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觀察過去幾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使沒有很仔細的觀察，可能也會困惑。中國25年來都被美國視為朋友，而華盛頓的態度已經發生了180度的變化。
在幾個世紀的歷史中，有無數不同的國家陷入災難性的衝突，而這肯定不是我們希望的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因此，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我們需要有一種新形式或一個強大的權力關係。
有幾個問題：中國正在崛起還是已經崛起？中國的崛起是如何影響美國一直以來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為什麼會有戰爭，尤其是沒有人想發生的戰爭？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美國和中國的民間力量在什麼時候起作用？最後，如何擺脫這些陷阱？
中國崛起得很快，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快，而且還在繼續崛起。當中國實現自己的夢想時，這對美國有什麼影響？它不可避免地接近了美國在秩序頂端已經成為習慣的位置和特權。怎樣才會在這樣的動態中導致戰爭呢？中美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不，讓我馬上說三遍。不，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人致富的願望是合理的
“修昔底德陷阱”是我16年前引用的一個術語。我的觀點是，當一個崛起的大國威脅要取代一個統治力量時，其結果往往是戰爭。也許歷史就是這樣運作的，也許不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給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少中國人每天靠不到兩美元的收入掙扎求生？這是世界銀行的極端貧困水平。猜猜，每天少於兩美元的中國人佔多大比例？99%。如今，40年後的今天，99%變成了1%。99%中國人生活水平已經提升到這個水平以上，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之間的通道工程自我擔任肯尼迪學院院長時就已經開始了。這項工程於2012年開始，預計2014年完工，但是2014年仍然沒有竣工，直到2017年它才正式完工，花了比預計多一倍的時間。2015年我來北京時，北京市政府決定對三元橋進行舊橋換新橋的升級改造，花了多長時間？我們先猜一下，要多久？答案是43小時。我對當時的北京副市長說，如果他能來哈佛完成哈佛工程的建設，我願意作出一點貢獻。
崛起中的中國是如何在各方面對美國利益造成影響的呢？一個例子是貿易，美國曾經是亞洲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而如今，中國成為了那個主導者。隨著中國的崛起，它不可避免地取代了美國的主導地位，直到美國的友好夥伴們習慣這一現象。
中國人致富的願望是高尚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國已經習慣了在每項事務中處於最高的位置，成為第一大貿易伙伴，擁有最多億萬富翁，是人工智能的領導者。英國的情況也是一樣
對中美聯合行動該缺乏信心嗎
我們都面對著一個條件,一箇中國正在崛起的結構性條件,中國將繼續為自己的利益而不斷髮展。在沒有大國戰爭的70年中，美國努力在國際秩序中保持領導地位。我們認識到,這種競爭造成了脆弱性。因此,讓我們把這作為一個難題：大國關係如何管理這種脆弱性，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新形式呢？首先,認識到系統性威脅。這是一種系統性威脅,來自結構性現實，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意圖。第二，共同預防危機。因此,聯合行動要在危機預防方面起到作用。我們知道,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預防危機,壞結果還是會發生的。所以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還要積極建立溝通的渠道，需要多個級別的通信線路，比如有軍事與軍事之間的坦誠交談。第三是中國和美國想法的結合。所謂的競爭夥伴關係是站在一邊，同時又和另一方合作。舉個例子，蘋果和三星都是銷售智能手機的競爭對手。三星在智能手機銷售方面已經領先於蘋果,但三星也是蘋果最大的供應商,所以在某些方面是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我們是否可以將二者結合起來，提出某種概念，作為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
中美應在必要領域進行合作——防止戰爭的問題、通往戰爭的道路以及需要雙方都參與的領域——聯合軍事演習可能是前進的方向。中美應該在朝鮮半島問題和臺灣問題上尋求預防措施。氣候合作是合作的關鍵領域，這對所有各方都至關重要。中美雙方應形成合力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共同利益。
如果不是中美兩國的聯合行動，2008年金融危機就會變成一場大蕭條，而這些反應實際上是在兩年多時間裡形成的一系列互動和信任關係中產生的。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今天，為什麼會對如何解決缺乏信心呢？(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本文是作者在“2019哈佛大學中國校友公共政策論壇暨全球化智庫【CCG】圓桌研討會”上的發言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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