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談張居正：他算不上改革家，他並未改革什麼 只是加強管理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

實際上在利瑪竇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著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當萬曆在公元1572年以9歲登極之日，張居正因皇太后之信託，成為皇帝的保護人。他和宮內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於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沒有宰相之名目。他將自己的親信佈置在內外機要之處，也將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牘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於御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將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剛57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

張居正具有智謀，精力充沛，也會使用手段，而且經恆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難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國自創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個國家，而像由一種文化塑成的形體。在某些地區，衛所制度無法廢止而找到接替的辦法，而國家的財政資源則過於分離散漫。

張之運動不能算是整體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過重整紀律而嚴格地奉行節儉。在他策劃之下，所有不緊急的支出全部從緩。預算之緊縮及於各部門，所有賬目均嚴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須強迫達成節餘，毫無寬貸。所有官員都要將任內稅收數額如預定的徵足，非如此則不能升遷，即已退休的官員也可能召回追究責任。此時剛值倭寇蕩平和俺答和議成功之際，這一套部署使明帝國在10年內，國庫裡存積銀1250萬兩。茲後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軍兩次被遣往朝鮮阻擋豐臣秀吉的入侵，作戰時兩方都犯有戰術及戰略上的錯誤，經年勝負未決，只是明軍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雖無決定性的勝利卻已達到戰果。造成這結局的一個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張居正攬政時代之庫存，使軍費有了著落。

可是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1580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審核之際張本人先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

張居正的籌措雖有限度卻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這運動的主持者身故，反對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機捲土重來。而另一批人則認為張逾越了他的權限，他們聯合起來進行一場平反，而此時擁張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員則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為之停頓。

萬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對派的指摘，認為張居正確實矇蔽了御前的視聽，而下令褫除張居正生前的各種榮銜。他沒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種小集團，也各懷不能公開的利害關係，倒因藉著擁張與倒張，整肅和平反，更分成派別。再加以萬曆自己對於傳位的問題處置乖方，使情形更為惡化。這兩件事原不相關聯，只是彼此都與明帝國的基本組織有關。自當時人的眼光看來也彼此都與道德有關，於是各種問題一起時彙集，都助成黨派間的辯駁。1587年前後，臣僚又開始因對皇帝之諍諫而指責御前的過失，稱萬曆奢侈荒殆，偏愛於皇三子的母親。

起先萬曆赫然震怒，可是他領悟到，懲罰向他攻擊的人，只使他們在其他諍諫者心目中成了大眾英雄，於是他也採取消極抵制的辦法，他將各項呈奏擱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補，同時住在深宮之內，停止了各項儀節，不在公眾之前露面。

當他向臣下罷工，使百官缺少絕對仲裁的權威時，皇帝已不能加於他們頭上更大的災害。後來臣僚又集中攻擊各大學士，使有為的人無法安於這職位。在這情勢愈來愈不對之際，一群較年輕的官僚組織一種重整道德的運動以期挽回頹局，因為當中有好幾個利用無錫的東林書院作為議論朝政的講壇，他們的運動也被後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漢學家)稱為東林運動。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們不能採取更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手段。在我們看來，明朝的上層官僚組織已將道德的名義一再濫用，因著意識形態造成派別，其爭執愈為籠統抽象，愈使他們無從看清當日的技術問題已超過他們所能對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們所謂“憲法危機”尤然。當東林人士自稱君子而指責其他的人為小人時，和他們作對的人也與他們一樣，使用窄狹的眼光，隨便評議人物，只不過將君子與小人的名義倒置，而應當作仲裁的皇帝卻高高在上，不聞不問。

朝代的殞落

經過這段蹉跎之後，萬曆之孫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個皇帝(他即位時緊接萬曆，因為第十四個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個月)，在位期間有一個“宦官獨裁者”魏忠賢出現。他用特務人員迫害文職官員，使各方憤怒。可是今日研究歷史的人將所有紀錄仔細檢討，只看出當時的官僚組織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鬧之中卻無一定的目標，也所不能自辭其咎。

萬曆時代還發生一些事沒有被人察覺。白銀由海外流入，使東南受益卻未及於西北，西北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邊防軍的津貼，才能維持平衡，而且流通於全國的銀兩總數也有限。例如張居正存積庫銀時立即引起通貨緊縮，重要的商品價格因之下跌。當明帝國用兵於東北，與滿洲人作戰時，朝代的資源重新安排，實陷西北區域於不利。我們不能忽視此中關係和以後流寇橫行於西北的影響，他們終使朝代傾覆。還有一點則是北京政府處在各種爭論而且僵化之際，全國各處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勢。

這些隱性因素必須與明朝覆亡的顯著因素相提並論，例如萬曆的懶惰與奢侈。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時缺乏任何值得振奮的因素。張居正身後被謫，等於昭告中外明朝已無從改革。

玩世不恭的萬曆無法逃脫應有的後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遠，他的10萬大軍在今日東北被日後廟號稱清太祖的努爾哈赤擊破，後者最多亦不過率兵6萬，卻膽敢以騎兵向擁有火器的明軍衝鋒。現存的文件證實，清朝的創始人將明朝之天命奪取過來之前。已看清對方的各種弱點。

努爾哈赤自己將於下一次的戰役中殞身，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生命尚有一年有餘。他的皇位終於傳給他不願由之接替的兒子。一個月後他的一個孫子又接替為繼承人，也在位不過7年。另外一個孫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終於在朝代覆亡時自縊殉國。可是自1619年戰敗，朝代的命運已被註定，此後的四分之一世紀只有令人感到頹喪。戰場上一時的勝敗不足以左右一個基本方向：明帝國今後要兩面受敵，西北有農民暴動的流寇，東北有滿洲的騎兵，而帝國的財政資源大致在南方，無從有效動員利用，去支持這兩面的戰爭。最後，亦即第16個皇帝朱由檢，為人急躁而帶不妥協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現出命中註定他輪上了一個悲劇性格的角色，卻又罄其所有地掙扎，結果，成為一段實足道地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