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平臺開始收割用戶了？
近日來，主流數字音樂平臺紛紛試水付費試聽引起了用戶的吐槽，類似這樣的聲音開始傳來：“關於音樂版權問題，下載付費忍了，試聽也要付費幾個意思？”
如今，付費試聽的影響也開始向歌手蔓延。近日張傑發行的新歌《只要平凡》在音樂平臺上熱度一般，就被認為與需要付費才能收聽有關。
相對於有龐大粉絲基礎的大眾流行歌手，付費試聽被認為對獨立音樂人影響更大。音樂人陳知5月15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可以代表獨立音樂人群體對於付費試聽的態度。
對於付費試聽在音樂人群體中的反響，陳知寫道：“我聽到的論調大概有兩波。剛開始大家都在罵，畢竟多年養成的聽歌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隨後也有一些人覺得聽歌付費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沒什麼可爭議的。”
陳知覺得，從長遠的結果來看，音樂付費試聽這件事對中國音樂，對中國音樂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為何得出如此結論？這需要從獨立音樂人的商業模式說起，也即：支撐獨立音樂人的主要收入還不是版稅，而是演出。不同於大眾流行的歌手，獨立音樂的受眾範圍相對較小，如果推行付費勢必會影響到自己的前期曝光和知名度的提升，從而影響演出收入。
“我之前聽過一個例子，2014年的時候“五條人”已經是獨立音樂人中小有名氣的樂隊了。而他們彼時在互聯網上三張專輯的版稅收入每年才不到一萬。”陳知寫道。
但一件事情往往有利有弊，“不少音樂人在通過商演賺錢的時候，也多數疲於奔命。不少樂隊或者歌手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全國巡演，用於創作的時間其實很少”，陳知寫道，“只有音樂付費後，整個行業才能完成閉環，也有利於整體中國音樂市場”。
音樂人對付費試聽的態度到此也貌似完成了閉環，但更深一層思考的話，完成閉環的前提是獨立音樂人與音樂平臺建立平等、良好的授權合作和利益分成關係。
（艾瑞諮詢：中國數字音樂產業研究報告）
今年年初，獨立音樂人弗林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炮轟數字音樂平臺與獨立音樂人合作中的“霸王條款”。他稱網易雲音樂的《網易音樂人服務條款》規定了如下條款：“允許網易公司使用、傳播、複製、修改、再許可、翻譯、創建衍生作品、宣傳推廣、出版、表演及展示此等授權內容。前述授權是非排他、免費的、永久的、不可撤銷的”。
弗林寫道：請注意“修改”這個詞，還有後面的“使用”“表演及展示”等詞，這意味著網易公司可以自由把你的音樂添個字，加個詞，或者整段修改掉。
他還寫道：即使你後來從網易雲下架歌曲也沒用，因為你一旦同意了他們的協議，那就是“免費的、永久的、不可撤銷的”。
這在獨立音樂界立刻掀起了波瀾。目前，網易雲音樂已經修改了協議，刪掉了“再許可”、“創建衍生作品”等字眼。
“弗林風波”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個數字經濟的法律問題。
在近日舉行的第四期E法數字音樂論壇暨數字音樂平臺和音樂人權益法律關係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指出，平臺協議如果涉及到一方的權力被限制的情況，另一方應當清楚地告知對方被限制的權力，否則合同的效力是可以質疑的。
獨立音樂人與數字音樂平臺的“相愛相殺”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從有利方面來講，平臺讓獨立音樂人可以不需要簽約唱片公司，而使作品得到傳播和獲益；從不利方面來講，平臺相對於音樂人無疑掌握著話語權。
（艾瑞諮詢：中國數字音樂產業研究報告）
劉曉春介紹，音樂人和平臺的不對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音樂人的可選擇範圍非常有限，第二，平臺內部的資源、算法和數據執行也是高度不透明的，第三，對於不同平臺之間的協議比如格式條款，或者授權協議，音樂人通常沒辦法選擇。
那麼，應該如何緩解這種不對等關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認為，音樂人缺少一個跟平臺進行集體磋商的機制，比如一個具有公信力的指導性的協議範本，即雙方共同認為合理的條例可以寫進協議，意見不同的則要說明理由，並接受嚴格的司法審查或行政審查。
“目前，平臺的力量越來越大，用戶對平臺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某些平臺會利用用戶對他的依賴把用戶的油水榨乾，這是商業邏輯，某種情況下我們也不能讓商業邏輯完全貫徹。要有一定的干預，要往公平、可持續的邏輯靠攏，而不能讓商業邏輯完全佔據主導地位，這是要特別關注的。”薛軍強調。
薛軍建議，在治理機制上不能夠完全單一地使用入駐契約性的治理原則，還要引入行業治理，平衡音樂人和音樂平臺的不對等，比如管理部門的指導，以及學界研究的建設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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