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很多人吵著為賈平凹鳴不平，理由是兩位老師功力不相上下，怎麼賈平凹連入圍都沒有。這屈叫的對，但其實並不值得。因為在西方審美下，賈平凹的風格恐怕還真的難獲青睞。這可不是妄談，因為是有前車之鑑的。

說起來，賈平凹的風格與張愛玲特別類似。他本人就特別喜歡張愛玲，還曾在《讀張愛玲》一文中聲稱“中了毒”。兩人的行文都如同古時女子密密細細的碎步，叫性急的人好不耐煩。

張愛玲晚年時曾在美國試著出書，但不是被出版商拒絕，就是上市之後銷量撲街。出版社叫她改，她不願意。

她又怎麼可能願意呢？

1942年張愛玲22歲，因為香港淪陷，輟學後的她去了上海，開始嘗試賣文為生。兩年後，張愛玲就進入了自己文學的巔峰期，在文壇紅的一塌糊塗。收錄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心經》等中短篇小說的《傳奇》一上市，就傳遍街頭巷尾。

有八卦說是張愛玲走過路邊攤時，曾問過商販：“《傳奇》賣的怎麼樣？”

“太火太火，已經斷貨啦！”商販如是說。

1.寫作，其實玩的是心理學

有過這樣資歷的人，怎麼可能接受出版商的擺佈。但不改，就根本沒法賣。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喜歡情節明快、衝突強烈的敘事節奏，顯然張愛玲是個標準的反面教材。

另外，張愛玲寫的故事都關於愛情，而西方最不缺的就是這個。不論她在中國有多紅，在美國出版界都是一個新人，沒有讀者會為了張愛玲這個人去買她的書。在出版商看來，寫中國的書，一定要有中國的“特色”。有辨識度，才會有銷路。

這個“特色”和“辨識度”就是要讓人一看，就明白自己在看的不是本地的，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國的故事。

2.西方人喜歡看什麼

這並不難做到，同時代的林語堂在海外出版的經歷與張愛玲就是兩極，不論是他的《吾國與吾民》還是《京華煙雲》，在西方出版市場都是外國文學中的爆款。

為什麼？

就看《京華煙雲》。這戲趙雅芝演過，趙薇也演過，但她們演的雖好，也沒有林語堂在書中寫的好。女主角木蘭的父親在看了梁啟超的“天足論”後，堅決反對給木蘭纏足。這是西學東漸時，影響中國人實際生活的一件極具特點的事。木蘭聽從了父親的話，但在心裡仍然悔恨沒有裹小腳兒。之後，又在發現裹腳的疼痛之後，滿心慶幸。

這一起一落，一轉一合，就讓西方人透過文字觸摸到了他們最好奇的中國事物——中國女人的小腳。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是有一些“特色”標籤的。這些標籤的形成都是在近現代，就比如小腳，或者“黃禍”。

所謂“黃禍”，說的是成吉思汗給曾給西方人西方人留下的心理陰影。

《京華煙雲》描寫的時代正巧遇上了義和團事件。一位馬車伕向木蘭繪聲繪色的描述義和團的神奇：“他們先設神壇，點上蠟燭，口中唸唸有詞，然後忽而神態有異……接著揮舞大刀，往自己肚皮上猛砍，但是皮肉不受傷”。

但與其說這是給木蘭聽的，倒不如說是給西方讀者看的。東方的神祕和對“黃禍”的恐懼同時被激發了出來。刺激！

所以不管是寫愛情，還是寫鄉土，只要想打進西方市場，辨識度與故事就同等重要。

聰明絕頂的張愛玲是不懂麼？或許還是不願吧。

3.張愛玲為什麼寫不出西方語境下的“真實中國”

早年的張愛玲是崇拜林語堂的。

她在1944年出版的文集《私語》中寫道：“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乾脆利落的生活。”

不過，這崇拜卻抵不過“同行是冤家”俗套劇情。

在張愛玲第一本英文小說——《秧歌》銷量撲街的同年，林語堂的《朱門》在美國大賣，衝進當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天才並不是聖人，張愛玲心情怕是不會多好。

後來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中寫到，朋友炎櫻對她說 “ 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 沒有林語堂出名”。她並沒有直接評論這句話，而是寫道：“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瞭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

言外之意，林語堂在中國人眼中是遠比不過胡適的，只是二流人物罷了。曾經的“林語堂夢”至此結束。

顯然，張愛玲在當時已經意識到中國人對自身的認知，與西方人作為他者看來的“我們”，出現了南轅北轍的偏差。而她，並不想去迎合西方人的趣味。

就像張愛玲所說，中國在“五四”之後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但西方人心中的中國印象，卻長久以來世代相傳始終如一。在西方語境下，這個想象中的“中國”才是真實的。

張愛玲與林語堂在美國的不同境遇，映射出的是西方在“何為中國”這個問題上，出現了真實與想象的割裂。

4.是該迎合，還是放任割裂？

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曾說：美國的白人家庭狹小而清潔，中國的生活廣闊但不太講究衛生，這是兩個沒有任何溝通的世界。

如果真的沒有任何溝通，那不論迎合還是割裂，其實都無所謂的。但從賽珍珠說這話的20世紀初，中西兩大文明就根本做不到互不來往。貿易把雙方越來越近，但不同的文化審美，又讓雙方經常因為認知錯位而矛盾不斷。

如果林語堂現在仍在世，而且還是那個寫作路子，恐怕就難逃“沒擔當”的批評，說不好還會影響圖書在中國的銷量。現在中國的消費體量，可不是能說扔就扔的。但張愛玲這種毫不變通，影響海外銷售的做法也不切實際。

所以，還是要學一點林語堂——知道西方人想要什麼，也能給得出；再來一些張愛玲——把真實塞進錯位的想象裡，試著扭轉對方的認知誤區。

這樣一來，口碑和銷量才能都賺到。

套用李維民局長的話：圖書生意嘛，說白了，它就是個生意。

其實不僅是圖書生意，在這個經濟全球化已經滲入到日常生活的時代，不論大小所有的生意，甚至每個人都可能面臨類似的情況。畢竟你會出國旅遊吧，就算不出國旅遊，現在在任何一個城市，也都會經常能碰到外國友人。

所以不僅瞭解外部世界的文化很有必要，更應該瞭解在“他者”眼中的我們是怎樣的。這樣一來才能知道對方是否對我們有偏見，偏見又源自何處，又該如何破解，進而避免在交流交往中產生矛盾，並贏得對方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