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1998年，

有一位96歲高齡的老人平靜離世。

整個中國，沒有什麼人，

注意到這則悲傷的新聞，

也就沒有什麼人覺得悲傷。

但在世界頂尖的科學圈裡，

這位老人的去世，引發了極大的震撼。

他們知道，這意味著：

那個本應得諾獎的中國人，走了；

中國核物理的鼻祖，走了；

中國物理學大師們共同的老師，走了！

然而，哪怕我現在鄭重地打出他的名字，

相信絕大多數人看過後，

還是一臉茫然。

他的名字，叫趙忠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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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也許是浮躁的時代，

人們更願意親近大眾化、消遣性的人物，

而對肩扛國之重器、身系科技命脈的老黃牛，

毫無感覺，更毫無興趣。

所以，中國有90%的人知道趙忠祥，

同時有90%的人，不知道趙忠堯。

這個社會，也許是勢利的社會，

功與名，時常出現倒掛，

功大的人，未必名大。

一個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的老科學家，

在人群的記憶中，

反而會被忽略，被遺忘。

時代如此，社會如此，

不由得你不感傷，不替偉大的人鳴不平。

1902年，趙忠堯出生，

在浙江諸暨一個衰落的大家族。

父親趙繼和行醫為生，

為人正直耿介，

有錢人找他開補藥，

他就會發脾氣，說：

“有病再來找我，

我只醫病，不管其他。”

因此，趙忠堯自小家境就比較清貧，

但他一輩子學得了父親耿直的品格。

父親在清末受過新思想影響，

很想為國家做點事情，

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

又因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力不從心，

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

要他們好好讀書，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趙忠堯牢牢記住父親的教誨，

此後，在他人生的每個關口，

他作出的每個決定，都將國家放在首位。

19歲時，趙忠堯考入南京高師（後改名東南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

用三年半時間，修完全部學分。

畢業後，他留校給葉企孫當助教，

葉企孫後來成為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

1925年，葉企孫受聘清華大學物理系，

把工作勤懇踏實的趙忠堯也帶過去。

第二年，趙忠堯轉任教員，

成為清華物理系最早的五名教師之一。

在清華的兩年時間，工作之餘，

趙忠堯惡補電學、力學、數學等課程，

但他看到中國的物理學剛剛起步，

跟國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因此在1927年夏天決定出國留學。

此時，他的父親已去世好幾年，

他用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的結餘，

再向朋友、老師借了點錢，

動身去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部。

誰也不曾想到，物理學的歷史，

將被這名年輕人的一個決定所改變。

趙忠堯的導師密立根（Millikan），

1923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是學界大拿。

密立根一開始給他的研究題目很容易，

只要按規定做一個光學實驗，

兩年內得出結果，就能拿到博士學位。

趙忠堯卻認為難度太低，學不到多少技術，

這違背了他出國的初衷——

他出國留學不是為了拿文憑，

而是希望多學技術，回國後可派上用場。

按照加州理工的慣例，

導師給什麼題目學生就得做什麼，

所以，當趙忠堯要求導師給他換題目時，

全校都震驚了，沒見過這麼任性的學生。

密立根沒有罵他，給他換了個研究題目，

叫“硬γ射線在物質中的吸收係數”，說：

“這個題目你考慮一下。”

趙忠堯內心認為難度還是不夠，回答說：

“好，我考慮一下。”

密立根一聽，當場就火了：

“這個題目很有意思，相當重要，

你要是不做，告訴我就是了，不必考慮。”

趙忠堯這才表示願意接受這個題目。

後來，密立根跟別人打趣說，

趙忠堯這個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趙忠堯不知道的是，

當他接下這個題目之後，

差點就敲開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大門。

經過刻苦和耐心的實驗研究，

1930年，

趙忠堯最早發現正電子存在的證據，

這是諾獎級的發現。

然而，1936年，

當諾貝爾物理學獎對正電子的發現授獎時，

趙忠堯榜上無名，

獲獎的卻是他的同學安德遜。

這個事情，

多年來一直是物理學界的一段公案。

大約半個世紀後，

安德遜寫書承認，

在加州理工時，

他與趙忠堯的辦公室只有一牆之隔，

他的研究是受趙的啟發才做的。

曾任諾貝爾物理學獎評委主任的艾克斯朋，

也在大半個世紀後評論說，

這是一個“沒法再彌補的疏漏”。

諾獎得主李政道更是直接指出：

“趙忠堯本來應該是第一個獲諾獎的中國人，

只是由於別人的錯誤，

把他的光榮埋沒了。”

