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中國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巨響。
歷史的車輪在這片苦難大地上隆隆碾過，中國青年對於“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追求卻是前赴後繼、百年不渝。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我們特別追憶終生以“五四青年”自稱、自律的革命老人許德珩與他終生引以自豪的女婿鄧稼先的故事，以此深情緬懷許德珩、鄧稼先兩位先輩光輝燦爛的一生。兩位先輩雖然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卻擁有一顆相同的愛國之心、愛人民之心，同樣為國家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在人生緊要關頭做出的歷史選擇與取捨，對科學永不言棄、刻苦鑽研的精神，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國家、對民族的拳拳之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他們以生命弘揚了五四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德珩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運動中的一名學生領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他曾做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祕書長，又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親手創建了九三學社，連任九三學社第一至七屆中央主席，又在89歲高齡時以個人身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縱觀許老一生，五四運動是他事業的起點，北大是他永恆的精神家園。無論遭逢際遇如何，無論歷史洪流怎樣左右，許老身上的“五四”風骨始終未曾改變，他是五四運動的發起者之一，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實的傳承人。
在各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中，許德珩先生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從在北京大學讀書一直到1979年，他雖然身為無黨派人士或民主黨派領導人，都始終是一個新民主主義者。在各種形式的鬥爭中，許德珩先生都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邊，而並非像某些民主人士那樣，希望在國共兩黨之間不偏不倚，走出一條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間路線。
許德珩的女兒許鹿希就讀於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北京醫學院任教，儘管單位的名字變化了多次，但她始終堅守著自己對祖國醫學事業的獻身精神，矢志不渝。其丈夫為我國著名核武器專家、兩彈元勳鄧稼先院士。
許德珩先生有一個習慣，全家人一起吃飯時，他經常講一段他過去的經歷，從辛亥革命一直講到北平解放。1956年初夏的一個傍晚，全家人飯後在院子裡乘涼。鄧稼先回憶起晚飯時岳父又一次講述他參與發動五四運動的場景，忍不住問岳父：“您當時在蔡元培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北大，還有兩個月就畢業了。但為了救國，您不惜捨棄自己的一切。您這麼幹，就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嗎？”聽了女婿的問題，許德珩回答說：“1919年5月3日晚上，我們北大全體學生與各校的代表一起開會。同學們群情激憤，高聲吶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失敗了！膠州要亡了，中國要亡了！我們要把國家興亡擔在自己的肩上。要麼救中國，要麼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岳父的這番話在鄧稼先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一年後，鄧稼先接受了為祖國研製核武器的任務：受命擔任國家原子彈工程的理論部主任。為了出色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他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最終英年早逝——他以生命弘揚了五四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
1964年10月16日晚上，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發佈後，人們又蹦又跳，高興極了。那年，許德珩先生已74歲，他一手拄著柺杖，一手拿著號外，站在客廳裡，高興地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轉而，他向正在家中做客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問道:“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把原子彈給搞出來了?”嚴濟慈先生立刻笑了起來，說:“嘿!你還問我?去問你的女婿呀!”一語道破，許德珩恍然大悟，於是，兩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了起來……
鄧家與許家是世交。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與許德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們是好友。那時的鄧稼先是個頑皮的孩子。許德珩與夫人勞君展到鄧家做客時，鄧稼先一邊雙手抓著門框用身體盪鞦韆，一邊向父母親通報來客人了。許德珩對夫人勞君展說：“鄧家的孩子這麼淘氣呀！”1950年8月，鄧稼先在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後的第9天即返回祖國。1951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鄧稼先加入了九三學社。當時，許德珩擔任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主席，他們成為了同志。1953年，鄧稼先與許德珩的女兒許鹿希結婚，成為了許家的一員。許德珩和夫人勞君展當面稱呼他“稼先”，兩人私下談話時稱呼他為“鄧孩子”，視如己出。
