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任務
明隆慶六年（1572年），軍戶出身的平民“宰相”張居正，開始了他為期十年的萬曆新政。自明正德年間到萬曆初的近50年時間裡，明政府的經濟、軍事、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領域面臨空前危機。而內閣首輔張居正，卻能依靠個人建立起的政治社會關係網，力挽狂瀾，將搖搖欲墜的明帝國再次扶上正軌，萬曆新政之後的十數年，是明帝國最富裕的一個時期。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張居正於1582年病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後，針對他個人的政治清算接踵而來，他的個人名譽被詆譭，家族被株連迫害，而那個可能將明帝國帶上更輝煌發展階段的改革計劃，也戛然終止，大明帝國終於走上了他的不歸之路。
張居正當政時期的明帝國
關於張居正和他的“萬曆新政”，歷來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張居正的改革重振了明王朝的國運，延續了帝國的生命，他主政時期高效運作的官僚體系和靈活的外交手段，將飽受內憂外患煎熬的國家拉出了腐敗和動亂的泥潭，巨幅增加的財政收入，強大的軍事能力及繁榮一時民生經濟都讓人印象深刻。但依然有人認為，張居正的改革，僅僅是依靠專制力量和個人主觀意願強制實行的，這種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感性行為，最終無法解決當時社會現實中的理性矛盾，人亡政息的結局無可避免。
本文所要探討的幾個問題如下：張居正為什麼要改革？這次改革解決了哪些問題？今天的我們，能從張居正改革中得到哪些啟發，立足當下，回首過往，那個關於未來的輪廓，或許將清晰展現在你我面前。
張居正改革的歷史背景
一，宏觀經濟視野下的明朝中後期：古代專制政府手中一定要握有兩張王牌，一張叫軍權，一張叫財權。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專制政府，尤其重視對財權的控制。而控制財權，重點又在對耕地、人口的管控上。一旦耕地和人口出現了大問題，那整個專制政府也將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從理論上來說，一個以自然農耕經濟為生存基礎的國家，其可耕地面積越大，人口數量越大，那麼國力就越強，反之亦然。
自然經濟在明代經濟體系中的歷朝佔比
但明代中後期的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在朱元璋時期，政府統計的全國耕地大約在40億市畝，到了萬曆初的1572年，全國可耕種土地面積已超過60億市畝。人口更是從1402年的6500萬增長到了1.6億左右。在這170年裡，土地面積增長率為50%，人口增長率為146%。（基礎數據來源：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1400 ( Liu and Hw ang, 1977: p1 81) ,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 edited by Chi ming Hou and Tzongs- hian Yu。）
儘管人口和耕地面積都大幅增加，但明政府的財政赤字情況卻越來越嚴重，自所以會造成明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談藝歸納為以下三個原因：
1，從宏觀角度去看，雖然明朝中後期的人口與可耕種土地面積的數量都大幅增加，但人口增速遠遠超過土地面積的增速，洪武年間（1402年）的人均土地佔有面積約為61市畝，但到了萬曆初年（1572年），人均佔有土地面積已經下降到了37.5市畝。這也就意味著，在沒有較大農產業技術革新的前提下，單個人的農業產出和財富佔有水平都下降了，換句話說，原本一個單位面積的耕種土地只需為一個人提供生存資料，但到了明中後期，一個單位面積的土地將要為兩個人提供生存資料。在當時的自耕農經濟條件下，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想要提高，是無法做到的。
人口負擔衝抵了財政盈利
