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2期，作者王開林。
1922年夏攝於德國，照片中有章士釗（後排左五）、陳寅恪（後排左二）、陳西瀅（後排右四）、傅斯年（後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章士釗以“負性戇直，好扎硬寨，打死仗”而著名，這不足為怪，外省人多半喜歡這樣評價“湖南蠻子”。章士釗腦袋裡裝的“一半是花崗岩，一半是神仙土”，但大體上說，他是個性情中人，是個不斷打破自我、重塑自我的書生，雖然他身上也有頑固的保守性。
梁任公（啟超）曾宣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昨日之我！”在風雲激盪的年代，知識分子至少要額外多出幾副頭腦和幾副眼光，才能應對幻燈片和萬花筒樣的時局，理解詭譎的世界，關懷社稷蒼生的悲苦命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敏於思考，勇於行動，疏失和過錯自然難以避免。他們沒把譽與毀放在心頭的天平上去仔細掂量。章士釗的前半生，不僅想得多，做得多，而且自信極強，敢出偏鋒，由一位愛國志士一度淪為“反動人物”。現在看來，他對自己的主張持之不疑、行之不悔的“堅持精神”，正是當年激化事態犯下眾怒的根本原因。
【二十二歲出任一紙風行的《蘇報》主筆】
青年時代的章士釗與其說是一隻乳虎，倒不如說是初生牛犢。他無所懼怕，敢用自己尚未長成的犄角去頂撞專制勢力的鋼齒獠牙。才不過二十郎當年紀，他就在上海與章太炎、張繼、鄒容這些滿腦袋民族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過從甚密，甚至結拜為異姓兄弟，絲毫不規避刀鋸鼎鑊。真看不出，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心裡卻擺放著一座洪爐，執意要用沖天猛火將清王朝窒悶的鐵幕燒出一個通風透氣的大洞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似章太炎和章士釗這樣拗勁十足的知識分子，打算拿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與磨刀霍霍的專制惡勢力周旋到底。
章士釗在上海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是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改譯為《大革命家孫逸仙》。這是一本最早向國人介紹孫文革命事蹟的宣傳冊子，其振聾發聵的巨響激盪了許多渴望打破鐵屋子的知識分子的心靈，稱之為黑暗時代召喚光明的洪鐘巨呂，也不為過。章士釗自學日文，僅有“三腳貓”的功夫，竟藉助詞典把這本書一字一詞地摳譯出來，難免鬧出笑話。最有趣的是他誤將“孫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名）嫁接在一起，譯為“孫中山”，好在那時的讀者還不知孫逸仙為何方英物，反覺這個全平不仄的名字頗具親和力，一時間騰於眾口，播於遐方，連孫先生本人都含笑默認了。此書出版時，章士釗用的筆名是“黃中黃”，意為“炎黃子孫中的炎黃子孫”，序言文筆矯健。且看其中一節：
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議。吾今著錄此書，而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號，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在章士釗眼中，孫中山就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的人間化身，由他高揭革命旗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1903年，章士釗22歲，出任一紙風行的《蘇報》主筆，捋起長袖，要給康有為等死心塌地的保皇黨分子一記又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奮筆撰寫《釋仇滿》、《漢奸辯》和《讀〈革命軍〉》等文章，闡發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思想。意猶未盡，他還在《蘇報》上大膽刊載章太炎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即《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正是在這篇嬉笑怒罵無不淋漓盡致的文章中，章太炎左一聲“載湉小丑”，右一聲“載湉小丑”——這一筆狠狠地戳下去，千萬支筆一齊瞄準了靶心。
