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張愛玲剛在美國安定下來，和賴雅沉浸在寧靜的生活中，突然收到來自倫敦的一封加急電報：母親病重，急需動手術。
恍惚間，她和母親上一次見面是十年前，那時張愛玲28歲，還在香港求學。其實那次就是最後一次母女見面了。
黃逸芃，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女子，在垂死掙扎之際給女兒發了這樣一份電報，像是委婉的乞求，想見女兒最後一面。可是張愛玲實在沒有能力去見她，生活已經夠捉襟見肘了，買一張去倫敦的機票更是困難。況且那時她還沒有獲得美國身份，說走就走確實不現實。
所以，她只能寫一封充滿情意的信，附上一張100美元的鈔票，並且隔著千山萬水為母親祈禱。她能做的，似乎也就只有這麼多了。
並不是所有的祈禱都會靈驗的，黃逸芃沒熬過那次手術。她死前，把一箱珠寶寄給了唯一的女兒。
箱子裡的每一件東西都很值錢，有皇帝賞給李鴻章的瓷器，也有家傳的玉器、還有在天津蒐集的古玩等等。
看著這些東西，張愛玲回想起一幕幕往事。四歲時，母親第一次離家，那時她還叫叫黃素瓊，小女孩的她叫張瑛。
黃素瓊無法忍受丈夫張廷重依賴遺產坐吃山空的樣子。分家後，不到兩年的功夫，嫖、賭、抽大煙、在外養姨太太，樣樣俱全。夫妻兩人溝通無果，黃素瓊要走了，和她一起走的還有小姑張茂淵。
在英法遊學6年，她以為時間讓她忘記了曾經的傷痛，丈夫也給出了承諾，加上對兒女的牽掛，她決定回來了。這時她改名為黃逸芃。張廷重剛開始是履行諾言的，一家人和和氣氣的幸福生活了一陣子。然而後來還是鴉片對他的吸引力更大。
黃逸芃徹底絕望了，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而丈夫還活在舊的時代。後來愛玲小說中有許多遺老遺少，他們的時間比外面的時間過得慢，這些都有自己家庭的影子。
這次黃逸芃決定再也不回頭，請律師辦了離婚。
走之前，她還要送兩個孩子進新式學校讀書。那一年是1930年，張愛玲10歲，新式教育已經在中國推行了20多年，而張家姐弟還在家接受私塾先生的四書五經，雖然增加了英語和數學，終究是封閉式的學習環境。在這個問題上，張廷重依然站在對立面，死活不答應。
爭執無果，黃逸芃像拐賣人口一樣的把張瑛送進了聖瑪麗女校。兒子就無能為力了，那是張家未來的希望，張廷重未來的指盼。
這樣的局面已經能讓雙方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填入學證時，黃逸芃覺得“張瑛”不夠響亮，把英文ailing（煩惱）譯成“愛玲”作為女兒的名字。
在張愛玲13歲時，母女再次分離，黃逸芃到學校告別，這次她要一個人去法國。
此時這個小女孩，對惜別沒有過多的表示。她不想表示她需要呵護，她認為她已經足夠堅強，儘管事實不是那樣。黃逸芃看上去也很高興，她也不願看到女兒為了挽留她而痛哭流涕。
而她走後，女孩終究是哭了，也許就是在這次哭泣中張愛玲就已經懂得：人生的旅程，多半是需要一人獨行的。
18歲那年，張愛玲逃離了父親的家，投奔母親。那時，黃逸芃手頭並不寬裕，但是還是省錢送她去香港大學讀書。後來兒子也從家裡出逃，想要投奔黃逸芃，但被她拒絕了，她已經力不從心了。
而黃逸芃於1948年離開中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那個家。
上世紀20年代，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一經引入國內，引發了一場關於“娜拉出走後會怎樣”的討論。魯迅說，只有兩個結果，一是回來，二是墮落。
脫離了家庭，一個女人能走多遠？作為“中國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黃逸芃給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小說《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有幾分黃逸芃的倔強：不甘心受男人擺佈而努力尋求自救之道。其實黃逸芃比白流蘇更獨立：在英國時，她學了很多東西。男友死後，她為賣掉遺留的皮革去工廠做女工，為的是學習皮包製作技術。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她飄洋去了印度。為了生計，她曾做尼赫魯姐姐的祕書……
儘管她有一箱子寶藏，萬不得已她不會以賣古董生活。她一生都在自力更生，為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努力。
一雙金蓮，卻走過千山萬水。
我想張愛玲對母親雖然有遺憾，但是沒有怨恨，四歲那年母親離開時穿的衣服的顏色成了她小說中最偏愛的顏色。那是白流蘇在門上塗的綠色的油漆，是王嬌蕊穿的鮮辣的綠色長袍。
羅素說，幸福的本原是參差多態的，只有一種參照物可以選擇的幸福，是經不起推敲的。
我不想以“當媽的應該如何如何”對黃逸芃進行道德綁架，有一種鳥兒寧願漂泊一生也不願在安定的小屋裡行屍走肉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