”這樣的話，商人鄭芝龍的內心開始打算降清。順治三年三月，清廷密遣使者與鄭芝龍取得聯繫，同時清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經徵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的同意，也信給他：“許以破閩為王”（《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鄭芝龍則向清方許諾，“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師撤水師”，還表白說：“傾心貴朝非一日”。六月清軍渡過錢塘江，這時鄭芝龍在延平得到消息，馬上上表辭行，並且還命令鎮守入閩要隘仙霞嶺的施福等人撤回安平。結果，在沒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況下，清軍長驅直入到了福建，隆武被害，福州很快也被佔領。

在鄭芝龍決定降清時，遭到鄭鴻逵、鄭成功以及一些部將的極力反對，但終未能勸止。11月，鄭芝龍到福州見了博洛，僅有部眾五百人相隨。數日後，被博洛挾持北上進京。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率部入海，開始抗清，鄭芝龍的光環漸漸淡去，屬於鄭成功的時代來臨了。

二、鄭成功保明抗清

1、江寧（南京）之戰，鄭成功威逼順治

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避走金門開始收編鄭芝龍舊部。順治四年，鄭成功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之名誓師反清。之後鄭成功在福建沿海一帶佔地為王，平均每年發動一次戰役，讓順治帝及孝莊太后在紫禁城中夜不能寐。打海澄、圍泉州、改奉永曆、佔據金廈、攻漳州，在順治帝治下的前十年，雙方就這樣打來打去，鄭成功敗多勝少，直到順治十年的海澄戰役後，雙方再度處於相持局面，開始合談。順治十年，敕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成功不接受。再度敕封承諾給予泉州之地安置兵將，鄭成功仍不接受。順治十一年，清廷承諾給予興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鄭成功以“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為由，再拒絕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議，鄭成功的親弟鄭渡、鄭蔭也在使節之中。鄭成功稱“清朝沒有誠意”並謂“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又一次拒絕。就這樣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順治對鄭成功頭疼不已，鄭成功屢敗屢戰，一直僵持到順治十六年，江寧之役成為雙方力量變化的轉折點。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再次率領大軍北伐，接連取得定海關戰役、瓜州戰役、鎮江戰役的勝利，包圍南京，開始了江寧白土山之役。拿下江寧在廣大漢人中的號召力將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控制江寧即等於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可以為反清事業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撐，同時也切斷了江南對北方清政府錢糧賦稅的供應，削弱其經濟基礎。鄭成功的計劃是，佔領江寧，恢復東南半壁江山；而後，再揮師北伐，直搗幽燕。300多年前長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江陰附近，南京城到長江入海口的距離也比現今近很多。從海上來的船隊可直逼江寧，能充分發水上作戰的優勢。順治十六年鄭成功攻佔定海（今浙江舟山），全殲了清軍定海水師，基本消滅了清軍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進軍長江的後顧之憂。之後鄭軍抵達吳淞口，守衛此地的清朝蘇鬆提督馬逢知消極待戰。過江陰，清軍緊閉城門不敢出戰。鄭成功越過江陰攻下瓜洲，打開了通往江寧城的鎖鑰。

佔鎮江後，鄭成功堅持以艦隊為核心，穩紮穩打逐步推進，錯失攻取江寧的第一個戰機。而進抵江寧城下後，鄭軍連營並沒有對江寧形成全面合圍之勢，這為後來清軍援兵順利進城並展開反擊埋下了隱患。順治皇帝接連收到瓜洲、鎮江失守和江寧危急的報告後驚慌失措，一旦江寧再失東南將不保，接下來整個長城以南的廣大漢族地區都會反清。順治徹底亂了方寸提出想回關外的東北老家避避風頭，遭到孝莊太后痛罵，冷靜下來的順治派出各路兵馬江寧，全力反撲，激戰多日後江寧圍攻戰就這樣以鄭軍的慘敗告終。