《蘇報》案發後，章太炎一如當年的譚嗣同，拒絕亡命天涯，決意留下來從容就捕。此時，清王朝與慈禧太后已氣若游絲，苟延殘喘，不敢再拿章太炎這樣的志士公然切瓜，何況章太炎被關在租界的西牢裡，也由不得清政府為所欲為。
【投身革命，卻不加入任何黨派】
章士釗精力特別飽滿，經歷也很傳奇，不僅撰寫過滿紙霜雪的《殺人主義》，還親自策劃過暗殺行動。在上海金谷香番菜館，義士萬福華刺殺惡吏王之春（此人原為廣西巡撫，卸任北上，途經上海），只可惜功敗垂成。常言道，未坐過牢的革命者不足以稱為“完全的革命者”，章士釗被捕入獄，也要嘗一嘗鐵窗滋味，修一修革命者的“專業課程”。
身在縲紲，閒聊時，章士釗對囚友說，出了這牢門，他只想在西湖邊上開一間小小的牛肉店，清風兩袖，明月滿懷，安心讀讀書，做點學問，此生足矣。待他得到蔡鍔等人的營救，真的出了獄，蛟龍得水，猛虎還山，他又與章太炎結伴流亡東瀛，準備再礪戈矛。
很有意思的是，章士釗投入革命洪流，奮不顧身，卻不肯加入任何團體和黨派。在政治染缸中，始終保持清白的“童子身”。這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他沒必要刻意求取中立。他跟黃興是刎頸之交，卻不曾投身黃興主持的華興會；與章太炎是莫逆之交，也拂逆了後者邀他入夥（中國同盟會）的至誠；與李大釗是君子之交，卻拒絕了對方的美意，不肯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一則鮮為人知的逸事，講的就是大章（太炎）見小章（士釗）耍牛脾氣，就使出蠻勇，將小章關入黑屋子，逼其就範，要是後者不改初衷，就這樣餓他個腸子裡面跑大車。可餓了三天，小章仍舊抱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初衷，令大章無可奈何，只好網開一面。章士釗是難得的人才，同盟會中少了他，確實會有遺珠之憾。大章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請動才貌雙全的“女菩薩”吳弱男去穿章士釗的牛鼻子，可萬萬沒想到再折一陣——小章以其雅量深致使大家閨秀吳弱男悅悅服服地做了舉案齊眉的孟光。大章的如意算盤兩度落空，小章依然春風得意，堅守知識分子的自由立場，想過問政治就過問政治，不想過問了，就給留學生教教古文，再將講稿整理為《中等國文典》，於1907年在上海出版。等收到豐厚的稿酬，就離開扶桑，隻身遠赴英倫。兩年後，章士釗與吳弱男在倫敦正式舉行了婚禮，婚後移居蘇格蘭，入讀阿伯丁大學，主修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
1911年，章士釗受黃興、于右任力邀，一時興起，回上海出任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主編。他以非黨人士身份主持黨報，越俎代庖，要冒很大風險。果不其然，上任伊始，他就重磅出擊，發表題為《政黨組織案》的社論，硬生生端出“毀黨造黨說”。後來，他還發表更不可思議的“無元首論”，說什麼要將大總統選舉法完全廢除掉，純然由國中政、法、學各高級機關（如國務院、參議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學）的首長輪流坐莊，依法執掌民國總統的權柄，每屆任期一年，拈鬮而定。他這種怪誕不經的政見，足以令人捧腹噴飯。他指出，當時各政黨（主要指同盟會）純屬烏合麇集，毫無政治綱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倒不如將各黨派團體打破之後重新塑造，依不同政見，主要是正、負兩方面的政見，分為兩黨，攜手參政，並肩治國。這樣的高論只是紙上談兵，與現實政治風馬牛不相及。一通不著邊際的高論，遭到同盟會中的激進分子群起而誶之。沒奈何，為了不使老友于右任為難，他只好拍屁股卸任。
恰在此時，楊度正為袁世凱網羅天下奇才。楊度與章士釗本有不深不淺的交情，又同為湖南老鄉，凡事好開口。楊度的心思再明白不過，趁後者鬱郁不得志的時候，以高官厚祿相招徠，可算是雪中送炭。袁世凱早年曾投靠吳弱男的祖父吳長慶（淮軍將領），得其提攜——恩公的孫婿是個人才，當然樂得栽培，他也確實看重章士釗的才能。他派孫毓筠去滬上，禮遇之隆竟使章士釗受寵若驚，欣然赴任。
