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七年，是岳飛一生中的高光時刻。這一年，起於行伍的他，被擢升為正二品的太尉，並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此外武勝軍、定國軍節度使虛銜保留不變。

此時的岳飛，實職差遣已經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三大將平起平坐，超過了四川的吳玠。

宋朝一貫重文輕武，岳飛已經達到了武人所能攀登的最高點。

不僅如此，在這一年三月九日，岳飛前往“行在”建康府，獲得趙構單獨接見。在這次見面過程中，趙構將全國大約七分之五的兵力，全部授予岳飛一人指揮和節制，“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

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即紹興十一年歲末，岳飛父子二人並張憲就一起遇害，這短短的三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突然撂挑子不幹了

這件事的點火索，是趙構出爾反爾，此前的單獨召見時，趙構表示要將“驕惰不戰”的劉光世罷免，並把劉所統帥的淮西行營左護軍交給岳飛，共五萬二千三百十二人，馬三千零十九匹。

問題是不久，時任右相的張浚和任樞密使的秦檜一起勸說趙構收回成命。

理由很簡單，就是趙宋防範武將的家規，提醒一旦岳飛掌權太重，再加上功蓋天下，屆時將後悔莫及。

趙宋官家帝位是從孤兒寡母手上搶來，做賊心虛的心理一直紮根於列代官家心中，他們同樣擔心別人有樣學樣。

所以張浚秦檜二人的勸說，很快就讓趙構決定收回成命。

岳飛如果是聰明人，看到領導改變成命，那就順水推舟，只當沒有發生過這事就好，畢竟淮西行營左護軍本來就不在自己麾下。

然而，性格決定命運，岳飛在一怒之下，居然作出了最不可能作出的反應：不經同意，就撂挑子不幹。

按照當時的專制禮法，岳飛要想辭職，必須要經過趙構同意，才能離職。

結果，岳飛不經趙構的許可，就在從建康返回鄂州的途中，一面上奏朝廷請求解除軍務，一面徑自前往廬山，給亡母守孝。

這樣做的後果，跋扈的標籤永久貼在了岳飛身上。

張浚得知岳飛撂挑子，第一時間就向趙構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

儘管岳飛捅了這麼大的簍子，但趙構依然不得不拒絕張浚剝奪岳飛兵權的請求，反而封還岳飛的三封辭職奏札，不準其“求閒自便”。

而且還派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提舉一行事務王貴，參議官李若虛前往廬山請其下山。

可以說，趙構迫於金國入侵和偽齊壓力，儘管此時還離不開岳飛，但內心深處無疑已經對岳飛產生了深深的疑懼。

這一點，從趙構於六月份召見岳飛時，所說的一番話可見端倪：

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

可見，僅僅三個月不到，岳飛已經從趙構最信任最賞識的大將，變成了最為猜忌的武人。

這個轉變，固然趙構責任為主，但岳飛驚世駭俗的撂挑子之舉，也不能不說是違背臣下身份的孟浪。

畢竟，你是朝廷最重要的高官，哪能這樣說不幹就不幹？

二、建議趙構立太子

中國古代歷來“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太子關係到王朝傳承，所以立皇儲是王朝傳承中的重要大事。

然而，立太子，也是皇帝的家事，立誰，不立誰，跟皇帝本人的好惡有著莫大的關係。

因此，自古以來，太子一直都是皇帝的敏感點，朝中大臣輕易不能觸碰。

但是岳飛卻莫名其妙地要去觸碰這個高壓線，而且是在撂挑子不幹之後不久。

根據記載，岳飛大約在九月中下旬或十月到建康府覲見趙構的，提議設立皇儲也就在這期間。

趙構本來有一個親生兒子，但在3歲左右時夭折，他本人也在逃避金兵的過程中，因為驚嚇失去了生育能力。

問題是，趙構出生於1107年，此時不過才30歲，正值年富力強的青壯年。

他雖然抱養了兩個宋太祖趙匡胤一系的宗室男孩，進宮撫養預備將來立儲。

但他本人還是心存幻想，認為或許會發生奇蹟再生一個兒子也說不定。

所以遲遲不肯確立皇儲的人選。

但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應該由岳飛來提，於私而言，這是皇帝家事，於公而言，武將不能干涉立儲。

