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遊記》的神仙結構體系中，三清論地位是排在玉帝之前的。依理，太上老君位列三清，在同作為三界主宰的玉帝面前，是無須行禮稱臣，也不必有事要前去當面稟告的。可在文本中，太上老君第一次出場時的情景，頗值得推敲玩味。

又有四個大天師來奏上:“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賊偷去，特啟陛下知之。”

玉帝同太上老君的關係既像君臣，卻又不是十分篤定，感覺總處在一種模稜兩可的狀態，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在我們喜歡用非黑即白的觀念來為其定性，爭執出孰高孰低時，的確有難處。在後文中，作為二十八星宿的奎木狼私自下界做妖，被玉帝知道後，對其做出的處罰是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帶俸差操。從此處看來，太上老君應該聽命於玉帝。

可在犀牛精受太上老君之命，下界為難師徒四眾時，孫悟空特去天庭找玉帝幫助查明妖怪為何方妖孽，玉帝遍查三界，認定沒有此人。由此來看，犀牛精是不在玉帝管轄範圍之內的。取經計劃是如來佛祖擬定，玉帝報批的，為此，玉帝還特意派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並揭諦等為取經團隊提供保護。這擺明了就是告訴眾人，取經之事是得到玉帝授權，沒有人敢去私自阻擋的。

以至於道家內部，但凡有人下界做妖，用的都是偷偷下界之名的說辭，可太上老君兩次為難取經團隊的行動，都是自己做主，直接繞過了玉帝，連遮羞布也直接丟掉。在以君臣王道為主的封建社會，這不啻為一種大膽的行徑。由此推斷，玉帝的旨意在太上老君這可能不起效用，也就是說，兜率宮之地是法外之地。那麼在正統的道教神仙體系內，玉帝與太上老君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

道教神仙譜系陣容強大，也是華夏曆史進程的另一種詮釋。它的構造與編輯經歷了由少到多，由紛亂到有序的過程。從漢魏兩晉的初創，到南北朝的構造與初步整理，再經隋唐五代的最後確立和繼續編訂，到兩宋時期已最後定型。南宋金允中所編寫的《上清靈寶大法》中，將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劃分為十一個等次，第一階梯便為三清、四御。

同時，道教體系中還有三清六御的說法，在這兩種說法中，三清都無疑議，四御與六御的不同在於，前者為了與三清組成道教“七寶”，故把玉帝排除在外。《道法會元》稱“三清”、“四御”為“七寶”，三清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四御是統率天地的萬神者。此外，四御還協助玉皇執掌天道。而在六御的說法裡，玉帝排在首位，統御萬天。無論哪一種說法，被稱為道祖的太上老君地位都在玉帝前列。

在民間的神仙信仰體系中，太上老君的地位是遠高於玉帝的。在動亂年代，農民起義時，所扛舉的大旗便為“替天行道”。我們知道皇帝自稱天子，即老天爺的兒子，人們為了給造反一個合理的理由，就不得不拿道教做文章。只有如此，才顯得名正言順。因為道教是不會把皇帝排在最高神靈首位的，在封建社會，人們為了凸顯自我，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構建在世俗的皇權之上，特意在皇帝前面設計一個人物，作為信仰，奉為精神領袖。

太上老君名字的由來便是如此，“太上”，本至高無上之意，如《老子》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意為這是最高的，沒有比這個更高的了。古代社會也將皇帝稱為太上，故皇帝之父也叫做太上皇。

我們知道吳承恩寫《西遊記》，對佛教、道教及其所譜的神仙體系瞭解頗深，為何在人物關係的構建與設定上，出現諱莫如深，模稜兩可的情景內。首先，《西遊記》本質上是一本小說，當然可以對這些神話傳說拿來運用，也可加以改動。第二，一部偉大作品的形成也是作者內心思想最大限度的體現。

《西遊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浪漫主義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它通過反映民間疾苦，影射社會現實，讓自己從神魔小說的歸類中脫穎而出，得以排入四大名著。吳承恩生活在明朝的中後期，歷經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慶、神宗萬曆五個時期，此時社會情況是政治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不斷激化，並日趨尖銳。文化啟蒙思想興起， 市民文學蓬勃發展。《西遊記》應運而生。

它塑造了孫悟空這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英雄形象，並大膽提出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號，但這種激烈的反抗最後卻以孫悟空被壓五行山下而結束。如此設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作者所受的封建正統思想有關係。

玉帝和太上老君之間矛盾關係的設定也體現了作者的這種思想，既支持皇權的穩定，又對統治者的腐敗加以嘲諷。作者對封建統治大肆批判，本質上是希望統治階級通過自查自糾，變得更好。也就是說，作者有初步的反抗意識，但堅持的並不徹底，這是受當時整體的思想所侷限。當然，這並不妨礙《西遊記》在古代文學上的閃閃發光，併成為文化瑰寶。

（本文參考《西遊記》《上清靈寶大法》《道法混元》《老子》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