2，土地產權的歸屬界定越來越模糊，基於土地產權展開的賦稅徵收同樣受到巨大沖擊。舉例來說，《明史·食貨志》裡對明朝弘治時期的土地產權狀況歸納為，天下土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這句話的意思是，明朝的所有耕地中，7份屬於民田私產，1份屬於國有田產。基於這兩種耕地產權的賦稅制度是不同的，雖然私產民田的稅收很低，但擁有田產的農戶還有義務為地方和國家提供勞役，負擔同樣很重。而國有產權的耕地，雖然承租人所要繳納的稅收很高，有時甚至要上交一半左右的產糧給國家，但他們卻無義務再向政府和地方提供勞役。
古代賦役國家的財政問題
但這個裡面是有漏洞的，因為民田的稅收比例低，所以要額外承擔很多地方徵派和國家勞役。如果把這些勞役徵派折算下來的話，其實還不如上交一半糧食給國家划算。弘治以後的明政府，竟然還削減了軍屯、官田的徵稅比例，一度降低到了二八分成。承租人只要交二分到國家，自己留八成即可。這個利益空間驅動權貴和富人們大肆兼併國有田產，許多軍屯戶、官屯戶淪為了佃農或長工，而那些兼併土地的權貴和富人，會將自己名下的其他私人田產也納入官屯土地之中，以此避開勞役徵派。
但這個連鎖反應造成的後果比我上面所說的還要嚴重，除了官田和軍屯，那些勳貴和官僚，以及身上帶有功名的士紳階層，同樣是可以免除勞役的。許多民田小戶，就會將自己的田產賣給這些人，然後再承租這些人的田產，因為民田小戶們依靠幾十畝土地很難養活一家七八口人，更不用說還要去承擔勞役。他們情願以“獻田”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賣給特權階層，再接受這些特權階層的盤剝。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後者更為合算。
為此，私產民田越來越少，而不在國家地方徵派勞役範圍內的土地卻越來越多。明代許多大官如徐階、嚴嵩，他們名下的田產多則四十萬畝，少則兩三萬畝，其實大部分都是以這種方式兼併過來的。這樣的惡果導致了國有土地和私產土地的產權喪失了嚴格的劃分界限，許多本該收的稅現在沒法收，只能把這個後果強加到那些民田戶主身上，越發沉重的負擔迫使更多民田戶主放棄了自己的田產，成為了佃農。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明代中後期土地產權實際情況
3，全球化趨勢與自耕農經濟的激烈碰撞，雖然古代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並不引人注目，但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生活在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理念下的古代人也積極開展著各種商業文化交流。而這種趨勢隨著生產能力，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加。對明代政治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除了外部軍事幹擾之外，新農業品種的引進和推廣，也對明中後期的社會結構變動造成了直接影響。
以宋元時期傳入中國的棉花和占城稻為例，朱元璋時期，政府在全國強制推行棉花種植和紡織的法令，凡十畝之地，必須有一畝種植棉花。《太祖實錄》《諸司職掌》《大明會典》中都有對這一政策推行的相關記錄。再來談占城稻的引進，最早從宋代傳入的占城稻，因其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強，且可以做到一年兩熟甚至是三熟，在宋元時期，水稻價格是麥子價格的兩倍，但到了明代，水稻價格只有麥子價格的0.8倍。單單這兩項農業品種的推廣，就徹底改變了明代農耕經濟的產業結構。北方小麥失去競爭優勢，棉紡製品生產依靠黃道婆的技術革新而逐漸成為北方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在南方，占城稻的大面積推廣，使得種糧戶的所得利潤已經逐漸趕上蠶桑產業，絲織品的產能危機隨之到來，對外絲綢貿易將面對新的困局。
明代人均財富佔有率的持續下滑
明代大量棉花製品的出現，占城稻在南方的推廣，都削弱了民間對絲織品生產的動力，明政府規定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怪異政策，正是在絲織品產能衰減時產生的折中方案。明政府需要向社會各階層透露這樣的一個信息：當國家利益和民間利益產生衝突時，民間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而第一個遭殃的，往往就是商業集團。這種專制制度下衍生出來的畸形經濟結構，加劇了社會各階層的對立，自耕農經濟被官商經濟牢牢捆綁在原地，無法繼續向前發展。當全世界都在積極向前探索時，明政府卻逐漸封閉自己，只為專制制度能夠繼續苟延殘喘下去而已。儘管民間對此只能報以沉默和容忍，但外界的干擾遲早會壓垮明帝國的專制迷夢，那些新技術、新文化思想的輸入，就是世界大潮滾滾而來之前的先行軍。
