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街——街面憶往：在漁業公司上全託

張宜中 撰文/供圖

在煙臺這個港口城市，漁業公司是個特別的存在。曾幾何時，漁業是這個城市的招牌產業之一，水產品的捕撈、加工、生產，蔚成規模。一提起漁業公司，老煙臺一定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印象。我母親從就業到退休一直在那兒的聯合加工廠理魚車間工作，我的童年便與這個地方有了淵源。

煙臺海洋漁業公司（後稱煙臺海洋漁業有限公司），屬國營（國有）中央企業。先說說我母親所在的理魚車間，這裡負責將捕撈船從近海或遠洋捕撈回來的水產品，按照品種、規格、等級要求，進行凍結前的整理加工。

先水洗、分選，然後平整地擺放到一個個長方形的鐵盤裡，再稱重、加水，在手推車上碼上十幾層，最後用電梯運送到樓上的冷藏車間進行冷凍。理魚車間絕大部分是女工，車間設在海邊，幾個大門全部敞開，整天川流不息地上貨，大風肆意捲入，雙手整天不離水，那個滋味，可想而知。整理前，兩人（有時一人）要將從漁船卸下的近百斤重的水產品搬上加工臺。整理好的水產品，除了對蝦裝盤是輕量級的，其它魚類每盤淨重至少有四十斤，盤中還要加入一定量的水，這樣就有五十多斤了。五十多斤重的鐵盤，要搬起來一個一個碼到手推車上，一個班次不停地這樣搬上、整理、搬下，每人每天要搬動幾千斤甚至上萬斤的重量。這個讓老爺們都打憷的工作，卻被劃為“輕體力勞動”。

母親和她的工友們練就了一手“門兒清”的技能：不同種類、不同大小的水產品分理後，每盤需要擺放多少條（只），打眼一看就有數。艱苦的勞動也使理魚車間的女工們練出了一身的力氣，廠裡組織拔河比賽，她們時常奪冠，男職工們也佩服，說“這幫娘們不好惹”。

我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初，那時，漁業公司就在西南河路東岸（今紅利市場西邊大門入口處），那裡有公司辦的託兒所，西南河路西岸三十米，即現在吉和園飯店處，便是漁業公司的幼兒園。託兒所和幼兒園分全託和日託，因為我母親要兩班倒，父親單位又遠，很早我就住了全託。那個想家啊，刻骨銘心！天天數著天過，盼著星期六晚上回家，而到了星期一早晨，我總是磨磨唧唧或者哭鬧著不願上託兒所。當時我家住在三多街（建設市府小區時拆除），父親抱著或揹著我，一路哄著去託兒所，好不艱難。

“文革”的頭幾年裡，各派鬥爭激烈，為防閃失，漁業公司決定取消全託。一天晚上，我還在幼兒園酣睡，父親來了，把我揹回了家。從此我就改上日託了。後來，看職工們確實分身乏術無法照顧孩子，公司又恢復了全託。不過，父母看我哭鬧得可憐，便沒有送我繼續全託。直到1975年加寬北馬路，拆除了漁業公司幼兒園臨街的房子，全託從此消失了。

那個年代，漁業公司在煙臺的名氣很大，公司辦的託兒所和幼兒園也響噹噹的，保育員素質、教育水平、食宿條件比煙臺地區行署和煙臺市機關幼兒園還強。各種活動也豐富，我們經常排著隊，跟著老師到碼頭、船站、火車站參觀，到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參加市裡的腰鼓、歌詠、舞蹈等文藝演出。

小時候，我經常跑到漁業公司聯合加工廠玩耍。到碼頭上看捕撈船卸魚，到冷藏車間的上冰天橋下，看冰坨源源不斷地輸送進漁船，我仰頭看著，嘴裡數著“一塊、二塊、三塊……”數著數著，冷不丁地傳來一聲呵斥，原來是保衛科的人來攆我了。我撒丫子就逃，轉眼又來到加工廠的專用鐵路上，爬進火車廂。那火車停靠在理魚車間和冷藏車間之間，等待裝貨。一會兒，蒸汽火車頭開來了，我興奮極了，定睛看著工人往車廂裡搬運冰凍的貨物。當看到運往北京、濟南等地的刀魚有四指以上寬，再想想我們過年憑票供應只能買到兩指寬的刀魚（煙臺人俗稱“腰帶刀魚”），心裡頓時不爽。當火車頭拉著車廂離開時，我馬上趴下，將耳朵貼在鐵軌上，那滾滾的聲音是那麼悅耳動聽，像是來自遠方的召喚。

而今，出於規劃和建設的需要，這一帶正在逐步實施拆遷。我心中惆悵，近來時常到那兒走一走，看一看，一景一物都能勾起紛繁往事。再過些日子，連這樣的懷舊也一去不返了。

責任編輯：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