趙忠堯的研究，獲得了遲來的肯定。

世界欠中國一個諾貝爾獎，

已是物理學界的共同認識。

但他本人則淡然處之，

從未把自己與諾獎聯繫起來。

難怪李政道對他極其欽佩，

說他樸素無華，實實在在，只忠於科學。

1931年秋末，趙忠堯到英國訪問，

見到了核物理大師盧瑟福（Rutherford）。

他本來想多逗留些日子，

但在報上看到了九一八事變的消息，

回國的念頭突然強烈起來。

臨別時，盧瑟福頗有感觸地對他說：

“你回去通過政府或者實業家搞點經費，

好好地搞科學。

從前你們中國人在我們這兒唸書的很多，

成績不錯，但是一回去就聽不到聲音了，

希望你回去繼續搞科研。”

歸國後，趙忠堯回到清華物理系當教授，

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課程，

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

教出了錢三強、何澤慧、王大珩等學生。

在別人眼中，此時的趙忠堯堪稱功成名就，

留美博士，清華教授，諾獎準得主，

但他自己仍然衣著樸素，

不抽菸，不喝酒，不吃零食，

跳舞也不會，一點兒都不洋派。

七七事變後，趙忠堯率先離開北京，

先後在雲南大學、西南聯大、中央大學任教，

由於戰時物價飛漲，

最困苦的時候，一家人自制肥皂出售，

才能勉強維持生活。

然而，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

最煎熬的事還在於，

國家凋敝，根本沒有經費投入科研，

他害怕自己墮入盧瑟福當年的警告中。

抗戰勝利後，1946年，

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試爆原子彈，

邀請盟國政府派觀察員現場觀摩。

被稱為“中國核物理鼻祖”的趙忠堯，

絕對是不二的人選，

別人看熱鬧，他看的可是門道。

當蘑菇雲騰空而起之後，

所有觀察員回到美國本土遊玩再各自回國，

這時候，

趙忠堯卻“失蹤”了。

他潛回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

準備完成此次赴美的重要任務——

瞭解核物理的最新進展，

並設法購買核物理研究設備。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託付給他12萬美元，

要他代為購買科研儀器，

尤其是核物理研究亟需的加速器。

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核物理事業，

加速器是最基本的設備，

但當時訂購一臺完整的靜電加速器，

要價是40萬美元。

趙忠堯手中的經費，無異於杯水車薪，

而且美國也絕不允許此類產品出口，

怎麼辦？

唯一可行的辦法，

是自行設計一臺加速器，

購買國內難以生產的部件和少量核物理器材，

然後回國自行組裝。

這是一條極為費力費時的道路，

趙忠堯為此放棄了核物理實驗研究，

專注於靜電加速器的研製。

很多人笑他是“傻瓜”，

放著出國後搞研究的大好機會不用，

卻把時間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

加速器不是趙忠堯的老本行，

他為什麼要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呢？

中國工程院院士葉銘漢後來回憶說：

“趙老師認為，一個人在國外做出成績，

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

對於國家的富強，作用不大。

只有在國內建立核科學的實驗基地，

才能在國內開展研究工作，培養人才。

為此，他認為個人作出犧牲是值得的。”

1948年，

趙忠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在僅有81人的院士陣容中，佔有一席之地，

可見他的成就和地位已經得到承認。

然而，很少人知道，

這名缺席當選的院士，

此時身在美國，落魄不堪，

到處奔走託人，希望找到價格公道的加工廠，

而他每日三餐，都是開水就著麵包，

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名院士的樣子。

為了節省經費，他每年的開支是兩千美元，

僅為當時公派出國人員的1/5。

為了換取學習和諮詢的方便，

他在美國多個實驗室當臨時工，甚至義務工作，

從而換來了一批電子學儀器和零星器材，

大大節約了購置設備的開支。

國家忙於內戰，

已經沒有什麼人惦記趙忠堯。

這名頂級的物理學家，

卻心心念念他的祖國科研事業，

最終把精力用在了“如何最省錢”上面。

這一晃，就到了1950年，

新中國誕生了，國民黨敗退到了臺灣。

在美國科學家的幫助下，

趙忠堯事先託運30多箱設備器材回國，

不料被聯邦調查局盯上了。

對方扣下幾箱關鍵器材後，才准予放行。

同年8月，

趙忠堯、錢學森等100多名留美學者，

搭乘美國郵輪迴國。

正要啟航時，聯邦調查局突然上船搜查，

錢學森被指為“毛的間諜”，

被帶走扣押。

因為趙忠堯的幾十箱東西已提前寄出去，

對方沒搜到什麼，

趙忠堯被放行了。

剛放行沒多久，美國方面就後悔了。

他們認為，

錢學森一人可抵五個師，

但是，與諾獎失之交臂的趙忠堯，

到底可抵幾個師，沒人算得清。

於是，美軍最高司令部，

連發三道攔截令，

要把趙忠堯攔下來。

船經日本橫濱時，

麥克阿瑟的軍隊衝上船，二話不說，

將趙忠堯押進了日本巢鴨監獄。

趙忠堯的行李、筆記本全被抄走，

連一塊肥皂也要拿去檢查，

登記清單寫著

“看起來像肥皂的東西一塊”。

與此同時，

臺灣當局派人對趙忠堯進行勸慰，

說只要願意回美國或去臺灣，

一切都可以解決。

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也發來急電：

“望兄來臺共事，以防不測。”