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鄧稼先的女兒決心把握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上大學。她每天下班後抓緊時間補習沒有學過的初中和高中知識。鄧稼先出差回北京時，每天晚上給女兒輔導數學和物理。女兒和兒子遇到難題時更願意向鄧稼先的搭檔、鄰居於敏叔叔求教。他們說於叔叔講題那叫一個清楚，比我爸強多了。鄧稼先聽後無奈地笑著搖頭。1978年夏天，高考成績公佈以後，鄧稼先認為女兒和兒子的成績不理想，他對岳父許德珩說這兩個孩子考得不好。許德珩馬上對他說，“你不能批評他們。你的工作那麼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少？你不能幫助他們就不能批評他們。”這是許德珩對鄧稼先的唯一一次責備。在家庭方面，他們對於後代的成長是那樣的關注和呵護。在社會方面，他們都熱愛祖國，追隨中國共產黨。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很多人因飢餓而浮腫。鄧稼先領導的原子彈研製理論組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每天忍著飢餓堅持工作。1960年春節，大家一起包餃子過年，理論組幾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大家不讓南方來的同事包，生怕他們不熟悉包餃子，把寶貴的菜和肉煮到湯裡面。那時，許德珩夫婦，鄧以蟄夫婦把節省下來的糧票支援鄧稼先；許鹿希省吃儉用給鄧稼先買餅乾；鄧稼先把餅乾和糧票分給大家用。其實，這一點點糧票、餅乾，對於那幾十位剛剛畢業不久且工作勞累的青年大學生來說，無異於九牛一毛。但是，鄧稼先這種以身作則，關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大家，鼓舞著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戰勝困難。大家把老鄧視為兄長，而不是領導。有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鄧稼先睡不著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同志叫起來詢問。等他們問題搞清楚了，天已經亮了。鄧稼先問同事，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同事回答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這時，鄧稼先從兜裡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事情雖然已經過去40多年了，回想起來，當時的同事依然十分激動，他們說“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麼珍貴呀！當時，我們拿著老鄧給的這四兩糧票的感覺，今天就是給我四兩黃金也無法相比！現在想起來，我們不應該收老鄧的糧票，因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糧票。”
鄧稼先的繼任者胡思得院士回憶說，當時去國防科工委彙報工作時談的時間較長，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這時，鄧稼先就拿出10元請大家在沙鍋居吃一頓。他把剩下的錢全部買成火燒，帶回家去吃。鄧稼先單位的司機師傅曾經問鄧稼先：“為什麼大家出去吃飯總是你花錢？”鄧稼先說 “只有跟三個人出去的時候不用我付錢，這三個人就是錢三強、王淦昌和彭桓武，他們是我的老師，地位比我高。”
許德珩先生在參加會議時，經常會遇到聶榮臻、張愛萍和錢三強等同志，儘管彼此之間熟悉，但是他們見面時從來沒有談起過鄧稼先。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許德珩先生的老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嚴濟慈曾經誇獎鄧稼先了不起。許德珩先生另外一次瞭解鄧稼先的工作情況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三學社的一次會議上，王淦昌院士走過來對許德珩先生說：“許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績啊！”許老聽後十分高興，對王老說：“你們要多幫助他。”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教授生前曾經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在核武器研製過程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鄧稼先尊稱他為王老師。
1956年，鄧稼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追求民主與科學，一生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許德珩先生，1979年以89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德珩先生在自己回憶錄的最後部分寫到：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我感到無限光榮。我要永遠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死而後已。
鄧稼先去世後，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
起初，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鄧稼先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後來，給他調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裡沒有沙發，傢俱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麼擺設。去世之前一年，鄧稼先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長級。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去住，但是他沒有搬。許鹿希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裡面。現在還在用的，唯一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博士時從單位借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機關行政改革，單位把這兩個單人沙發作價賣給了鄧稼先。
許鹿希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其他國家少很多。楊先生聽後說：“若算上科學家的奉獻，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的確，在國家經濟和技術基礎十分薄弱、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我們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掌握“兩彈一星”等尖端技術，中國的科學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生命。
1985年，鄧稼先被發現已患癌症。1986年3月，他預感到生命給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醫院，他不止一次地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翻著堆在床頭桌上的兩尺多高的書籍和資料，想到了什麼問題馬上就給九院領導打電話。從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鄧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議》和20多萬字的《群論》，這部為新進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輔導授課“群論基本概念與理論”的講義整理而成的專著，他本打算寫40多萬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個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筆來。寫建議書時他開始做化療，向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治療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著或靠著，邊做治療邊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輕輕地給他擦拭滿頭的虛汗。他和同志們反覆商討，並由鄧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聯合署名，寫成了一份給國家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