章士釗自號“秋桐”，又號“孤桐”，大有“高霞孤映，明月獨舉”之概，莫非也鬼迷心竅，打算變易初衷，跟楊度等人一起參演勸進鬧劇，弄個身敗名裂？幸虧他醒悟及時。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章士釗看清袁世凱的險惡用心，瞅準時機，扔下一大堆身外之物，金蟬脫殼而去。及至孫中山、黃興發動“二次革命”，宣言書就出自章士釗的手筆。
【女師大事件與“三一八慘案”中的章士釗】
有人說，民國初年的政局如同一桌搓得作流水響的麻將牌，這回甲和了，下回乙和了，再下回丙和丁爭著要和，大家似乎遲早都可以染指分羹，就看手風順不順。章士釗既是一位牌客，又是一位看客，角色轉換不定，也真夠折騰的。
1913年7月，章士釗投身討袁的“二次革命”，岑春煊任命他為“討袁軍”祕書長，可兩三仗打下來，兵力異常薄弱（不足一個師）的討袁軍簡直就如同雪菩薩掉進開水池。章士釗再次亡命東瀛。1914年5月，章得到同鄉好友黃興的資助，與陳獨秀、谷鍾秀創辦政治刊物《甲寅》。此刊封面繪一隻吊睛白額大老虎，所以人稱“老虎報”。從此，章士釗騎“虎”難下。這份刊物起初揭櫫反袁旗幟，蘇曼殊和陳獨秀傾力助陣。陳獨秀的名篇《愛國心與自覺心》就發表在《甲寅》上。那時，《甲寅》專與袁世凱唱對臺戲，是進步刊物，章士釗當然也是進步人士。1918年，他特意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由滬來京的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
1921年，章士釗41歲，獲得黎元洪資助，攜家眷再作歐羅巴之遊。這回，他要考察的是戰後歐陸的政治狀況。章士釗接觸到充滿和平理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確定了其“農業立國”的基本思想。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殫精竭慮設計了一個“新湖南”方案，打算一有機會就付諸實施。1922年秋，章士釗回國，稍作安頓，便欣然就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一職，準備為實現其農治理想造就大批可用之才。然而他的心血來潮並未維持多久，1923年10月，北京政壇爆出曹錕賄選總統的特大丑聞，一時間政界蒙羞。章士釗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為“豬仔”。他身為議員，還作了公開表白：“愚念吾湘三千萬人見推之重，未敢自貸。”
1924年春天，章士釗鴻運當頭，攀升到自己政治生涯的巔峰。然而“福兮，禍之所伏”，從此他也轉換角色，由一個具有鮮明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具有進步色彩的政論家、具有基爾特農治理想的學者“墮落”為“開倒車者”（胡適評語）。他政治上短暫得志，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卻遽然置身於火山口上和風暴眼中。
段祺瑞平生自負有“三定共和之功，一匡天下之志”。他認為，中國不同於西土，“總統”這一尊名頗為不祥，他的前任，從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到曹錕，短短十餘年間，數易其主，沒有一位不是坐在“電椅”上。他絞盡腦汁，要將總統與總理二權集於一身，卻想不出一個能夠取而代之的更神氣更福氣的名稱。章士釗投其所好，獨出機杼，獻上“執政”這個源自古羅馬的名目，令段軍頭眉開眼笑。殊不知，“執政”也並非什麼嘉名，佛家講求“無執”，政權是亂世強梁最覬覦的東西，猶如火中之慄，又豈是輕易“執”得住的？
現在，回頭看章士釗在1925年實施的那一整套“整頓教育”的方略，確實有不當之處。比如他規定小學四年級學生要讀四書五經，大學教授要統一考核，合併北京八所大學，解聘推動學潮的左派教師，禁止學生上街遊行，諸如此類，實在談不上英明。國家積貧積弱，章士釗卻逆時代潮流而動，要小學生去苦讀四書五經，實在是昏了頭。如果章士釗是一位清朝遺老，出此下愚之見還情有可原，而他是一位深知國學之陋（指實用方面）和西學之精的通人，竟也如此迂執，把倒車開得風馳電掣，就不能不說他是存心討好段祺瑞，故意違背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良知。
