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中，英宗被俘，王振被殺，內閣、六部等主要官員大都死於陣中，明朝政局面臨著空前的危機。在這一特殊背景下，各種政治勢力在政治輿論的推動下、在政治利益的驅動下，展開了多樣而複雜的互動，而明朝皇位世系也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由英宗系之景帝系的轉移，對明中期政局形成了巨大影響。本文即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
“土木之變”後明朝政局的變化與郕王監國
土木之變後，明朝統治能否繼續維持下去，或者會成為第二個南宋，都不得而知，在官僚集團中也存在巨大爭議。在這種危機局面之下，作為皇室中地位最高的孫太后決議固守北京。“皇太后禁中疑懼，問太監李永昌，對曰：‘是也。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此，南遷，大事去矣。且陛下不聞宋靖康乎？因述靖康事。皇太后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1]由於最初尚不知英宗是死是活，明朝在土木之變發生後的最初兩天內，並沒有啟動另立新君的政治方案。甲子日即土木之變後第三日，“也先奉上宣府城內”，[2]朝廷應在當日晚些獲知英宗被俘的消息。信息來源應一方面是宣府奏報，另一方面是英宗親筆書信的可能送達。[3]於是第二天，孫太后遂命郕王暫總百官，代行處理國家軍政事務。“乙丑，皇太后敕郕王祁鈺：‘邇者，虜寇犯邊，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嘗敕爾等朝百官。今尚未班師，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爾暫總百官，理其事。爾尚夙夜祗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眾。欽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務，悉啟王聽令而行，毋致違怠。’”[4]之所以委命郕王，在於他是英宗唯一的親弟，在英宗北征時，便已經受命居守北京，處理日常政務。“癸巳，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5]
郕王為英宗同父異母之弟，小的時候關係很好，故而英宗一直不命郕王出藩。在自己親征之時，也將政權交由暫時郕王暫時承擔。但此時孫太后並未有立郕王為帝的想法，仍對英宗回朝充滿期待。孫太后在命郕王暫總百官二日後，便扶立年方三歲的朱見深為太子。“丁卯，司禮監太監金英傳：‘奉皇太后聖旨，今立皇帝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該衙門便整理合行事宜，擇日具儀以聞。’”[6]此時英宗對於自己能迅速回朝，也抱有很大期望。太子立二日後，英宗被瓦剌挾至大同城下，對出迎的大同官員稱：“朕為所誤，復何言。爾奏報皇太后，朕在虜中亡恙也。也先欲送還，使來，厚賞之，遲之益深入矣。”[7]大同鎮總兵官郭登也謀劃著尋機搶回英宗。“至晚，離（大同）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個夜不收來，密請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8]此後瓦剌便挾英宗出明朝邊境，遊弋於陰山南疆，英宗迅速回朝的希望隨之破滅。英宗也認識到了此點，從而一改讓明軍開城的作法，命令固守。“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9]即使如此，景泰元年瓦剌挾英宗至大同時，明軍仍有趁機奪回英宗的計劃。“丙戌，也先伯顏帖木兒奉上皇至大同城下，聲言歸蹕。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朝服於闉，頓首置座。上皇不下馬。登伏壯士城上，約駕入，下懸闉。及門，虜覺，擁上皇去。”[10]
在這一新形勢下，國政必須有人主持，才能穩定國難背景下的特殊政治局面。太子過於年幼，完全不具備理政可能。孫太后礙於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與張太皇太后的故事，也無法實行垂簾聽政。所剩的唯一選擇，便是命郕王主持政務。英宗出邊之日，孫太后遂命郕王主持政權。“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11]
從這一詔書可以看出，孫太后在英宗出境之情況下，仍竭力將皇統世系保持於英宗一系，將太子定位為國主。之所以不以其稱帝，在於英宗仍為皇帝。可見，在土木之變後之國難背景下，孫太后最終願望仍是期待英宗迴歸。可見，在國難特殊時期，孫太后作為明朝當局最高權力擁有者，在政治想法上，有一定的私利因素，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郕王之外，孫太后又以吏、禮二部尚書參與輔政。“甲戌，進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胡濙太子太傅。”[12]明代公孤官一般為大臣加銜，並非政治實職，但此時由於皇太子為政治中心，故而公孤官實為拱衛太子之實職，處於輔政角色，地位踰越於官僚群體之上。吏、禮二部尚書之所以受到重視，在於吏部為六部之首，胡濙資歷最老，分別代表制度序列與資望序列，塑造皇太子權力核心地位。
郕府宮僚主導下的捶殺馬順事件
但政治局勢發展已超出孫太后控制。正統時期文官集團在宦官為核心，錦衣衛等為輔助的內廷勢力壓制下，所產生的壓抑、仇恨情緒，在土木之變國難背景下，從而爆發出清洗內廷勢力的政治訴求與潮流。