趙忠堯卻回電說：

“我回大陸之意已決！”

美軍扣押中國科學家的消息，

最終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

連美國科學界都表示強烈抗議。

迫於輿論的強大壓力，

在糾纏、關押了兩個月之後，

美軍只得將趙忠堯放行。

1950年11月底，

衝破重重阻撓的趙忠堯，

終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

他將帶回來的器材和零部件，

全部交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隨後，他分別在1955年和1958年，

主持建成了我國第一、二臺質子靜電加速器。

這兩項研究的成功，

對我國核事業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直到2000年，

他的加速器才完全“退役”。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趙忠堯始終正直純樸，從不說順應潮流的話，

永遠只堅持利國利民的觀點，

這讓他在政治上吃了不少虧。

1956年，蘇聯、中國等12國共建原子核研究所，

趙忠堯是中方委員。

當研究所準備再在蘇聯上馬一個加速器時，

趙忠堯直接反對：

“我們也是成員國，

加速器為什麼就不能建到中國來？”

不料，因為這件事，

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

他受到了公開批判。

一個太過實事求是的科學家，

顯然不適應那個太過轟轟烈烈的年代。

他關於發展科學的合理化建議，

總是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當中國自己的蘑菇雲騰空而起的時候，

熟知中國原子彈研製歷程的人，

都稱趙忠堯是這朵蘑菇雲的打造者。

但在“兩彈一星”元勳中，

我們卻看不到他的名字。

不得不說，趙忠堯是史上最悲情的科學家，

他一生兩次錯失了，

本應加諸其身的輝煌頭銜——

上次是因為評委失誤而錯失諾獎，

這次則是因為無盡的政治運動，

讓他失去了好好搞科研的寶貴時間。

幸好，他是不圖虛名的一個人，

中國的原子彈成功爆炸，

說明他在美國苦學那麼多年，

他的個人犧牲，都有了價值。

而且，在全部23名“兩彈一星”元勳中，

至少有8位是他的學生，包括：

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

王大珩、陳芳允、朱光亞、鄧稼先，

他已有理由感到驕傲。

不僅如此，華人最早的諾獎得主，

李政道和楊振寧，也是他的學生。

他的科研生命，

在下一代科學家身上得到了延續。

李政道說過：

“凡是從1930年代到20世紀末，

在國內成長的物理學家，

都是經過趙老師的培養，

受過趙老師的教育和啟發的。”

直到文革開始，

他還天真地將自己的科研想法寫成大字報，

很快，他就成了革命對象。

當年他放棄大好科研前途，

為了祖國變得更好更強，冒死回國，

而現在，他卻因為這段經歷，

被當成“特嫌”隔離審查，被關進“牛棚”。

這段失去的時光，永遠無法彌補。

1970年代中期，

當趙忠堯恢復名譽之後，年事已高，

再也沒有做過具體的科研工作。

在被隔離審查期間，他回顧說：

“由於我才能微薄，加上條件的限制，

工作沒有做出多少成績。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來，

我一直在為祖國兢兢業業地工作，

說老實話，做老實事，

沒有謀取私利，沒有虛度光陰。”

你看，即便在最冤枉的歲月裡，

他仍然是那麼的謙虛，那麼的正直。

他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榮譽和名位，

他一直是那樣孜孜不倦，而又默默無聞，

從不張揚表現自己，

以至於世人幾乎忘了，

這位作出劃時代貢獻的大師的存在。

直到1995年，趙忠堯93歲之時，

何樑何利基金會獎給他10萬港幣的獎金。

而趙忠堯轉手就全部捐了出去，

用以獎勵有成就的科學青年。

1998年5月28日，

96歲的趙忠堯與世長辭。

他的逝世，依然悄然無聲，

遺體告別儀式也極其簡樸，

符合他一生低調的個性。

只有科學界才知道，

趙忠堯的離去意味著什麼，

就像李政道在唁電中所說：

他的逝世是全世界科學界的極大損失！

趙忠堯晚年說過一句話：

一個人能做出多少事情，

很大程度上是時代決定的。

我現在要說的是，

一個人能被多少人記住，

很大程度上也是時代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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