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執行人在村裡有分紅款，村民小組長卻拒絕配合協助法院的執行工作，遇到這種情況法院有啥辦法？當然有。近日榆陽區法院執行幹警一番操作後，該小組長連忙讓出納把案款送到了法院。
2019年6月，申請人曹某某及尤某某先後來到榆陽區法院，向辦案法官蔡倫提出恢復執行申請，二人稱他們各自案件的被執行人均在城區某村村小組有分紅款將於近期發放，希望法院能及時予以扣劃。
經核實，兩案的被執行人折某某和陳某均為榆林城區某村村村民，二人所在村小組每年都有分紅款發放。但之前被執行人所在的村小組在收到法院的扣留提取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後並未理會，稱被執行人在村裡還欠其他村民的錢不夠還，拒絕了法院的協助扣劃，導致案款未能收回。
蔡倫法官經過核實上述兩案被執行人確實每人應得分紅款20000元，隨即將案件予以恢復執行，並向該村小組送達扣劃提取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該小組將被執行人的分紅款劃扣至法院指定賬戶。
但該小組組長張某在電話中表示需與上述被執行人協商，協商好後再決定協助扣劃事宜。隨後幾天，當辦案法官再次電話催問張某時，張某表示因為法院的兩份扣劃裁定，被執行人鬧得村小組工作都沒法正常進行，有被執行人甚至要毆打他，所以分紅款已被強領走了，他也不準備當這個組長了。
辦案法官立即提醒張某，如果分紅款在其領到法院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後讓被執行人取走，則法院將對其採取罰款或拘留措施。此時張某情緒開始不淡定了：“你法官的權力就這麼大？你憑啥拘留我？你們法院把我們村小組的工作完全搞亂了，我們不怨你們就行了，你找我幹啥？我不再當這個小組長了，我要到你們院長那去告你！”
電話溝通不暢，蔡倫立即聯繫法警前往該村張某家中，準備與其核實分紅款的發放情況。面對突然到訪的法院幹警，張某妻子稱張某不在家，法院要問的她也一概不知。辦案法官在確認張某不在家後撥打了張某的電話，但一直處於忙音狀態。
不過在法官返回法院途中，張某打來電話連聲道歉，並表示兩被執行人的分紅款並未被領走，他馬上讓人把兩案的分紅款送到法院。“希望法院不要再追究我的責任了。”
被執行人在村裡有分紅款，村民小組長卻拒絕配合協助法院的執行工作，遇到這種情況法院有啥辦法？當然有。近日榆陽區法院執行幹警一番操作後，該小組長連忙讓出納把案款送到了法院。
2019年6月，申請人曹某某及尤某某先後來到榆陽區法院，向辦案法官蔡倫提出恢復執行申請，二人稱他們各自案件的被執行人均在城區某村村小組有分紅款將於近期發放，希望法院能及時予以扣劃。
經核實，兩案的被執行人折某某和陳某均為榆林城區某村村村民，二人所在村小組每年都有分紅款發放。但之前被執行人所在的村小組在收到法院的扣留提取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後並未理會，稱被執行人在村裡還欠其他村民的錢不夠還，拒絕了法院的協助扣劃，導致案款未能收回。
蔡倫法官經過核實上述兩案被執行人確實每人應得分紅款20000元，隨即將案件予以恢復執行，並向該村小組送達扣劃提取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該小組將被執行人的分紅款劃扣至法院指定賬戶。
但該小組組長張某在電話中表示需與上述被執行人協商，協商好後再決定協助扣劃事宜。隨後幾天，當辦案法官再次電話催問張某時，張某表示因為法院的兩份扣劃裁定，被執行人鬧得村小組工作都沒法正常進行，有被執行人甚至要毆打他，所以分紅款已被強領走了，他也不準備當這個組長了。
辦案法官立即提醒張某，如果分紅款在其領到法院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書後讓被執行人取走，則法院將對其採取罰款或拘留措施。此時張某情緒開始不淡定了：“你法官的權力就這麼大？你憑啥拘留我？你們法院把我們村小組的工作完全搞亂了，我們不怨你們就行了，你找我幹啥？我不再當這個小組長了，我要到你們院長那去告你！”
電話溝通不暢，蔡倫立即聯繫法警前往該村張某家中，準備與其核實分紅款的發放情況。面對突然到訪的法院幹警，張某妻子稱張某不在家，法院要問的她也一概不知。辦案法官在確認張某不在家後撥打了張某的電話，但一直處於忙音狀態。
不過在法官返回法院途中，張某打來電話連聲道歉，並表示兩被執行人的分紅款並未被領走，他馬上讓人把兩案的分紅款送到法院。“希望法院不要再追究我的責任了。”
當兩案申請人看著被執行人村上的出納主動將案款送來法院，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向辦案法官豎起大拇指，表示雖扣劃回來的款遠不及執行標的，但至少較之前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蔡倫表示，人民法院在辦理執行案件時，部分有協助執行義務單位、個人怕惹麻煩、得罪人，不願配合、協助法院執行工作。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法院可以對相關單位主要負責人或直接責任人員採取罰款、拘留等措施，並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有關機關提出予以紀律處分的司法建議。
“對榆林兩級法院尤其是榆陽區法院來說，切實解決執行難任重道遠，這不單單是法院的責任，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蔡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