郕王御午門之左，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鎰率諸臣廷啟王振罪。王曰：“待取旨。”百官趨進，伏地不起，曰：“王振罪不容誅，殿下不即正典刑族滅之，臣等今日皆死此廷中。”痛哭呼號，不辨人聲。郕府長史儀銘膝行前，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順叱退之。戶科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搏順曰：“是非奸人黨”，即眾爭擊之。或脫順韡，捶眼灑血於廷，立死。朝班大譁，衛士皆泣。王環視屢起，尚書于謙直上攬王衣曰：“止！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洩眾忿，且群臣心社稷耳。無他。”王曰：“可。”竟入，將闔門百官隨之。太監金英傳令且退，眾欲捽英，英懼，即傳令曰：“許籍王振家矣。尚何言？”百官曰：“猶有長隨毛貴、王□亦振黨，請付外。”王令出二人門隙中，又捶死之。頃之，眾執振侄錦衣指揮山至，相戒勿捶，使伏法。王命縛山赴都市磔之。遣左都御史陳鎰籍振家，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數區，重堂邃閣，擬於辰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二十，俱徑尺。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六十有餘。王諭群臣且散，謙徐徐後行，衣盡裂。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百王直何能為！”百官請籍馬順、毛貴、王□家，宥之，曳三尸，棄東安門外道上，軍民爭擊之。衛士汲水滌廷眾血，儀銘曰：“毋其影，可以鑑。”[13]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眾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冠有言，於是眾皆免冠長號叩首。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才咫尺。忽王給事中竑眾中起捽馬順至前，曰：“奸臣黨在是！”於是駕起門掩，一鬨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14]
正統己巳八月二十三日，郕王御午門左，言官及諸大臣共劾王振誤國之罪。有令旨：“朝廷自有處置。”眾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某造膝前免冠密言，眾皆免冠。郕王見眾情怒，命籍沒王振等家。[15]
馬順屍體又被暴於長安門前。“順體肥，暴其屍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眾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16]文官集團在捶殺馬順事件後，進一步清洗了王振餘黨。“令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璵、內使唐童、欽天監彭德清等家，以皆王振黨也。”[17]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文官集團對王振及其勢力的極度痛恨，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義憤，才有這種當廷打死皇帝侍衛長官，超越一般常理、違背朝廷法度的激烈事件。但這一舉動在當時既被皇族諒解，又被後世頌讚，可見在國難特殊政治時期，政治正義所激發之輿論情感已超越制度限制，而成為左右政局之主導因素。“王竑突起擊死馬順，痛快甚，堪為劉球吐氣。憒由義激，即竑亦不自禁，而所為懾憸邪，壯威勢者多矣。李夢陽詩：‘王竑犯闕雖愚憨，捨命臨危亦丈夫。’誦猶魄動。”[18]進一步說，文官集團由於將國難歸咎於內廷反對派，從而不僅掌握了政治輿論，而且清除了反對派勢力，從而成為主導“土木之變”後政局之決定性政治勢力。
文官集團打擊王振系內廷勢力，尚對明朝皇位更替產生了直接影響。由於王振系內廷勢力為英宗之人，伴隨這一集團之覆滅，而郕王成為了這一宮廷變化的受益者。雖然在此突發事件中郕王之驚懼表現，顯示出局勢已遠出其預料之外，可見其最初未有清除英宗內廷勢力、掌控政權之計劃。其心理簡單而率直，並未有此城府與心計。但客觀結果既如此，景帝登極後，對於文官集團這一過激行動並未追究，且重用參與之人，便可知其後來亦知這一事件之政治意義。“唐誤玄宗者楊國忠，國忠誅並及貴妃，眾憤洩矣。我朝誤英宗者王振，振死並戮馬順、王長隨、毛貴等，事同。然出於諸臣擅殺之罪，不可訓。景帝能慨然籍王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跡渾機圓。其視玄宗之徒倚悲傷，姑若不得已聽之者，相去懸絕，最轉移人心妙訣。”[19]
而不同史料都特別記載了當時擔任郕王宮僚的儀銘的特殊舉動，以及同樣可能擔任過郕王宮僚的王竑的作用，都可以作為在捶殺馬順事件中，郕府宮僚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角色。儀銘出身翰林系統，是文官集團中對宦官集團仇恨較深的一個政治群體，他對郕王密語，應該是規勸郕王趁機清洗王振餘黨，從而收攬人心，為即位做準備。他也因為這一關鍵性的舉動，在景泰時期迅速升遷，成為景帝的心腹重臣。“方廷譁時，儀銘能免冠長號造膝陳，為于謙助，所裨益多。初楊文貞議舉銘自侍講出，講讀郕王府，慮銘致恨，乃以故人楊翥同舉。後銘、翥以從龍恩，官並尚書。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過人者。”[20]
值得注意的是，《萬曆野獲編》載王竑亦為郕府舊人。
至天順初元，馬順子升，奏父為給事中王竑棰死，降臣為百戶，乞憐臣父死於非辜，仍襲父職。上曰：‘順本世鎮撫，今升為世副千戶。’蓋英宗猶憐順以為冤。而王竑時已為都御史，以郕邸舊臣，降為浙江參政，又勒為民，子孫俱永不敘用矣。[21]
雖然其它史籍皆未有相關記載，但從王竑仕途經歷來看，似不無可能。《弇山堂別集》載王竑為正統己未，即正統四年（1439）進士，《明史·王竑傳》亦繼承這一記載。[22]但王竑正式為官卻在正統十一年（1446）。“辛酉，進士王竑為戶科給事中。”[23]長達7年之久。在這一仕途空白期中，王竑所從事者應為“觀政”。明初以來，為便於進士熟悉政務，從而在其正式為官之前，命其於王府、中央機構中觀察政事。雖然期限一般較為短暫，但正統時期，與王竑一樣，觀政七年者，亦屬普遍現象。比如與王竑同屬二甲之章綸，甚至在王竑授官兩月後，始正式為官。[24]在捶殺馬順事件中，王竑與儀銘一樣，皆表現出十分積極而激烈之態度，揆諸情理，可能王竑亦同為郕府舊人。