章士釗很快就為自己訂立的禁令付出了沉重代價。1925年5月7日，北京數千名大學生舉行“國恥日”（日本政府於1915年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逼迫袁世凱在24小時內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國人深以為恥，遂定此日為“國恥日”）10週年紀念大遊行，各界均有人員參加，聲勢極為浩大。這天清早，章士釗接到段祺瑞親自打來的電話，通知他暫避一時。章士釗身為教育總長和司法總長，深恐望風而逃會貽笑天下，他只是轉移了家眷，硬撐著要與魏家衚衕十三號（他的住所）共存亡。大批學生衝擊章宅，甚至還讓章士釗吃了冷拳，釀成軒然大波。學生運動迅速升級，在如潮轟響的“打倒”聲中，“老虎總長”黯然辭職。段祺瑞確實相當器重章士釗，要不然，他不會力排眾議，繼續慰留章任執政府祕書長。然而形勢強於人，這年五卅運動後，學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知段祺瑞是手中別無好“牌”，還是對章士釗懷有特別的迷信，竟於1925年7月底讓他重掌教育部。按理說，章士釗吃過一塹，應該長上一智了，可他的牛脾氣不改，不肯對學界的進步力量作出絲毫的寬容和退讓。8月初，女師大學潮飆起，章士釗不予調和，針鋒相對，閉著眼睛打出楊蔭榆這張“臭牌”。楊氏何許人？她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按說，她受過如此良好的教育，又在美利堅自由主義空氣中呼吸了好幾年，吐故納新之後，花崗岩腦袋也該開竅了，可她是個例外。在女師大，楊蔭榆居然時時處處以“婆婆”自居，倒行逆施，推行其深有心得的“寡婦主義”，力圖將滿校女生整治得個個心如古井，波瀾不興。魯迅和許壽裳等進步教師看不慣楊氏的所作所為，暗中支持學生髮起“驅羊運動”。此時，章士釗只要順應人心，解除楊蔭榆的校長職務，即可平息眾怒，可他經不住楊氏涕淚橫流的哭訴，竟祭出最瘋狂的一招——解散女師大，指點楊蔭榆從三河縣僱來一群老媽子，將不肯離校的學生架出校門，扔到街上。
章士釗一當官，智商就奇低，難怪魯迅要義正辭嚴地給他上一課，教他明白一條基本常識：“為校長而解散一校，為文明國所無。解散後怕罵，又另掛一塊招牌騙人，簡直是中國之恥辱！”一向不多話不多事的女師大國文教授許壽裳也怒髮衝冠，拍案而起，憤然揮就一篇《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之宣言》，發表在1925年8月25日的《京報》上。魯迅在《答KS君》一文中，還特意將章士釗的文字捉蝨子似地捉出來示眾：
即如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有云，“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姜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皆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於何處討生活呢？
文章討不到生活倒也不是太要緊，章士釗一生最大的汙點，是1926年3月18日執政府衛隊製造驚天大血案，槍殺手無寸鐵的遊行示威群眾，他是執政府祕書長，絕對洗脫不了干係。事後，他開列了一份48人的黑名單，差不多將報界、教育界著名的正直之士一網撈盡。早年，陳獨秀不止一次對人說：“從事政治活動，我與章士釗屬於‘黃金搭檔’。”及至慘案發生後，陳獨秀怒火中燒，決定與章士釗割袍斷義，他在信中斬釘截鐵地寫道：“你與殘暴為伍，我與你絕交！”
【與新文化運動營壘頑固對峙】
青年章士釗是不折不扣的激進分子，中年章士釗則甘心落伍，做個迂腐守舊的“風流名士”。白話文已興起多年，國人習以為常，他卻偏要反彈琵琶，專唱怪調，在1925年復刊的《甲寅》上發表雞皮豁齒的文言文，主張尊孔讀經，宣傳復古思想。在章士釗眼中，白話文簡直一無是處，他曾有“國家未滅，文字先亡”的持論。在《甲寅》的《復刊啟事》中，他公然宣稱：“文字須求雅馴，白話恕不刊佈。”他誣衊白話文是“黃茅白葦，一往無餘；誨淫誨盜，無所不至”。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主將，但他的性情遠比魯迅溫和，私交方面尚未與章士釗決絕。1923年8月下旬，章士釗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原以為胡適會反擊他，胡適卻讓潘光旦帶話給章士釗，只有四個字——“不值一駁”。