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話聽起來有點殘酷，但它卻是對人們影響極深的一個道德準則與形式標準。這句話真正的意思並不一定非要指“殺人償命”，更多地是說做錯了事情就該受到相應的懲罰，沒有人應當且能夠逃脫這一準則。然而就在64年前，當一個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因為射殺自己男友被判絞刑並執行後，此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同情似乎是人的本能，這個姑娘的審判和死刑激起了英國社會強烈的震盪，它引發的連鎖反應大到令人驚歎。

如今，許多發達國家早已廢除死刑已久，“殺人償命”的行為準則在他們那兒行不通。那些廢除死刑國家，有些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有些則受觀念影響。據說在一些國家，自由是人的最低線；一旦自由被終身剝奪，那還不如一死了之來得痛快呢！而當廢除死刑這一主張在英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時，有一個非常重要也是十分刁鑽的角度不禁引人嘖嘖稱奇。

1955年12月8日，有個問題突然被拋了出來，在英國下議院引發了相當激烈的討論。有位議員問內政大臣：是否知道監獄的工作人員對那些為死刑犯設立的絞刑架發出的噪音而感到恐懼？議員當即拿出了“證據”，稱不少在監獄裡工作的人在目睹囚犯被處死或是聽過囚犯墜下絞刑臺時發出的噪音後，他們便已深受其擾。對於這個問題，與會者們分為兩派，一派對這種說法堅信不疑，譴責絞刑對無辜者附加的傷害；另一派則嘲諷對方無中生有，這種說法太“聖母”。然而就在對死刑廢立問題而爭執不休時，一起命案為它狠狠地添了把火。

1926年，露絲出生在威爾士北部的一座小鎮。由於家境貧寒，她14歲時便不得不輟學打工。二戰期間，露絲在倫敦認識了一名加拿大水兵。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戰爭帶來的損耗，英國社會一度十分貧窮，進駐英國的外國士兵成了英國姑娘們心中的“香餑餑”。那會兒，美國大兵得意地炫耀著：一塊巧克力就可以讓驕傲的英國女孩屈服，一個罐頭便可以換取她們一夜。當露絲以為自己抓住了“未來”時，那名加拿大水兵卻回國了。1950年，24歲的露絲嫁給了41歲的喬治·埃利斯，後者離過婚，酗酒，經常醉酒後對露絲大喊大叫，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

1951年，露絲生下一名女嬰，然而喬治卻拒絕承認她是自己的骨肉。兩人之間的關係因此破裂，不久後，露絲與喬治開始分居。也就是在這一年，露絲和閨蜜戴安娜·道斯一同出演了喜劇《戈迪瓦夫人又騎馬了（Lady Godiva Rides Again）》。戴安娜憑藉此劇的表演一躍成為女星，而飾演的角色在演員表裡倒著數的露絲仍默默無聞。

1953年，露絲在自己經營的夜總會裡認識了賽車手戴維·布萊克裡。兩人幾乎是一見鍾情，很快便住在一起。有趣的是，戴維有自己的情人，露絲也沒有和喬治正式離婚，但這並不妨礙兩人之間的感情。1955年3月，露絲再次懷孕，男友的表現令她一度十分欣喜——戴維對此十分重視，對她體貼備至。1955年3月，露絲火速同喬治離婚，然而僅一個月後，戴維在爭吵中打到了露絲的肚子並導致她流產，他對這一“無意的傷害”表現得十分悔恨，也因此得到了露絲的原諒。不久後，露絲還專門去觀看了戴維的比賽。

失去了孩子並沒有讓兩人反目成仇，相反，露絲與戴維間的關係反而更近一層，宛如初戀。兩人約好共度1955年的復活節，然而就在那一天，露絲無論如何都無法聯繫到戴維。在著急中，露絲心裡的積怨一下子全部爆發出來，她的情緒變得十分暴躁極端。1955年4月10日，露絲與戴維相見後從包裡掏出一把手槍，對著對方連開六槍。戴維隨後重傷難治身亡，而露絲也沒有逃跑；相反，她請求路人幫忙報警，平靜地等待被捕。

有一個細節十分值得注意，在西方法庭的審判中，檢方律師一般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當你殺死被害人時，你的意圖是什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很容易被利用，因為在英國的審判中，確保有罪判決十分重要；假如罪犯拼死否定自己的主觀犯罪意願且其律師足夠高明，那麼罪犯的罪責很可能會從“謀殺”降級到“過失殺人”。露絲的律師曾反覆強調過這點，她被問到這一問題時卻仍如此作答：“很明顯，當我向他開槍的時候就是想殺了他。”陪審團僅用了23分鐘便通過了指控，露絲隨後被判處絞刑。

本來就殺了人，法庭上還萬念俱灰一心求死，這樣的判決無論怎麼看似乎都沒有問題，而法庭外的人們卻吵開了鍋。在此之前，“廢除死刑”的呼聲便已十分激昂，支持這一主張的人們更是拿露絲案大做文章。《每日鏡報》專門為此發表了言辭尖銳的評論抨擊對露絲的絞刑，聲稱“唯一能讓人類與禽獸區分開的、能帶來榮譽和尊嚴的東西也被剝奪了”。隨後，人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請願活動，有超過5萬人在要求寬恕的請願書上籤了字。然而，時任內政大臣的格威·L·喬治拒絕了對露絲的寬恕，7月13日，28歲的露絲死在了絞刑架上。

原本，相當多的英國人對是否應當廢除死刑仍抱有觀望態度，此案令主張廢除死刑的人數激增。值得一提的是，從1926年到1954年，英國共有677名男性罪犯和60名女性罪犯被判處死刑。然而，最終真正被處死的只有375人和7人——這些剝奪了他人生命的人，僅有一半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另外，據露絲的律師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回憶，她的案子其實還有許多疑點，假若露絲不在法庭上表現得那樣偏執，露絲十有八九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露絲在法庭上這樣為自己“辯解”：“我很清楚，我不是向他開槍的那個人。當看到自己拿著左輪手槍時，我知道此時的我是另一個人。”

露絲之死帶來的連鎖反應影響大得驚人：即便是她死後多年，不少人仍對此耿耿於懷，時不時地發表一下譴責；首相安東尼·艾登對此隻字不提，他表示支持內政大臣的決定，實際上，連艾登這個“局外人”都深受其擾。“支持死刑”一直是英國保守黨能在20世紀50～60年代贏得大選的核心主張之一，然而事情很快便發生了反轉：露絲死後2年，絞刑的適用範圍被進一步縮小，除了極個別情況，絕大多數罪犯最多被判處終身監禁；1969年12月18日，英國議會投票廢除絞刑，次年7月31日，絞刑被正式禁止。

作為最後一個死在絞刑架上的女人，露絲之死是個雙向的悲劇，然而仔細一想，法庭的判決似乎自始至終都沒啥硬傷，同時客觀地講，英國對死刑的使用已經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剋制。即便如此，不少英國人對這樣的結果仍心存不滿，時不時地揭一把舊傷；正如一名法國記者後來所說得那樣：“在英國，除了板球和打賭，同情一直都被認為是令人羞愧的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