景帝即位後，也重用王竑，在北京保衛戰中，便倚任甚重，很快便升其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守備直接關係京師安危之居庸關。[25]若王竑果為郕府舊人，那麼捶殺馬順事件便進一步彰顯出郕王勢力爭取朝廷輿論，從而擁立郕王之政治涵義與色彩。
在推動朝廷清洗王振餘黨的過程中，宦官集團、錦衣衛中不屬於王振一黨的勢力也參與了進來。英宗即位之初，當時地位最高、資歷最長的，並非王振，而是金英諸人，他們在宣德朝地位已經很高，受到宣宗的重用。
金英者，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及範弘免死詔，辭極褒美。[26]
範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佔對嫻雅，成祖愛之，教令讀書，涉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宣德初，為更名，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印記。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27]
瑾，初名陳蕪。宣宗為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即位，賜姓名，從徵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鉅萬，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賜以兩宮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眷者，英、弘莫逮也。[28]
阮安又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29]
但因為以上這些宦官與英宗關係不如王振親近，因此在正統時期並未得到重用。王振擁有權勢後，為鞏固自己在宮裡的地位，對他們採取打擊政策。正統八年，宦官反對派在宮廷之中攻訐王振。“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磔於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30]雙方矛盾既已個公開化，王振便藉故罪金英諸人。“下清平伯吳英，太監吳亮、範弘、金英、阮讓等錦衣獄，俱私牧南海子、奪民芻。”[31]於此同時，頒佈“禁私藝南海子”[32]之令，實為打擊宦官反對派之口實。“十月壬午朔，敕禁內官內使私結外廷，囑託營求。”[33]正統十一年，“乙亥，誅內使吳忠及養子勇士欽，以欽唆訟也。”[34]不過王振並未採取徹底根除的方式，從而為正統末年金英一派復起埋下了隱患。“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35]而興安亦請求英宗棄宮廷遊玩，赴外朝臨政。
季聰（林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劃龍船，朝下即事射魚，酣笑為樂，或日【日久】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既入，內批即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36]
土木之變後，金英一派重新上臺，傳達皇太后詔書、侍奉郕王的，都是金英。而郕王在監國過程中，同樣甚得金英、興安之助。與李永昌一樣，金英、興安亦反對南遷。“正統己巳，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眾囁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為然。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眾心遂決。”[37]“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倡議南遷，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郕王任於謙治戰守。或曰叱珵者，英也。”[38]正是金英等宦官之進諫下，郕王堅定了固守北京之決心。
在清洗王振餘黨的行動中，金英、興安等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捶殺馬順之後，文官集團再次向宮內索要王振餘黨，金英等王振餘黨推出午門，由文官集團捶殺。這從上引文便可看出。可見，土木之變後，處於王振對立面的宦官群體再次得勢，也借這個機會徹底清除王振餘黨。
宦官集團之外，錦衣衛中對王振勢力有所怨言的士兵，也參與了清除王振餘黨的行為。作為捶殺馬順事件得參與者，葉盛記載王長隨、毛貴二人被錦衣衛所殺。“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候左順門，譁雲：‘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久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人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後，門禁頗嚴，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于軍衛，而殺兩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39]由於是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故而具有很強的可信度。《復齋日記》也作如此記載。“諸衛士因大言索王、汪二長隨。內縛二人送錦衣衛獄，甫出門，衛士共垂殺之。蓋二長隨因戒嚴嚴垂撻衛士及都人，眾皆怨之故也。”[40]