後來，胡適與章士釗在汪菊農的家宴上相見，舊事重提，胡適又把這四個字當面奉送給章士釗，章士釗表面上並未生氣。客散後，汪菊農誇讚章士釗有雅量，胡適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嚴只有小雅量，其實沒有大雅量；他能裝作不生氣，而其實他的文章處處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卻又雖落伍而不甘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這幾年來，頗能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蹉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行嚴卻沒有向前跑的興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班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
1925年2月5日，章、胡二人在飯局中相遇，飯後章士釗邀胡適合影留念，他存心調侃，藉此機會，破天荒地題了一首白話新詩送給胡適：
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詩寫得不好，但並無惡意。在私交方面，胡適從來都不是那種喜歡煞風景抹面子的人，便也玩一回反串游戲，以一首舊體詩回贈章士釗，單從字面上看，可謂相當誠懇：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把話說得這等客氣，該慚愧的就不是大胡，而是老章了。
其實，單純的守舊也沒什麼不好。不論何時，整理國故的活兒總得有人去做，羅振玉、王國維、葉德輝、章太炎、劉師培、黃侃、陳寅恪、辜鴻銘和吳宓這些守舊派人物的存在，不僅無害於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恰恰還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道黃昏美景去看。畢竟，無舊則無新，何況他們持身守舊只不過是頗具悲壯色彩的個人行為。即使是那些抱持激進改革思想的人，若未喪失基本理性，也會樂於承認這樣一點：“守一尊而為法”的角色遠比見風使舵的滑頭更值得信任和欽敬。然而，“名士”之外的章士釗，居上位，掌銓衡，對他的評價，也就更復雜了。
【與杜月笙交情非淺】
章士釗還有一種絕活，那就是當律師，在法庭上奮舞舌鞭，與人爭一日之長。1928年，虎氣全失的“老虎總長”偕夫人吳弱男第三度赴歐洲旅行，等養足了精神，他決定回國繼續從事教育。1930年春，他受張學良之聘，出任東北大學文學院主任。但好景不長，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東北三省淪入日寇之手，他決定去上海掛牌當律師，幹回自己的老本行。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章士釗掛牌之初門庭冷落，業務蕭條，後獲聘為上海聞人杜月笙的法律顧問，月薪高達千元，此後聲名鵲起。
章士釗與杜月笙的交往，可不是主僱關係這麼簡單。《胡適日記》在1934年2月7日寫道：“（今天）見著章行嚴，多年不見他了，他現在上海做律師，實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飯。他說，他現在是‘吃流氓飯’！我勸他寫一部自傳。他現在……每天跑馬場，甚可憐。”這是寫實，而非厚誣，胡適所說的“可憐”，也不一定是章士釗的真實心態。杜月笙明處靠青幫撈錢，鞏固江湖地位；暗處則靠“恆社”籠絡社會名流，養清客為他揚名。章士釗除了做杜月笙的法律顧問，還幫他打理恆社的社務。經杜月笙的引薦，章士釗成了某家高級俱樂部的常客。章、杜的交情究竟有多深？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章士釗的外孫女洪晃的回憶文章。
章士釗身上集合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為段祺瑞反動政府賣力，另一方面又竭力營救過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位中共早期的領袖人物。李大釗遇害後，他古道熱腸，出面為李的家屬募捐。1932年秋，章士釗自告奮勇，出任陳獨秀的辯護律師。當年，陳案經滬埠各大新聞媒介爆炒，轟動全國，而章士釗的庭辯精彩絕倫，收穫不少掌聲和榮光。
