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在《媽閣是座城》新書發佈會上談創作感受。
本報記者 張 妮
電影《芳華》的熱度還未散盡，又一部根據著名作家嚴歌苓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媽閣是座城》日前上映。影片由白百何、吳剛、黃覺領銜主演。媽閣，即澳門(MACAU)。這部賭博題材的作品是嚴歌苓第一部描寫中國當代生活的小說。近日在北京舉行的新書發佈會上，嚴歌苓坦言，她希望揭開的不僅是賭桌上的謎底，更是人性的底牌。該片導演李少紅說，這部小說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很有人物感。“它是用女主人公的情感、內心感受去看社會和自己的人生。”嚴歌苓對這部電影格外期待，“女導演、女作者、女疊碼仔(博彩中介)是一個理想的組合，以女人的觀察和敘述去還原男人之間不見硝煙的戰場，會更有味道。”嚴歌苓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她是魔鬼，也是天使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梅曉鷗是澳門賭場的疊碼仔。在嚴歌苓的筆下，她既是復仇的形象，也是救贖的形象。她是為了自己的祖奶奶復仇。當初，在海外打工的祖爺爺多次在返鄉船上賭博並輸光一切，最後他選擇自我了斷，葬身魚腹。“當梅曉鷗看到這些賭徒一敗塗地，糟蹋自己時，她是有一種快感的。但恰恰在這些賭徒輸成社會渣滓時，她又有一種想把他們扶起來的母性慈悲心”。嚴歌苓說，“她有天使的東西，又有魔鬼的東西。她不是女英雄，不是女神。賭場本身就是一個藏汙納垢的地方，她必須是這麼一個去救贖別人，也需要被救贖的人”。
之所以選擇這一題材，與嚴歌苓幾次“邂逅”賭場關係密切。“我第一次踏進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是1988年，親戚們把賭城遊作為一道美國文化盛餐來款待我。我們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著‘發財團’大字，車上座無虛席。”嚴歌苓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時，大部分賭客是在美國定居的臺灣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國走親戚的大陸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滿，因為不少旅客帶著成打的軟飲料，可樂或雪碧之類。“賭城的飲料比其他城市貴，因此他們寧可勞其筋骨隨身攜帶，能省八分、一毛的也是財富。即便賭博，他們照樣勤勞謹慎。”在賭場裡逛了3天，嚴歌苓留意到一個現象：美國賭客大多數從氣質上看都是離犯罪不太遠的人，明顯帶有一種自我憎惡但更憎惡社會的眼神。而中國賭客基本上個個是良民。一般情況下，旅行團的遊客玩幾把小牌就走，很少有人賭到身家性命都不要。但貴賓室裡會有一些這樣的人，“有的媽媽找來了，老婆孩子在旁邊哭，即便這樣都不回家，非常嚇人。”
後來嚴歌苓無意中接觸到北美華人移民史，其中有19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華工賭博的記載。當時，中國沿海地帶的華人遠渡大洋蔘加美國西部開發，修鐵路、填沼澤，初衷是用這些血汗錢給家族脫貧，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回鄉的輪船賭場裡輸得一無所有。“很多人因為沒錢娶許定的媳婦，沒臉面見鄉里父老，乾脆乘來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籤一單五年或十年的苦役契約，忍受種族迫害和歧視，為別人的家國富強繼續出生入死。”
前幾年，嚴歌苓偶然聽到了一個比華工賭博更激烈、更具戲劇性的故事。“我的好朋友裡有很多所謂的成功人士，有一次，聽他們講朋友中誰和誰是賭徒。這些人都是成功的企業家，通過自己的艱辛和智慧獲得了鉅額財富。他們來到澳門後，一夜輸贏往往幾百萬上千萬。有的人進賭場是億萬富翁，出賭場則被黑白兩道的追債人滿世界索命。”嚴歌苓說，也有人決定改過自新甚至斷指盟誓，但最終他們還是輸給了賭場，也可以說是輸給了讓賭場奪走魂魄的自己。“我聽完感覺很驚悚，也發現這是一個好故事。”