國難背景下扶立長君與郕王即位
文官集團經捶殺馬順事件後，對其他內廷勢力也形成了巨大威懾，從而有趁機控制朝政、振興士大夫政治之政治訴求。而孫太后所設立之太子主政體制，不僅有瓦剌挾英宗以屈明朝之政權風險，而且有重演正統時期宦官專權之文官之禍，存在巨大政治隱患。故而雖然當時有在草原之明人歸報也先有送英宗南歸之心，但文官集團已決定扶立郕王即位。“後朝裡差都指揮嶽謙等同太監喜寧賚送賞賜，於也先處見爺爺，奏說家裡如今要立郕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裡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皇帝。”[41]通過於此，明朝不僅能更好應對國難局勢，文官集團也可因擁立之功而獲政治權勢。
丙子，文武百官合辭請於皇太后曰：“聖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國勢危殆，人心洶湧。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雲：“卿等奏國家大計，合允所請。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禮部具儀擇日以聞。”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驚曰：“卿等何為有此議？我有何才何德，敢當此請？”退讓再三。群臣固請，王厲聲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亂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復請曰：“皇太后有命，殿下豈可固違？”兵部尚書于謙揚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願陛下弘濟艱難，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懇切，王始受命。[42]
實錄對郕王嚴辭退讓之描寫，除套用準皇帝一貫謙讓模式外，還有成化史臣突出憲宗正統地位之緣故。
但由此過程亦可看出郕王實為官僚群體，尤其文官集團所扶立。時人彭憲記載郕王接受即位之經過，與實錄所載有所不同，似乎文官集團最初勸郕王即位時，孫太后詔尚未下。若果真如此，更可見孫太后內心之彷徨與猶豫。“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華門，請郕王即位。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鹹以宗廟社稷大計為言，力請不退。會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43]景泰時期文官勢力上升，亦正根源於此。在捶殺馬振、擁立景帝過程，于謙皆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44]故其在景泰時期得以專政，既與國難時期軍務最重有關，也與其和景帝私誼有關。
此處雖載孫太后允許景帝即位，但簡擇皇位繼承人，本為太后本分，而孫太后卻遲遲不立郕王，待官僚集團代表外朝聯合上奏，始加扶立，可見其心固在英宗父子，而非旁支。值得注意的是，午門議政時，侍奉郕王者已為金英，可見土木之變後，處於王振對立面之宦官群體再次得勢，其傾向郕王，而非英宗，固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說，孫太后實面臨舉朝上下擁立郕王之勢，已不容其有其它選擇。六日後，郕王正式即位，是為景帝。
我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令眇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及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上請，蚤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衝，未遽能理萬機，移命眇躬，君臨天下。會有自虜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45]
該即位詔書實為孫太后與景帝政治利益之糅合。一方面，詔書明確宣佈皇統本在英宗一系，應由太子繼承，景帝只是在特殊情況下代任其位，但不得改變皇統世系，死後仍由太子繼承帝位。
另一方面，詔書賦予了郕王即位之合法性，即孫太后與英宗共同授命，但前者為表面形式，後者則杜譔附會。英宗既被瓦剌挾至草原，實難與內地通訊。時人李賢便記明朝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一直無英宗消息。“然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46]況且瓦剌之挾制英宗，並非僅為財帛，更為政權。正統十四年十月，國子監生練綱便奏：“虜寇奸計，非特邀留聖駕，索取金帛而已。其實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47]景帝登極之後，瓦剌在草原為英宗舉行復位儀式。“也先曰：‘中國別立皇帝，終不使皇帝還也。我當立皇帝為皇帝，帝之大都以南。’則設宴進馬拜慶。”[48]“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會眾頭目，殺馬筵席，復立爺爺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營，送爺爺回京。”[49]可見也先實有挾制英宗，以之為號召與標牓，從而佔領漢敵，扶植傀儡政權。其後來率軍南下，攻打北京，便系此意之體現。在這一政治考慮下，也先自會對英宗嚴加防範，後者之無法通訊明朝，當可相見。上引時人彭時《彭文憲公筆記》，便未載郕王接受即位，有英宗口訊之依據。隨侍英宗之袁彬所記《北征事蹟》明確記載了景帝即位後六日，英宗始寫信禪位。