張居正改革後的稅收問題
4，陽明心學與理學的分道揚鑣，內部思想的裂痕，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思想和陸王心學提出的心即理思想，終於在明初劃清了界限。儘管王陽明的心學來自於儒家，但外來文化，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傳入對陽明心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理學的格物致知，強調外在世界對內在的影響，而陽明心學的心即理，則注重人自身對外在世界的認知。一個是由外而內，一個是由內而外。談藝在此以唯心與唯物兩個現代名詞類比陽明心學和理學，但實際上，這兩種思想均是基於人對宇宙本質和認知兩種不同求索方式，當這兩種思想正式在社會上宣告對立時，所帶來的歷史後果，終於嘉靖時期顯現了出來。
嘉靖末期，嚴嵩內閣是堅定的理學支持者，而站在其對立面的徐階，則是陽明心學的簇擁者。我們在徐階和嚴嵩對待嘉靖皇帝修築新宮殿所持的不同態度上，就能發現這兩個學派之間的差異。嚴嵩堅決反對嘉靖皇帝新建宮殿，建議他搬回南苑，節省政府開支，而徐階則力主支持嘉靖皇帝的方案，並安排自己的兒子來完成該項工程計劃。嚴嵩的立足點，是讓皇權服從於現實環境，徐階的心學簇擁者則是要讓外部環境服從於皇權的意志。
心學理學歷史消長變化圖
當嚴嵩一派式微，徐階一黨異軍突起時，持續了近百年的心學與理學之爭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學帶來的社會新思潮，在這一百年裡至少對明代社會造成了如下幾個影響：儒家道統危機出現，長期統一的社會思想在心學發展期間遭到了空前挑戰。心學強調的人性主宰論，發展到明代中晚期後逐漸左傾，人性將突破社會倫理的道德束縛，迴歸到隨心所欲的原始社會階段。以李贄為代表的心學左派，提出了“童心”思想，正是心學發展到後來的畸變。對文官制度下的知識精英們來說，心學一派的潛移默化，讓他們逐漸接近無政府主義和絕對自由主義的危險邊緣，明代官員們派系黨爭的激烈程度之所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至直接導致了明帝國的覆亡，都與陽明心學一派有著直接關係。
力挽狂瀾的張居正改革
上面我大概介紹了一下張居正改革之前的社會歷史背景，總的來說，張居正之前的明代政府主要面臨以下幾個難題：自耕農經濟不堪人口增長的壓力，導致政府財政收支失衡。工商業的發展遭遇王權專制的打壓，社會經濟發展日趨僵化，甚至倒退。外來生產技術和文化思想的內漸，動搖了儒家道統下的經濟秩序和思想秩序，新思想，不同的文化主張和經濟結構產生的變化，都讓明政府和當時的社會應接不暇。而文官知識精英們產生的思想變異，又引起了派系之爭和政見之爭，王權地位漸漸動搖。此時接手內閣的張居正，不但要處理社會內部出現的經濟危機、文化思想危機和政治危機，還要解決為患北部邊防和東南沿海的軍事國防危機，這四個巨大空前的社會危機，張居正用了十年的時間逐一化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國曆代經濟改革脈絡
1，吏治改革與思想的統一，在專制時代，一種制度能否有效的鋪展開來並落實，往往取決於統治階層的意志和執行這一改革計劃的官僚集團。張居正為了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與最接近皇帝的宦官們打成一片，甚至有傳聞說，相貌英俊的張居正還和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過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儘管故事有真有假，但一個客觀事實是存在的：張居正的改革計劃受到了明皇室的支持。而在下一級的官僚體系中，張居正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將執行改革計劃的官員們組合團結在了一起，一切以張居正改革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很快就嚴密的組織起來了。在馮明的博士論文《張居正改革群體研究》一文中，就對此進行了說明。在張居正改革團體裡的70個人中，張居正以同年（科舉）、同鄉、朋友、姻親、師生、親屬等各種人情關係編制了一張倫理大網，把自己的改革與這些成員捆綁到了一起。再以官員提拔、實際經濟回報等方式拉攏維繫與這些人的關係，從而為改革計劃的實施打下了堅實的人脈資源。而這70個成員又依樣畫瓢，用同樣的方式組建自己的二級領導機構，整個社會上層的思想逐漸趨於統一，陽明心學和理學之爭的情況得以扭轉，大家都朝著一個共同的既定目標開始努力奮鬥起來了。
