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理性的談談電影《一九四二》'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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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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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裡。當戰爭與饑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裡。當戰爭與饑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也不單是當權者，在亂世凶年之中，嚐遍無力之感的何止是當權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財主範殿元遭難之後，神父安西滿稱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場，並以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的故事為比喻，說自己是來帶領災民逃離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發生的災難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產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滿的聖歌和祈禱無法讓死者闔眼安息，在轟隆的炮火之下，聖經不過是一頁頁飛散空中的紙張，而即將逝去的生命仍舊逝去。
“這裡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她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安西滿對宗教的信仰頓時起了動搖，他質疑：“上帝為什麼總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什麼還要信她！”
安西滿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確實讓我讀到馮小剛對於宗教的困惑。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裡。當戰爭與饑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也不單是當權者，在亂世凶年之中，嚐遍無力之感的何止是當權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財主範殿元遭難之後，神父安西滿稱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場，並以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的故事為比喻，說自己是來帶領災民逃離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發生的災難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產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滿的聖歌和祈禱無法讓死者闔眼安息，在轟隆的炮火之下，聖經不過是一頁頁飛散空中的紙張，而即將逝去的生命仍舊逝去。
“這裡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她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安西滿對宗教的信仰頓時起了動搖，他質疑：“上帝為什麼總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什麼還要信她！”
安西滿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確實讓我讀到馮小剛對於宗教的困惑。
所以，就算再悲、再苦，這群逃荒的人民卻未曾求助於宗教的慰藉，他們甚至也不會怨天，更別說是自殺了。
原來活著不容易，想死同樣也不容易。
就像瞎鹿說的：“上吊？有房樑嗎？”
馮導對於《一九四二》的詮釋，表現最好的就是民族災難，也要刻畫人性的溫暖，釋放出善意。
也許是因為這項但書才造就出災民們的堅強性格，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份堅強，才更突顯出苦痛的強度，同時不至於讓劇情過分煽情。
張國立於受訪時說：“馮導不讓流淚。他說在苦難的面前，人們已經對這種痛苦和這種分離開始麻木了。”
所以《一九四二》能成為一部極為壓抑的電影。它不太會引人落淚，卻能使人感受到一份來自內心深處，說不出口也無從宣洩的抑鬱。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裡。當戰爭與饑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也不單是當權者，在亂世凶年之中，嚐遍無力之感的何止是當權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財主範殿元遭難之後，神父安西滿稱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場，並以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的故事為比喻，說自己是來帶領災民逃離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發生的災難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產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滿的聖歌和祈禱無法讓死者闔眼安息，在轟隆的炮火之下，聖經不過是一頁頁飛散空中的紙張，而即將逝去的生命仍舊逝去。
“這裡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她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安西滿對宗教的信仰頓時起了動搖，他質疑：“上帝為什麼總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什麼還要信她！”
安西滿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確實讓我讀到馮小剛對於宗教的困惑。
所以，就算再悲、再苦，這群逃荒的人民卻未曾求助於宗教的慰藉，他們甚至也不會怨天，更別說是自殺了。
原來活著不容易，想死同樣也不容易。
就像瞎鹿說的：“上吊？有房樑嗎？”
馮導對於《一九四二》的詮釋，表現最好的就是民族災難，也要刻畫人性的溫暖，釋放出善意。
也許是因為這項但書才造就出災民們的堅強性格，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份堅強，才更突顯出苦痛的強度，同時不至於讓劇情過分煽情。
張國立於受訪時說：“馮導不讓流淚。他說在苦難的面前，人們已經對這種痛苦和這種分離開始麻木了。”
所以《一九四二》能成為一部極為壓抑的電影。它不太會引人落淚，卻能使人感受到一份來自內心深處，說不出口也無從宣洩的抑鬱。
說實話，影片的最後真的給了個很悲、很痛的結局。
老東家好不容易逃出了河南，卻悶死了自己唯一的親人、自家唯一的命脈，孓然一身。
悲悽慘澹，孤獨的往家鄉走，但求別做異鄉魂這段真的有極大的摧淚感。
結尾跟孤兒的相遇相惜也是馮導再次給了這一老活下去的動力，是電影的手法，也是故事不想收的太悲的調劑。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隻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係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鐘。
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饑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範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蹟敗洩，終於惹毛饑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彷彿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著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燬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著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裡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著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鹹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著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著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夠完成，靠著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彙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籤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捱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著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彙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彙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週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裡就更上層樓了。
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週刊》雜誌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裡，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範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裡：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裡。當戰爭與饑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也不單是當權者，在亂世凶年之中，嚐遍無力之感的何止是當權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財主範殿元遭難之後，神父安西滿稱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場，並以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的故事為比喻，說自己是來帶領災民逃離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發生的災難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產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滿的聖歌和祈禱無法讓死者闔眼安息，在轟隆的炮火之下，聖經不過是一頁頁飛散空中的紙張，而即將逝去的生命仍舊逝去。
“這裡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她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安西滿對宗教的信仰頓時起了動搖，他質疑：“上帝為什麼總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什麼還要信她！”
安西滿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確實讓我讀到馮小剛對於宗教的困惑。
所以，就算再悲、再苦，這群逃荒的人民卻未曾求助於宗教的慰藉，他們甚至也不會怨天，更別說是自殺了。
原來活著不容易，想死同樣也不容易。
就像瞎鹿說的：“上吊？有房樑嗎？”
馮導對於《一九四二》的詮釋，表現最好的就是民族災難，也要刻畫人性的溫暖，釋放出善意。
也許是因為這項但書才造就出災民們的堅強性格，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份堅強，才更突顯出苦痛的強度，同時不至於讓劇情過分煽情。
張國立於受訪時說：“馮導不讓流淚。他說在苦難的面前，人們已經對這種痛苦和這種分離開始麻木了。”
所以《一九四二》能成為一部極為壓抑的電影。它不太會引人落淚，卻能使人感受到一份來自內心深處，說不出口也無從宣洩的抑鬱。
說實話，影片的最後真的給了個很悲、很痛的結局。
老東家好不容易逃出了河南，卻悶死了自己唯一的親人、自家唯一的命脈，孓然一身。
悲悽慘澹，孤獨的往家鄉走，但求別做異鄉魂這段真的有極大的摧淚感。
結尾跟孤兒的相遇相惜也是馮導再次給了這一老活下去的動力，是電影的手法，也是故事不想收的太悲的調劑。
無論如何，這部電影多面向地呈現中國人的歷史與苦難，諸多歷史教訓與血淚含藏在故事細節裡，暴露著人性在求生存下顯得猙獰而脆弱。
《一九四二》的確是部佳作，給著我們警示，也讓我們警醒，在未來的恆長歲月裡，冀望那大時代的悲歌，從此不再響起。
當然，也希望人禍面前，我們都能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