九月十六日，季鐸賚賞，並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營見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東宮。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郕王，一問安於太后，一致意於東宮，絕也先闢地之心，動景皇天倫之念。上看之，甚喜，當時祝天。[50]
瓦剌這一計劃頗類於契丹之扶立石晉、金朝之扶立楚齊，實為內亞民族在缺乏對漢地有效統治手段時的一種間接方式。只是由於明朝另立旁支新君，堅決抗戰，使瓦剌誘降明朝，尤其北方諸鎮之意圖並未實現。由此亦可以看出孫太后虛位以待英宗之為私利而非國計，文官集團扶立景帝之高瞻遠矚。《國史唯疑》認為景帝立時，明朝尚不知英宗生死，雖然錯誤，但其參考典故，指出明朝立景帝而非太子，遂握有政治主動權，卻屬通達之論。
郕王立，尚未知上皇之在虜營也，意淪陷矣。立最合機宜，可使醜虜息心，且為將來求講讋地。令當時隻立太子，虜挾駕至，不出迎，得乎？不迎罪同拒父，迎即墜彼術中矣。即郕王不蚤正大位，僅監國，亦終格格。[51]
或疑晉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雖以親王繼統，在晉懷愍、宋徽欽國破君辱之後；我朝第懲輿被羈耳，全盛天下晏如也。故胡得以之挾晉，晉得以之挾宋，而也先無所藉以挾我朝，一再犯不應，隨氣索矣。”追維景泰初諸臣定策之功，真不可誣。[52]
無論景帝即位之前，是否得到英宗傳達口信，無可質疑的是，英宗在景帝即位前後，確實表達了對景帝的認可。這也是為什麼“奪門之變”後，雖然奪門集團多方攻擊景帝，但卻一直未質疑景帝即位合法性的原因之一。國難背景、官僚集團的擁戴、孫太后的詔書、英宗的口諭，一起構成了景帝即位的合法性依據，使其繼承帝位成為大勢所趨、自然而然。
但由此而帶來的兩種皇位世系的內在隱患，在國難背景下一時被掩蓋了，而伴隨景帝帝位逐漸穩固，由儲位人選引發的“易儲”事件，引發了景泰朝巨大的政治風波。
結論
“土木之變”後，備受王振壓制的文官集團，與同樣受到王振壓制的原宣德舊閹，甚至部分對王振集團不滿的錦衣衛士兵，掀起了聲討王振集團的政治輿論，一起協助郕王完成了清除王振餘黨的工作。經歷這一政治事件，明朝權力主體已發生了極大的轉移與變化，文官集團更是藉助政治輿論，在朝政事務中佔據了有力地位。孫太后雖然立英宗幼子為太子，儘量將皇位世系保持在英中一系，但由於太子過於年幼，無法掌控國難時期特殊政治局面。而孫太后礙於後宮不得干政的祖訓，也無法走向政治前臺。郕府舊僚儀銘、王竑積極勸諫郕王順應政治輿論，消滅王振餘黨，為獲取帝位奠定了政治基礎。文官集團、宦官集團都依託郕王，完成了對王振勢力的清算，自然也站在郕王一邊。於是，經歷清洗王振餘黨事件後，明朝政局已完全由郕王，及追隨其的政治勢力所控制，皇太后雖然仍有將皇位世系保持在英宗一系的想法，但在舉朝上下擁立郕王的聲浪中，不得不改命郕王即位。明朝皇位世系也由此最終發生了轉移，對明中期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1]（清）談遷：《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779頁。
[2]《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79頁。
[3]（明）袁彬：《北征事蹟》，載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輯，第87頁。
[4]（明）陳文等：《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丑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510頁。
[5]《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71頁。
[6]《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丁卯條，第3512頁。
[7]《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81頁。
[8]《北征事蹟》，載《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2版，第88頁。
[9]《北征事蹟》，載《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2版，第89頁。
[10]《國榷》卷二九《代宗景泰元年》，第1859頁。
[11]《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己巳條，第3518頁。
[12]《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85頁。
[13]《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83－1784頁。王□為王長隨。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午條，第3524頁。
[14]（明）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卷一《記殺馬順等事》，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頁。
[15]（明）許誥撰，毛佩琦、李讓整理《復齋日記》，載《中華野史·明朝卷一》，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67頁。
[16]（明）李賢：《天順日錄》，載（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四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152頁。
[17]《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亥條，第3533頁。