接下來的兩年，嚴歌苓一有時間就去澳門賭場採訪賭客和賭場經紀人，並學習賭博方法，體會賭博心理。“做了賭徒後，我並沒有體會到‘三更窮、五更富、天亮了進當鋪’那種緊張、興奮的感覺，可能賭資太少，無所謂。如果我賭資很大，可能會有驚心動魄的感覺”。嚴歌苓有時會贏錢，但她會繼續賭，因為想多學一些賭博技巧。最終她輸光了所有賭資。“它能幫助我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付出4萬多元的學費還是值得的。”
賭博心態來自何處
這部小說的寫作讓嚴歌苓深入思考一些中國人的賭性從何而來。“我原來以為，人之所以成為賭徒是因為窮，窮紅了眼什麼都不怕，因為沒什麼可輸的，但我現在聽到的故事都是闊人賭博。好不容易掙來的錢在這種地方一眨眼就沒有了。為什麼他們的事業如此輝煌，還要到賭場來混？不可以讀幾本書，看看芭蕾舞，聽聽京劇、交響樂嗎？”根據嚴歌苓的瞭解，一些有錢人缺乏文化素養，他們生意場留下來的精神空地不知如何填滿，沒有其他東西讓他們感到快樂，只能到賭場找刺激。“他們的精神非常空虛，也非常焦灼。”
還有一種可能是，儘管他們輸了很多次，但贏了一次，他就會告訴別人贏得多大。“他們無論在商場還是賭場，都想做贏家，就喜歡那種贏家的感覺。幾乎沒人怪罪賭場不公正的設置，在輸的定局裡看到贏的幻影，就夠了。”
聯想到100多年前的華工，嚴歌苓又懷疑：賭性是否是我們民族的先天弱點？“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對財富的渴望是那麼熱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歷史上連年戰亂饑荒，天災人禍。我們最缺致富的機會和時間，所以在致富時難免帶有緊迫感、危機感，也難免短視，急功近利。而最快的致富途徑莫過於賭檯。”
為什麼賭徒大多是男性？嚴歌苓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幾千年來，任何一個民族的男性都承載著為家庭賺取財富的使命。“他們是獵手，他們必須做淘金者、開拓者，他們的內心永遠是焦灼的。他們自己和全家的安全感都有賴於能多麼快、多麼大量地找到財富，這樣才會幻想有一天突然翻牌。”
“賭博是人性中的一個極致狀態，有賭癮的人和犯毒癮一樣，一定要人格發生一次變異，才能戰勝自己，把癮戒掉。”嚴歌苓認為，最任性的人很難被拯救，會一直讓下滑的慣性帶著他走，完全喪失意志力。“我們看到很多人，吃那麼一口苦就可以站起來，但他就不想吃苦。這種執迷不悟的賭徒，最後沒一個有好下場。”
作家要放棄對角色的道德審判
從李安的《少女小漁》、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歸來》，到馮小剛的《芳華》，中國炙手可熱的電影導演紛紛選中嚴歌苓的小說，這與“嚴氏書寫”情節性、藝術性強有很大關係。“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是我的敏感讓我完成這一切。”或許遺傳了作家父親蕭馬，嚴歌苓總感覺自己的神經是裸露在外的，非常容易被觸及。“都這麼大歲數了，我還對很多東西好奇。”61歲的嚴歌苓說，她憑著基因裡的稟賦和想象力，感受並進入他人的生命狀態，用文字傳達出來。
嚴歌苓12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名舞蹈演員;20歲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擔任戰地記者;22歲發表電影文學劇本《心絃》;上世紀80年代，進入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就讀。豐富的生活經歷為她提供了很多一手素材和獨特的視角。“我的經歷就像吉卜賽人，到處走到處看。每到一個地方，我都不是主人，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寄居者的感覺讓我寫出了這麼多敏感的小說。”
在嚴歌苓看來，寫小說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作家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對一個角色行使仲裁權。“哪怕他殺人放火或拐帶人家孩子，你也要放棄對他的道德審判，而把他的行為合理化。你要換到他的角度，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他為什麼會恨這個對立面？同樣，你也要找到同情他的對立面的原因。“你寫的每一個人物，都是給他們平等展現人性的機會，這才會讓一部小說更好看”。嚴歌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