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面臨美國製裁只是一個方面，伊朗自己也有問題，中國人不陌生
從2018年5月美國宣佈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以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和施壓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而受到制裁的伊朗經濟也出現不少問題。不過應該看到，伊朗的經濟自己也有不少問題，這則與其特殊政治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
如果追溯到巴列維時代，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巴列維就開展了大量的現代化改革，進入“全盤西化”階段。恰在此時，石油價格的飆升讓伊朗獲得了大量資本，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是迅速而猛烈的。但恰恰是這種劇烈的現代化讓巴列維王朝與伊朗基層社會脫節，伊朗伊斯蘭革命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於伊朗的迅速現代化。
巴列維時期非常西方化
到了霍梅尼時代，基於對巴列維王朝全盤西化的反對，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首先執行了一段時期的激進國有化，或者說伊斯蘭化，以符合霍梅尼提出的“公正、平等、互助”原則的伊斯蘭經濟。國營經濟成為了伊朗經濟的主體，私營經濟被嚴格限制。然而，這樣的低效率的經濟模式伴隨著兩伊戰爭，讓伊朗經濟停滯不前。在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內伊由於沒有霍梅尼的權威，只能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進行平衡，因此也給了改革派以機會，伊朗經濟進行了有限的調整。在拉夫桑賈尼、哈塔米時期，伊朗進行了有限的自由化改革，增加私有經濟部門，伊朗經濟獲得一定的發展。不過自由化改革也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之後上臺的內賈德就是個妥妥的保守派，他重新強化了社會公正議題，犧牲了國內經濟效率，而由於內賈德激進的意識形態，國際制裁則讓伊朗到2013年陷入了崩潰的邊緣。
兩伊戰爭也讓伊朗經濟不景氣
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2年開始的阿拉伯什麼什麼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問題開始暴露。伊朗開始了試圖重新探索第三條道路，2013年當選的伊朗總統魯哈尼是改革派人士，2014年哈梅內伊則提出了“抵抗型經濟”的概念，哈梅內伊指出，伊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的基礎設施和高素質的勞動力人口以及求發展的決心，如果奉行一種源於伊斯蘭革命文化的本土的新經濟模式，不僅能夠戰勝所有的經濟困難，而且能夠打敗敵人強加的經濟戰。不過以伊朗被金融困境鎖死的狀態來看，伊朗要真的動員內需恐怕不太可能，大量既得利益集團會繼續壟斷伊朗經濟要素，並間接抑制內需擴張。為數不多的好消息是，伊朗的基尼係數只有0.25，貧富差距很小。
伊朗增長很不穩定
2016-2017年間由於伊核協議落實，伊朗經濟獲得了喘息，但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卻因為油價補貼取消爆發了全國性的騷亂。但是這次騷亂很快就結束，伊朗表現出了較好的控制力，各個政治派別也沒有捲入。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年底和2018年年初的騷亂還是在國際制裁大部分解除的情況下發生的，這說明了伊朗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很突出。
目前伊朗本身經濟有兩個特點，其一為石油產業，其二為國營經濟。
石油經濟仍然是伊朗經濟的支柱產業，是伊朗財政收入、外匯收入主要來源，約佔總收入一半以上，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石油經濟一直以來都是伊朗的支柱產業，也是伊朗結構性波動的原因：在石油價格暴漲的1974年，石油收入佔財政收入比例最高達到70% ，稅收收入為 30% ；而在石油價格暴跌的1986年，石油收入佔財政收入比例降至40%。因此，伴隨國際油價波動，伊朗經濟肯定會受到顯著影響。而美國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則會讓伊朗經濟雪上加霜。配合其他措施，比如2018年8月後美國開始的首批制裁：主要針對伊朗政府購買美元的活動、伊朗的黃金及其他貴金屬交易、與伊朗貨幣里亞爾相關的交易、石墨、鋁、鋼、工業軟件、伊朗汽車、民用航空業等行業。這些打擊是全面的，因此伊朗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難以獲得足夠的外國資本（特別是歐洲資本）和技術的支持，經濟整體低迷也是個可以預期的事情。
伊朗油氣資源集中在西南部
除了石油經濟外，還有另一個是龐大的國有部門。伊朗約有80-85%的企業為官方或半官方性質企業，這意味著伊朗企業的效率很低。而這些國有經濟部門有基於法基赫統治下的政治正當性，要改革非常困難。大量的國有、半官方經濟部門的存在壟斷了許多經濟要素，使得市場調節機制無法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經濟效率整體低下的問題幾乎是肯定的。當然，另外一方面是，伊朗有大量的地方需要用錢，比如說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維持敘利亞的革命衛隊等，這些海外軍事行動和政治盟友同樣是非常消耗資源的行動。同時，大量國有部門也會克服市場機制的弊端，比如控制貧富差距、防止金融投機等。換言之，伊朗經濟那麼多年制裁沒有出現徹底經濟崩潰與此有一定關係。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敘利亞
當然，伊朗這種經濟結構整體上缺乏發展的動力，雖然伊朗產業結構比除了以色列和土耳其外的西亞北非國家更為健全，但如果缺乏效率即便沒有經濟制裁依然不會快速發展。另一角度來看，如果伊朗能夠完成大幅度的改革並且有敵意減少的外部環境，其釋放的經濟能量也將會是巨大的。伊朗有潛力，但什麼時候變成能力還有待歷史檢驗。
伊朗仍有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