江寧戰敗是鄭成功軍事生涯中最慘重的一次失敗，讓鄭成功充分意識到自己的陸戰之短，此後也不再把大陸視作進軍的主要方向，為尋找更鞏固的抗清基地，他將目光投向了與金門、廈門隔海相望的臺灣。

2、攻克臺灣，鄭氏海外為王

南京慘敗後，鄭成功十年經營化為灰燼。導致了南明與清朝對抗格局的根本改變，也影響到臺灣在戰爭格局中的作用。鄭成功實力大損後，連大本營金廈也遭到清軍進攻，因為感到“地蹙軍孤”，於是籌劃收復臺灣，趕走荷蘭殖民者，作為抗清的根據地。

鄭成功這一戰略轉變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他手下一些福建籍將領，或以臺灣“風水不可，水土多病”為藉口，或以荷蘭殖民者“炮臺厲害”為由，對渡海與強敵作戰心存顧慮，想繼續留在經濟發達的大陸與清軍周旋。南明魯王監國的重要將領、兵部侍郎張煌言，也曾致信鄭成功表示反對，認為進攻臺灣是脫離了抗清前線，捨本逐末，稱“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於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而鄭成功的設想是，趕走荷蘭殖民者，據有臺灣後，可以連金、廈而撫諸島，然後廣通四海，訓練兵卒，進可戰而復中原，退可守而無後憂。

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橫渡臺灣海峽，向臺灣進軍。同年四月初一，鄭軍經由鹿耳門水道進入臺江內海並於禾寮港登陸，隨後鄭軍在臺江海域與荷蘭軍艦展開海戰，取得臺江內海控制權，並同時在北線尾地區擊敗荷蘭陸軍，迫降普羅民遮城。在取得普羅民遮城做為據點之後，鄭軍隨即由海、陸兩面長期圍困熱蘭遮城，在圍困了七個多月，死傷一千六百多人，最後水源被切斷後，荷蘭人無望投降，鄭成功收復臺灣。

3、降降叛叛、不得不說的施琅

施琅在清朝和臺灣鄭氏戰爭中扮演了一個微妙的角色，正是這個小人物，在戰爭的後期，決定了兩個王朝的命運。施琅在順治三年跟隨鄭芝龍投清；順治六年擔任清朝總兵的施琅在廣東陷入絕境之際，出乎意料地得到鄭成功的禮遇，於是反清。

施琅作為鄭成功部下最為年少、知兵、善戰的得力驍將，1651年隨鄭成功下廣東南澳勤王，後因與鄭成功戰略“舍水就陸，以剽掠籌集軍餉”的做法提出反對意見，鄭成功很不高興，削施兵權，令施琅以閒假人員返回廈門，時遇清軍馬得功偷襲廈門，守廈主將鄭芝莞驚慌棄城潰逃，時施琅親率身邊六十餘人主動抵抗，勇不可擋，殺死清軍馬得功弟，馬得功差點被活擒，率殘兵敗將倉惶逃離廈門。事後鄭成功召集抵抗將領一概重賞，唯獨對“假回閒員”施琅奮勇抗敵隻字未提，只賞紋銀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鋒兵權也未恢復其職，引起施對鄭不滿情緒。恰在此時，施琅一位親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到鄭成功那裡，並被提拔為親隨。施琅抓回曾德，準備治罪，鄭聞訊急派人傳達命令，施琅不得殺曾德。施琅說：“法令，琅是不敢違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脫責任？”下令殺了曾德，由此施鄭矛盾升級，鄭成功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後來，施琅用計逃脫，鄭成功大怒即殺施父大宣及其弟施顯。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將，繼任同安總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師提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水師提督。