在這份建議書中，鄧稼先大聲疾呼：不能讓外國人把我們落得太遠！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進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後，中國宣佈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1996年7月29日，恰是十年前鄧稼先逝世的日子。
鄧稼先逝世三年後，又一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獎金1000元。許鹿希教授把獎金贈給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協，她同時在信中寫道：“……一個人靠脊樑才能直立，一個國家靠鐵脊樑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國挺立得更高更強，青年同志們會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同時，在你們身邊有和鄧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奮戰不息的元勳們。因此，青年同志們會感到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在許鹿希50歲生日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父親許德珩先生給她寫了一首詩：“汝年已半百，如日正中天；學業依時進，教習勤鑽研；兒女能向上，愛國心志堅；夫婿業超群，現代化居先；我年雖近邁，深望你們賢。”詩中對女婿鄧稼先的事業由衷讚賞。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終年62歲。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能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當中央領導同志詢問許鹿希有什麼困難和要求時，許鹿希的要求是：“請派個醫療隊給基地的同志們檢查一次身體，他們的生活太艱苦了……”
1986年鄧稼先逝世時許德珩先生已96歲，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淚交流，他親筆題寫了大幅白綾挽幛：稼先逝世，我極悲痛！
“如果一個國家很強大的話，洋人就成外賓了，他們來訪問，交流文化，和你做生意，他們願意友好地和你做朋友。可如果一個國家很貧窮，很落後，洋人就變成了鬼子了，他們搶劫、燒殺、凌辱、佔土地……”許鹿希先生的話強烈地震憾著每一個青年人的心靈，也讓我們明白了許德珩、鄧稼先他們那一代人可以忍受一切苦難的原因。
為了中國的核事業，為了祖國強大，為了民族振興，鄧稼先放棄了自我的所有需求，毫無保留地為祖國貢獻出自己的青春、畢生智慧和寶貴生命；而許鹿希為支持丈夫的工作，為了讓他毫無後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國家的科研工作，她放開了丈夫溫暖的懷抱、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把她的青春、把她的全身心的愛，奉獻給了那個特殊的時代。從1958年到1986年，鄧稼先在我國核武器發展的祕密歷程中默默奮鬥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從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許鹿希教授又在這一偉大曆程中默默追尋了30多年，天長地久，此情綿綿……
“我今年91歲了，稼先比我大5歲。他如果在世，應該96歲了……”今天再次談起鄧稼先，許教授教授依然沉浸在對丈夫無限地思念中。
新時代傳承、弘揚五四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
1979年，五四運動60週年紀念日前夕，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請許德珩先生為他們題詞。許老寫了這樣三句話：
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勵，奮鬥終生。
“身無分文，心憂天下”說的是毛澤東同志，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但是懷有改造中國的遠大抱負，對中國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說的是周恩來同志，他刻苦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為人民創造幸福的生活。許老勉勵青年人，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正確的人生觀，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盡一份責任和義務。
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從清政府到民國北京政府無不卑躬屈膝、俯首聽命。他們簽訂的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把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附庸國。反帝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了五四青年的身上。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懷念當年那些為了國家的興亡而生死與之的熱血青年，就應當瞭解、研究他們的人生髮展歷程，從他們的經歷中求索國家、社會和人生的真諦，擇善而從。
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五四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是激勵一代代有志青年拼搏奮鬥的強大精神動力。
20世紀50年代，面對帝國主義核威脅、核訛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果斷決定研製原子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在為“兩彈一星”事業進行的奮鬥中，廣大研製工作者培育和發揚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它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
無論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五四精神，還是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的“兩彈一星”精神，都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就是愛國的精神；都在發揮一個共同的作用，就是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本文經鄧稼先侄子許進教授審閱修改）
楊新英/中核集團新聞中心記者、編輯
陳曉鵬/中國核學會科普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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