岳飛自己似乎也知道不該提這事，所以才在連兒子岳雲都不知情的情況下， 祕密寫奏摺請趙構立皇儲。

不出意外，岳飛的建議擊中了趙構的痛處，他冷冷地回答，“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

幾個月前撂挑子不幹，現在又來關心國家大事，叫他立儲，換做是誰當皇帝，岳飛這個舉動都已經嚴重觸犯了高壓線。

而且，這個事，文官可以提，武將卻是萬萬不可提，不要說皇帝已經對岳飛心生嫌隙，哪怕是之前君臣融洽的時候，這種事都不應該去說。

因此，左相趙鼎得知岳飛此舉後大驚失色，“飛不循分守，乃至於此。”

事實上，直到23年以後，即紹興三十年，趙構才最終確定宋孝宗即趙眘的皇儲身份，此時岳飛已經死去二十年了。

但在紹興七年十月，趙構對岳飛的態度卻已經永久地，不可逆轉地發生了轉變。

三、援兵淮西逗留不前

儘管有前面兩項理由導致趙構對岳飛心生嫌隙，但撂挑子不幹和建議立皇儲，都只是政治不正確，而不能明白列入死罪。

所以，宋高宗和秦檜為了要殺岳飛，總共捏造了三條罪狀：

第一條：岳飛說自己和宋太祖一樣，“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意思就是自己和宋太祖趙匡胤一樣，都是在三十歲得授節度使。此外，又在私下罵趙構“官家又不修德”。

認為岳飛“指斥乘輿”，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第二條：金兵入侵淮西，岳飛前後親受御札十三道，卻“擁重兵”而“逗遛不進”，“坐觀勝負”。

認為岳飛屬於擁兵觀望，有意逗遛。當斬。

第三條：岳飛的兒子岳雲寫信給張憲，信中有“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儘管說是信件被焚燒乾淨，但依舊有謀反嫌疑。

其中，第一條第三條都是口說無憑，沒有任何物證，因此秦檜才對韓世忠說出“其事體莫須有”。

因此，明面上的罪狀集中在紹興十一年春天的“淮西之戰”。

紹興九年七八月，金國發生政變，主戰派右副元帥完顏兀朮（宗弼），領三省事完顏斡本（宗翰）殺死主和派人物，包括領三省事完顏蒲魯虎（宗磐）、領三省事完顏訛魯觀（宗雋），以及由左副元帥降任行臺尚書省左丞相的完顏達懶（昌）等主和派。

紹興十一年春，宗弼以九萬人的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總兵力約九萬人。

此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將兵八萬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將兵三萬人，淮北宣撫判官劉錡將兵約二萬人，總兵力約十三萬人。

但是，趙構仍然覺得不太放心，於是再調駐在鄂州岳飛前去支援。

這就是岳飛第三次援淮西。

這是宋金和議之前的最後一場大仗，宋軍先勝後敗。

其中，二月十八日爆發的柘皋（安徽巢湖）之戰，宋軍擊敗金軍，被列為“中興十三處戰功”之一。

但在三月九日的濠州之戰，宋軍精銳六萬多人幾乎被金軍全殲，是渡江以來的重大慘敗。

濠州之戰對宋廷心理影響深遠，打消了此前一年因為順昌、郾城等處取勝而產生的“中興”幻想，所以才有了此後的“紹興和議”。

事後，宋廷追究戰敗責任，此前被寄予厚望，但全程未曾參戰的岳飛，成了最大的背鍋俠。

罪狀就是所謂的“逗遛不前”，整個淮西之戰，趙構給岳飛發了十五道御札。

最早在正月十九日，趙構給岳飛發來第一道御札，提到

“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琦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俊，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付飛。御押。 ”