4、被鰲拜壓制的施琅

順治八年，施琅再次降清，在鰲拜掌權時期，施琅兩次徵澎戰敗後，清廷大多朝臣主張招撫，但施琅認為“如專一意差官往招，由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眾歸誠之日。” 1667年孔元章赴臺招撫失敗後，施琅即上《邊患宜靖疏》，次年又寫《盡陳所見疏》，強調“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不能容許鄭經等人頑抗，盤踞臺灣，而把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使“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必須速討平臺灣，以裁防兵，益廣地方，增加賦稅，俾“民生得寧，邊疆永安”。他分析雙方的力量，指出臺灣“兵計不滿二萬之從，船兵大小不上二百號”，他們之所以能佔據臺灣，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而福建“水師官兵共有一萬有奇，經制陸師及投誠官兵為數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足平臺灣。他主張剿撫兼施，從速出兵徵臺，以免“養癰為患”。施琅這一主張，受到以鰲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的攻擊，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藉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施琅的議諫被束之高閣，甚至裁其水師之職，留京宿衛長達13年，但他仍然矢志復臺報仇，在京之日密切關注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籌”，以俟朝廷起用。

5、得康熙重用的施琅

康熙21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亂後，終於騰出手來專心致志的對付臺灣鄭氏，而施琅也在李光地的力薦下，復任福建水師提督之職。他回到廈門後，便“日以繼夜，廢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歷時數月，使原來“全無頭緒”的水師“船堅兵練，事事全備”。1683年，施琅督率水軍由銅山出發，很快攻克了鄭氏集團在澎湖的守軍劉國軒部，此後，施琅又一面加緊軍事行動，一面對佔據臺灣的鄭氏集團施以招撫。在施琅大軍壓境之下，劉國軒主降說“人心風鶴，守則有變；士卒瘡痍，戰則難料。還是應當請降，以免今後追悔莫及。”鄭克塽聽從了劉國軒的勸告，8月13日，施琅率領舟師到達臺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往迎接，延平王一脈自此永別臺灣，臺灣不再姓鄭，而是變成了施琅的臺灣。

三、鄭經鄭克爽，一成一敗對陣康熙

1、避不開的奪位之爭

康熙元年鄭成功薨逝，鄭成功的死有很多原因。一是當時作為長子的鄭經愛慕四弟的奶孃昭娘，事關忤逆亂倫，鄭成功大怒，下令誅殺昭娘，可是鄭經把心愛的女人藏了起來。鄭成功再次下令誅殺髮妻、鄭經，後因下屬遲疑，鄭經才得以保全性命。二是就在此時，在北京菜市口，鄭家十幾口人被誅殺，鄭成功悲傷難抑。鄭成功因這兩件事情一病不起，起初還能每日看書，後來病情急轉直下，驟然薨逝，後世一直有鄭經毒殺其父的坊間傳言。

鄭成功死後，黃昭等部將以鄭經得罪先王不得繼位為由，擁立鄭襲（鄭成功六弟）為國主。將軍馬信等部將奉鄭成功之袍入廈，擁鄭經為王，後鄭經用計殺叔上位，成為鄭氏第二代延平郡王。鄭經繼位時，康熙剛剛8歲，鰲拜大權獨掌，在一切還不穩定的狀況下清政府不想開啟戰端，不斷招撫廈門的鄭經，表示只要他願意剃髮到北京請降，不但赦免違抗的罪責還給予優厚的爵位。鄭經不想被招降，又擔心自身實力不敵，於是也保持平等的姿態，持續和清朝談判。

康熙見鄭經久招不降、久談不成，打又抽不出手，於是下令圈界禁海，徹底切斷鄭經的情報來源和戰備支持，鄭經不得已退守臺灣，建國“東寧”，自稱“東寧國王”，在謀士陳永華的輔政下，撫土民，通商販，興學校，進人才，定製度，境內大治。

2、三藩之亂：鄭氏衰敗的轉折點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吳三桂發起的三藩事變，以提供戰船給鄭經為條件換取出兵。鄭經出兵抵達漳州時，耿精忠已經擁有整個福建，認為鄭經兵力太少而撕毀前約，雙方交惡，經過激戰雙方以楓亭（今仙遊縣楓亭鎮）為界線，北方屬耿精忠、南方屬鄭經。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加入三藩並將惠州割讓給鄭經。這時鄭經已經擁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同年耿精忠戰敗向清朝投降，鄭經必須直接對抗清軍主力，不久被清軍擊敗，退守廈門。