沿用到清朝的賦役全書
2，《會計錄》與《清丈條例》，伸向底層社會的財富吸管。整頓吏治，統一思想是張居正邁出改革的成功一步，不但暫時緩解了明帝國的政治危機，也為他之後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極大助力。如前文所說，隨著土地產權歸屬的模糊，政府稅收效率越來越低，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了清丈運動，即政府重新丈量民間田產，並重新劃分田地的產權性質。隨著民間田產數目和產權的重新劃分，之前缺乏徵稅依據的大量田產重新納入了徵稅範圍內，儘管官田，軍屯，商屯及皇家勳貴的莊田徵稅仍然面對很多困難，但那些曾依附於這些產權下的民田卻被從中剝離開來。大致的處理思路是，誰耕這塊田，誰就是這塊田的主人。這種做法後來被清朝的康熙皇帝學用，歷史上稱之為“更名田”。
但這種做法難免會引起底層社會的抵制，因為民田私產雖然徵稅率低，但攤派的各項勞役雜項十分繁瑣，民田戶主負擔十分沉重。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再度導致民田兼併，張居正立即推出了《會計錄》和《賦役全書》兩套徵稅配套法案，歷史上稱此為“一條邊（鞭）”法。民田私產戶們，自此可以將所有的稅收、攤派、雜項和勞役統統以上繳白銀的方式抵充，而這個上繳額包含了之前歷代兩稅法，徭役法的所有內容，做個不恰當的比方，這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所謂的電信話費套餐，將電話費、寬帶費、網絡電視費及4G網絡費統統合併成一個費用總額，農民到了秋收之後，按這個規定數額上繳白銀給地方政府即可，而這個數額的起徵點雖然略高於之前兩稅法的數額，但私產民田戶卻無需再承擔其他勞役雜項負擔，因此得到了社會底層，也是佔絕大多數的私產民田小戶主的支持，雖然國家稅率下調了，但卻鼓勵了大量人口積極參與繳納稅款，實際上，政府的收入也隨之大大提高了。
一條鞭法的大致示意圖
3，重商思維與重農思維的雙管並舉，秦漢以降，中國曆代專制政府大都採取重農抑商的國策，他們認為，經商是不可能創造財富的，比如一個商人從農民手中以5文錢的價格買來一隻雞，又將這隻雞按照10文的價格賣給另外一個農民，雖然這個商人從中賺取了5文錢的差價，但這隻雞卻沒有從一隻變為兩隻，社會整體財富並沒有因此增加，商人反而從生產者手中輕易攫取了財富。在自然經濟為主導的自耕農社會，這樣的觀點往往成為主流。但這個觀點卻忽視了更深層的商業原則，雖然商業無法直接為這個社會提供財富，但它卻能刺激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商人為了謀取更多的利潤，必然採取多種有效的競爭手段來鼓勵生產，提高技術，促進整個社會的不斷前進。從這個層面上將，商業的積極作用甚至是推動人類向前邁進的主要力量。
張居正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開始鼓勵商業活動，規範政府的商業徵稅制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觀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減少農業徵稅，讓農民獲得更多的錢財來消費。減少商業稅收，讓商人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以此來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在他執政期間，江南富庶地方出現了大量從事商業活動為主的手工作坊和僱工，還有以商業為導向的農耕產業（讀者可以將此類比為現在的農家樂、生態園等），前賢認為明代萬曆時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或許就是以此推論而來的。