[18]（明）黃景昉著，陳士楷、熊德基點校《國史唯疑》卷三《景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頁。
[19]《國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頁。
[20]《國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頁。
[21]（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馬順範廣》，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33－534頁。
[22]（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五O《兵部尚書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30頁。
[23]《明英宗實錄》卷一四O，正統十一年夏四月辛酉條，第2780頁。
[24]《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二，正統十一年六月壬戌條，第2818頁。
[25]《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四，正統十四年冬十月庚申條，第3633頁；卷一八八，景泰元年閏正月乙丑條，第3844頁。
[26]（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7769頁。
[27]《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範弘傳》，第7771頁。
[28]《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王瑾傳》，第7771頁。
[29]《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阮安傳》，第7771頁。
[30]（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標點本，第448頁。
[31]《國榷》卷二五《英宗正統八年》，第1654頁。
[32]《國榷》卷二五《英宗正統八年》，第1655頁。
[33]《國榷》卷二五《英宗正統八年》，第1655頁。
[34]《國榷》卷二六《英宗正統十一年》，第1710頁。
[35]《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傳》，第7770頁。
[36]（明）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卷一《奏請午朝》，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頁。
[37]《菽園雜記》卷一，第4頁。
[38]《明史》卷三O四《宦官一·金英傳》，第7770頁。
[39]《水東日記》卷一《記殺馬順等事》，第4－5頁。
[40]《復齋日記》，載《中華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頁。
[41]（明）楊銘：《正統臨戎錄》，載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96頁。
[42]《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丙子條，第3533－3534頁。
[43]（明）彭時：《彭文憲公筆記》，載（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七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584頁。
[44]“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眾怒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豎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啟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眾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盡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明）于冕：《先肅愍公行狀》，載（明）于謙著，魏得良點校《于謙集》，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4－675頁。
[45]《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三，正統十四年九月癸未條，第3555頁。
[46]《古穰雜錄》，第19頁。
[47]《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四，正統十四年冬十月辛亥條，第3616頁。
[48]《國榷》卷二八《英宗正統十四年》，第1788頁。
[49]《正統臨戎錄》，載《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2版，第96頁。
[50]《北征事蹟》，載《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2版，第88頁。
[51]《國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頁。
[52]《國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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