康熙十七年戰況出現僵局，雙方再次合談。清朝稱如果鄭軍肯退守臺灣，則“本朝何惜海外一彈丸之地”鄭氏可永據臺灣“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髮，不必易衣冠。稱臣納貢可也，不稱臣、不納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但同年清朝再度恢復遷界令，北從福州、南到詔安的沿海都設立要塞，並且蓋圍牆當作界線，使得鄭氏王朝的商業活動大受打擊，三藩之亂後鄭氏王朝的財務已經嚴重透支，鄭氏政權得不到大陸人力物力的補給，其對外貿易尤其是與大陸的貿易受到嚴重的打擊，鄭芝龍、鄭成功時代積攢下豐厚的海商家底已經消耗殆盡，而禁海令也讓鄭經無法再從對外貿易上獲取更多的利益，臺灣鄭氏在三藩之亂中大傷元氣，從此失去了坐擁東南，與清廷抗衡的經濟實力。

3、東寧之變，走向毀滅的鄭氏臺灣

鄭經在鄭成功死後，依靠謀士陳永華，近侍馮錫範和將軍劉國軒得以上位，因為對這三人極為倚重。當年險些被殺的昭娘為鄭經生下了心愛的長子、庶子鄭克臧；鄭經的夫人在六年之後生下了次子、嫡子鄭克塽。鄭經為鄭克臧求娶陳永華之女，為兒子鄭克塽求娶馮錫範之女。

鄭克臧聰明能幹，做事從來沒有過失，很受鄭經的寵愛和信任。1679年，鄭經西征清國之際，聽陳永華之請將鄭克臧立為世子，並授職為監國，由於其辦事英明果斷，頗有武王鄭成功之風範，因此人稱東寧賢主。 1680年，鄭經西征無功而返，監國世子繼續執政並深得父親鄭經之信任，但後來總制陳永華去世，因此監國漸漸在政治上孤立無援。1681年，延平王鄭經薨逝。逝世前將監國鄭克臧託付給劉國軒。

劉國軒因早年受馮父提拔，拜為義子，與馮錫範情同手足，內心更傾向於鄭克塽繼位。鄭經薨逝，馮錫範、劉國軒聯手向董太妃（鄭經之母）進讒言，得到允許後領兵進入延平王府捉拿鄭克臧，並於當夜毒殺。監國夫人陳氏收斂守喪，喪畢自縊。董太妃死後，東寧大權落入外戚馮錫範與劉國軒之手，馮錫範立其婿鄭克塽為王，民心從此渙散，東寧國亦從此一蹶不振，臺灣鄭氏日薄西山。

4、以失敗告終的鄭克爽

熟悉臺灣情況的施琅在鄭氏內鬥的時機攻臺，劉國軒在澎湖之戰中將臺灣島內所有精壯敢死之士損失殆盡，明鄭沒有實力再戰。幼主鄭克塽在劉國軒的支持下請降，並提出“三不傷”請求，即清軍入島“不傷鄭室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臺灣黎庶一個”。清軍同意，鄭克塽上交大明延平郡王配招討大將軍印信向清廷投誠。隨後鄭克塽前往北京，全家隸屬漢軍正紅旗，為第五參領第一佐領，賞賜公爵，賜第京城，劉國軒為天津總兵，授予伯爵，歸入八旗，馮錫範為伯爵，歸入漢軍正白旗。鄭氏一族在臺灣被連根拔起，延平郡王一支再無延續，鄭氏家族也從此湮沒在歷史的煙波中，了無聲息。