一條鞭法的歷史流變
4，邊患綏靖制度，以退為進，轉危為安，從永樂到嘉靖，北部邊患和東南倭患就一直困擾著明帝國。但在嚴嵩內閣之前，明政府上層往往採取以戰止戰的方針策略來處理國防問題，通俗點說就是，當時的明帝國和外來入侵者誰都不服誰，大家一言不合就操傢伙，能動手的情況下，彼此都不願意廢話。而到了嘉靖中後期，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促使嚴嵩內閣開始積極謀求對外和平的外交可能，雖然這種策略最終成為了反對派攻擊嚴嵩的一個藉口，但張居正卻在獲取大權後沿用了嚴嵩的外交方針，他主張西懷東制，內修邊防外通合貢的政策，不但順利解決南北方的貿易問題和生存危機，還徹底解決了東南沿海的倭患，因為倭患的形成，大部分原因還是明政府閉關鎖國政策引起的，其性質與北部邊患同出一源。他認為，對於西域一帶的遊牧民族，採取懷柔招撫的政策，拉攏他們。對東北邊疆興起的遊牧民族，則採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同時開放邊禁，同意南北兩方在有效管控的情況下進行貿易活動，而這個政策也打開了東南沿海的私人外貿通道，倭患問題也隨之瓦解。其實有許多學者認為，大多數的倭寇都是當時中國商人自發組織起來的海盜團體，日本倭寇的隊伍中不乏中國人。一旦給他們打開了謀生之門，誰還願意鋌而走險呢？開放貿易，雙方都得到利益，而且還減少了國防成本，這樣的政策，自然是誰都願意接受的。
張居正改革之反思，過去與未來，人類的拐點在哪？
張居正的改革，從當時的歷史語境下來說，是成功的。國家財政收入在他執政的十年時間裡，不但不再出現赤字情況，還年年有餘，步步高昇。到了1582年，各倉府庫的存銀存量足以支撐國家十年的開支，儘管這些財富都被萬曆中後期的軍事行動消耗殆盡了。民間經濟繁榮活躍，官場秩序井然，儒家實學再一次成為了當時的顯學，明帝國在他的薄暮之年，恰恰迎來了他最輝煌的發展時期，張居正的改革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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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張居正的死亡，萬曆皇帝的親政，大明帝國的內憂外患再一次重演。外部邊患問題重新出現，土地兼併日趨嚴重，民間商人蛻變為官商，官場派系之爭和貪腐之風愈演愈烈，陽明心學以人為本的早期思想逐漸轉變，後來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絕對自由主義，晚明社會風氣開始日趨混亂，奢靡享樂之風盛行，空談誤國的清談玄學影響到了社會各階層的知識分子。東林學派也由此崛起。
一，嘗試以哲學思維來解釋張居正改革的失敗原因，為什麼張居正一死，整個改革計劃就戛然而止了呢？曾經讓明帝國走上巔峰的社會改革制度，為什麼又轉瞬成為這個社會群起而攻之的對象呢？談藝認為：一個社會的基本框架是由這個社會的經濟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構建起來的。他們之間互為關聯，又互相影響。這與馬哲中的決定論有一定的相似但也有區別。這三大制度沒有先後之分，誰決定誰的說法。有點類似於雞生蛋蛋生雞這樣的博弈論，然而，真正決定這一基本框架格局的唯一因素，是組成這個社會的個體和個體之間的關係網性質。
也就是說，個體生存的本能習慣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按照這種世界觀組建起來的社會關係網。中國自商周時期逐漸形成了區別於其他世界文明的獨特世界觀，決定了自己之後數千年發展的歷史命運，所謂的自耕農經濟、儒家道家諸子百家思想文化，以及天授君權的政治思維，都源於早期華夏人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獨特性表現在：人定勝天，但卻順從於天。人人為己，但需要先為人人。正符合了道家與儒家精神裡的自然與中庸之道。在這樣的精神氣質下，人的行為乃至社會的行為即使會偶爾突破常理，但在此之後又會得到迅速修正，人和社會的行為在某一時期會侵害其他各方的利益，但隨之也會進行自我調節，達成雙方利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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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夏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下展開的歷代王朝改革，無一不是雷聲大、雨點小，換湯不換藥。