【毛澤東“還賬”——“本金”與“利息”】
抗戰期間及其後，章士釗的官調已低落下來，他與蔣介石缺少共同語言，倒是與蔣介石的天敵毛澤東結有夙緣。
1920年代初，章士釗看在同鄉好友楊昌濟的面子上，資助兩萬元光洋給楊教授的乘龍快婿毛澤東。毛澤東將這筆錢一分為二，一半用作蔡和森等人旅歐勤工儉學的路費，另一半則用作自己回湘革命的活動開支。章菩薩的這筆錢全被毛用在鋒利的刀刃上。1946年秋，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一次湖南老鄉的聚會中，章士釗在手心寫一個“走”字示毛。這樣牽繫安危的關愛使毛澤東滿懷感激。
1949年，李宗仁主持風雨飄搖的南京政府，兩次派章士釗北上與中共和談。章士釗辨形勢，識時務，認定國民黨氣數將盡，便留在北平，改弦易轍，參加新政協會議，策動程潛、陳明仁在湖南起義。同年5月18日，章士釗與邵力子聯名致信李宗仁，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今既主客之形不同，強弱之勢易位，中共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論情無所謂不平，在法亦惟有順受。天演家言，適者生存，鼎革成事，不取反咎。今日國民黨之不適，與中共之應取，豈不如十日並照之明。於此猶必以國家為孤注，人民為芻狗，不忍於政權一日之得失，甘犯窮兵黷武之罪名，對人恕道全失，對己後禍莫測，豈非大愚不靈之甚者乎！”他的立場已完全站在中共這邊。嗣後，毛澤東不忘章士釗的大恩，決定每年以自己的稿費償還2000元給章士釗，以10年為期償清昔日積欠的“本金”，而“利息”更為豐厚：“文革”期間，章士釗免受若干煉獄之苦，紅衛兵將抄去的東西很快璧還。要不然他風燭殘年，挨打受氣，是不可能活到90歲以上高壽的。“文革”之初，章士釗對劉少奇的遭遇深感不解，寫了一封長信給領袖，領袖還破例回了一封信，解釋道：“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從這件事上，我們很容易看出章士釗的書生氣，在國人不敢言的時候，他敢於以衰老之身站出來說上幾句公道話，此老身上頗有古遺直之風，難得！
1971年，章士釗的半生心血——《柳文指要》（研究柳宗元的大部頭學術著作），雖不合時宜，居然也得到毛澤東的青睞，特許由中華書局出版，衝過康生布設的萬丈“火牆”。當時，類似的“學術幸運”，以中國之大，只有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享受了，真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1972年，周恩來將這部代表“文革”時期最高學術造詣和成就的著作鄭重其事地贈送訪華的友邦總統尼克松，讓他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古典文化，但沒過多長時間，“水門事件”東窗事發，也不知尼克松在焦頭爛額之際是否抽空瞄了幾眼中國的漢文書。
梁漱溟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採訪，談及章士釗，他說：“（我）中學的時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釗……後來到了北京，我就很喜歡親近他。很佩服他之後，我又失望。怎麼失望呢？因為這位章先生，他比我歲數大了許多，是個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我很失望，很不喜歡。雖不喜歡，一直到他九十歲的時候我還和他來往。”梁漱溟以聖哲自視，他僅從評判私德的角度瞧不起章士釗的所作所為，但並未評價章的政治事功。
挾其私智，章士釗半個多世紀旋進旋退於英才、志士、名流、學者、軍閥、政客、奸雄之間，有幸得躋高位，終於無所興作。我想，他在榮辱得失的漩渦中，也該有不少為國謀強、為民增福的想法，可惜失於空疏或陳舊，不為大家所認可，正是“名滿天下，而天下無一人以事業許之”。
章士釗竭力想成為政治家，卻事與願違，他終究還是學者本色。其實，撇開政治上的東食西宿不談，他豐富無比的人生體驗足以令世人豔羨不已，單從這一點說，他活得夠本。但命中註定，他缺少事業的龍骨和支柱，又終生處於潮漲潮落的劇變時代，及至回首，亦只能感嘆“廉頗老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