核心是要求楊沂中、岳飛援淮西，應對金兵大舉南下。

岳飛接到手札後，於二月九日上奏，預定“十一日出發，前往蘄、黃、舒州界”。

趙構於二月十九日接到岳飛上奏，並立即回覆，稱“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為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

趙構在手札中，一再強調兵貴神速，然而，柘皋之戰已在當天爆發，此時岳飛和他的八千背嵬騎兵並未到達戰場。

此後，從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一日，中間隔了十二天。

這十多天的時間內，金兵退出廬州北上，張俊於二十日進入廬州，岳飛隨後退兵舒州。

一直到三月初，都未曾前移半步，岳飛也是未再北進。

宋軍方面，張俊錯誤地認為金軍渡淮北上，事實上，金兀朮採納叛將酈瓊之計，於三月四日圍攻濠州，三月八日攻破。

趙構於三月九日得知濠州有警的消息，立即急令岳飛援濠，但張楊劉相繼率軍北進援濠後，趙構又得到探報說金人有大軍在亳州。

此時廬州是一座空城，劉琦不在，岳飛未到，所以趙構此時最怕的不是濠州失陷，而是金兵抄後路直逼江岸，“不惟邀截糧道，兼至大信江口並無阻隔”。

因此再發御札督促岳飛“徑赴廬州”，“以屏蔽江上”。

因此，從岳飛的實際表現來看，“逗遛”的實際事實的確存在，岳飛在二月底與張俊聯絡後，沒有即時上報朝廷，而是渡江到池州去了，直到三月四日接到高宗御札，才把這個情況彙報，這裡少說耽誤了四五天的時間。

而從實際效果上來看，岳飛最大的問題在於他以“虜已渡淮”和“前途乏糧”兩條理由逗遛不前，反覆等朝廷命令，沒有主動出兵，導致張俊顧慮廬州後方，不敢全力救援濠州。

兵貴神速，這個道理岳飛肯定懂，趙構在往來御札中也一再強調這個道理，勉勵岳飛“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

然而，岳飛在實際表現中，卻讓趙構大為不滿。

結合與當初從鄂州出兵時的曲折事端（包括岳飛曾想借機直搗京洛，以及對出兵方向的疑議）結合在一起，讓趙構極度生氣。

因為他認為“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琦皆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

換句話說，岳飛應該聽到警訊就急速前往，而不是藉口糧草問題或託言“聽候朝廷指揮”來延緩出兵時間。

綜上所述，岳飛在“淮西之戰”中有著不小的責任，直接結果就是整個淮西之戰，岳飛部隊連金兵的影子都沒看到。

結合此前岳飛從朱仙鎮被召回的事實，以及岳飛的個人性格來看，他大概還是在為前一年的事情賭氣。

儘管趙構在御札中安撫岳飛，稱“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為虛言”。

然而岳飛因為長期積累了與中央和諸路軍帥如張俊等人的積怨，加上本人又不懂得剋制之道，所以這才奠定了紹興十一年歲末的死局。

四、小結

以上幾點結合起來，促使趙構加速收回軍權，同時與金國簽訂和議，同時也導致了岳飛走向被謀害的悲劇結局。

其實，在專制王朝時代，武將大多數很難有善終的結局，歷朝歷代大多數如此，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李牧、韓信、檀道濟、至於明朝朱元璋，更是大肆屠戮功臣宿將，岳飛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這是因為皇帝首先擔心功臣的能力超越自己，無法駕馭，所以處心積慮要加以除去而後快，岳飛這樣的人，既不像張俊那樣貪財，又不像劉琦那樣能力一般，更加不懂得政治的險惡，自然而然要被趙構加以清除。

在這裡，引用王曾瑜先生在《岳飛新傳》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岳飛的悲劇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時代的悲劇，通過他個人的悲劇，得到了很強烈、很集中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