即使有些英雄式的人物會做出石破天驚的舉動，但隨著他的失勢或死亡很快就被清算，推翻。張居正的改革，也是在華夏人傳統世界觀下展開的，他依靠人情脈絡網為自己的計劃實施推波助瀾，利用人情關係網排擠邊緣化反對派，損害一部分的利益。打破了之前的社會平衡，必將帶來新的失衡點，而這些失衡點又把張居正推到了下個被改革者的位置，華夏人的勝天，人人為己的氣質，決定了他們不會永遠屈服在一種損害自身利益的制度下苟延生存，張居正的被清算，正是這樣的一種因果循環。
而張居正的所有改革計劃，似乎並沒有動到華夏人頭頂上的那一片天。他的夙夜操勞，只是為了讓自己和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在這片天下活的更好，他從來沒有想過如果幹脆揭掉頭上的這片天，是不是更加有效率，也更加徹底呢？華夏人順從於天，我為人人的精神側面，致使他永遠無法突破這個社會的限制，也不可能帶領當時的明帝國徹底迎來新生的機會。
二，嘗試以經濟思維來解釋張居正改革的失敗原因，自然經濟的侷限在於，過小的成本投入即可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求，但過小的投入也大大降低了生產回報率。在自然經濟體系下，由於整個社會所積累的財富遠遠無法滿足人們除去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需求，過少的物質財富勢必會加劇社會各層級對它的競爭，為了維持社會的長期穩定態勢，必然要不斷加強專制力度，以此控制社會的不安因素。緊隨而來的意識形態灌輸，社會等級劃分進一步強化了專制力量，專制權由一個面逐漸收縮到了一條線上，一條線由最終收縮到了一個點上。即邦國聯合政治發展到貴族血親政治，再發展到皇權獨裁政治。社會的整體流動性隨著權力等級的嚴明劃分而日趨僵化，僵化的社會流動勢必會抑制商業經濟的發展，自耕農經濟逐漸成為了無可取代的社會經濟主體，也就是說，只要專制制度存在，商業自由發展就不可能存在，專制的明代政府也同樣會去打壓那些積累了巨大財富的個人或組織，以此來保證自身實力與民間力量相比之下的懸殊優勢，從而控制整個社會。
小農經濟往往加劇了內部矛盾
張居正的改革，雖然提高了商業活動的社會地位，但這些急速發展的商業經濟很快就威脅到了明代專制政府的統治地位。在歷史上，許多大商人的財產，乃至官員的財產都以各種名義被查抄收回國有，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政府利用自己的言論主導權和暴力機構來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並以儒家道統作為實行這一舉措的幌子，表面上看是維護了所謂的公平正義，但卻打壓了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讓自耕農經濟形成的小國小民思想成為困擾華夏民族涅槃重生的一個頑疾，直到近代，這一狀況才稍稍好轉。
結語
張居正改革的成敗，套用一句古話：“君以此興必以此亡”！儘管現在許多歷史學者強調要以當時的歷史語境去闡述歷史問題，也要用當時的歷史視角去綜合當時的實際環境。但我們的立足點仍然是當下，只有用現代人的知識價值觀去品評歷史，才能實現溫故知新，學以致用的目的，才能在歷史的教訓中得到啟發，打開一條人類邁向更高發展機會的通途。
再次感謝您的閱讀！
張居正改革是成功的，他的許多改革措施如銀本位貨幣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公元1931年，但張居正的改革又是失敗的，因為他的努力始終侷限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他的改革對象並不是當時的社會制度，而是考慮如何讓當時的社會環境來適應這一制度。但今天的我們顯然都意識到，真正導致當時社會出現種種危機的罪魁禍首，恰恰是明王朝的專制王權。說到底，張居正的改革是一種挖肉補瘡，飲鴆止渴的行為，當他扶植起來的專制王權積蓄起足夠力量時，新一輪的壓制和清算必將到來。
感謝您的耐心閱讀，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切盼專家老師給予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