四、改變清朝走向的臺灣政策

1、清朝的軍事進攻和招撫誘降

軍事進攻、禁海遷界、招撫誘降一直是清廷對鄭氏集團的三策。軍事進攻使清軍佔據了金門、廈門，拔掉了鄭氏在大陸的重要據點，迫使鄭經完全敗退到臺灣。這期間約有十年清朝和鄭氏未發生直接的軍事交鋒，鄭經無力反攻大陸，清廷也無力渡海作戰。於是清廷開始實行嚴格的遷界禁海，並輔之以招撫之策，試圖不用武力來解決鄭氏集團在臺灣的問題。在成功處於軍事鼎盛時期，棄鄭降清的黃梧便在順治十三年向清廷提出《平海五策》，建議用禁海遷界的辦法，困死鄭氏集團。最初的禁海令主要是針對鄭成功的大陸地盤，在鄭成功克復臺灣後，鄭氏在金門、廈門的勢力也被逐出。禁海遷界很大程度上割斷了臺灣與大陸的聯繫，臺灣社會經濟陷於倒退，到處呈現“井裡蕭條”的景象，民不堪命，人心思變。

在軍事打擊和禁海遷界的雙重壓力下，清朝的招撫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效果，鄭氏集團內部紛紛逃離。僅康熙元年到三年，投奔清朝的鄭軍官兵連同眷屬，即約有十七八萬。從康熙元年到二十一年，清政府對鄭氏集團發動了5次高層政治和談的攻勢，企圖感召鄭氏決策層率眾投誠，並對鄭氏大小官員和民眾展開了大規模的招降活動。清廷招降度量頗大，手段也很靈活，方法主要有保護沿海各地的鄭軍家屬親族，將投誠的鄭軍舊部有武功出眾者委以重任，消除沿海民眾對清軍的敵意；制定並公佈《招撫條例十款》，在漳州設“修來館”，讓這些降將衣錦招搖於漳泉郊野或逃歸臺灣向同僚官兵炫耀；開展反間活動，清政府將投降兵士組織成為攻臺舟師主力，達到了“以鄭攻鄭”的最高戰略效果；康熙收復臺灣後也頒佈《赦罪詔書》，指出：鄭氏政權首腦若能“悔過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偽官軍民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過全部赦免，且將得到朝廷的優待，這一系列的措施最終使清朝兵不血刃地統一了臺灣。

2、圈地禁海：最英明的君主，最愚蠢的決定

滿州八旗陸戰驍勇無敵，幾年間就席捲全國，但面對臺灣海峽的洶湧波濤卻只能夠望洋興嘆。清廷由於缺乏強大的水師力量，對鄭氏政權不能進行海上封鎖，便退回大陸沿海進行全面經濟封鎖，在大陸沿海一帶實行嚴厲的遷界禁海政策。整個清朝“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禁海遷界讓中國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它所造成的破壞和後遺症遠遠超過了一次超大規模的戰爭，它不僅使沿海各省界外土地荒蕪，人民流離顛沛，更為嚴重的是割斷了中原經濟與海外的聯繫，使明代已發展起來並對中原經濟起著很大促進作用的對外海上貿易衰落了。海外貿易的禁絕致使白銀的來源斷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清初“財源杜絕，有耗無增，是以民生窮困”的經濟大倒退現象，遷界禁海政策在打擊鄭氏的同時也重創了自己。

從順治十二年厲行海禁，“不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發佈遷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內遷30裡（海南島沿海居民亦遷），“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康熙時期海禁政策卻日趨嚴厲，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貨物出洋之禁”、“海船製造之禁”，以及限制與防範臺灣的一系列治臺政策。乾隆二十二年，將原來對外貿易的四口通商，變為只允許廣州一口對歐美各國貿易。嘉慶道光以後，清廷愈加強化對外商的管理，不斷制定各種防範“夷人”的章程。這種愈演愈烈的閉關自守政策，錯過了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科學的歷史機會，拉大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造成了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悲慘局面。

結語：

清以八旗起家，坐擁天下，歷代帝王卻都繞不過、扯不脫臺灣困局；臺灣鄭氏遺世獨立，海上稱王，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清朝；愛新覺羅家族打打停停、臺灣鄭氏叛叛降降，各自書寫一段家族傳奇；陰謀、愛情、奪位、戰爭，兩個家族在同一片歷史的天空下，上演了濃墨重彩的悲喜劇；擁明、抗清、分裂、和平，臺海和大陸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改寫了歷史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