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旗
劉軍旗
呂達 攝影
小城村的清晨，是在一片繁忙中醒來的。
4點30分，郭祖良在微信群裡敲出三個字：起床啦！幾分鐘後，村西北1300畝的中草藥基地裡，已是幹勁沖天。
日頭越爬越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淌。看著腳下的蒲公英、菊花、地黃鬱鬱蔥蔥，一張張黝黑的面龐仰天露出欣喜的容。
不到5年時間，因郭祖良的歸來，更因他的帶頭幹，小城村的故事越來越動聽。
生意再大，也要回家
劉軍旗
呂達 攝影
小城村的清晨，是在一片繁忙中醒來的。
4點30分，郭祖良在微信群裡敲出三個字：起床啦！幾分鐘後，村西北1300畝的中草藥基地裡，已是幹勁沖天。
日頭越爬越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淌。看著腳下的蒲公英、菊花、地黃鬱鬱蔥蔥，一張張黝黑的面龐仰天露出欣喜的容。
不到5年時間，因郭祖良的歸來，更因他的帶頭幹，小城村的故事越來越動聽。
生意再大，也要回家
呂達 攝影
車過封丘縣城，一路北去5公里，就到了王村鄉小城村。
一切又彷彿回到了20多年前。
20來歲時，郭祖良就已經是遠近有名的“小能人”，每到莊稼收割的季節，他挨家挨戶收糧食，整天一身土，沒日沒夜地幹，脖子上挎個包，一個人一天過磅20萬公斤，一年收入二三十萬元。
“那時候年輕，也不知道累，把本地的糧食賣出去，還南下貴州、北上東北跑運輸、組織貨源。”郭祖良回憶。
30歲那年，小有成就的郭祖良開始轉型，在鄭州開酒店、做工程、辦傳媒公司，很快買了房、安了家。弟弟、妹妹也都在鄭州，兄弟姊妹都住在一個小區，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很愜意。
儘管那時候他已經是村“兩委”的一員，平時村裡遇見難事，也慷慨解囊，但畢竟生意在外，難以全身心投入。“從2008年到2014年，只有村委會，班子不健全，可以說是亂、弱、散，多年選不出村黨支部書記。”郭祖良回憶。
2014年年底，王村鄉黨委再三邀請郭祖良回村，力薦其為村黨支部書記。夜深人靜，郭祖良悄悄告訴了妻子，對方沒有作聲。他又徵詢同鄉群眾意見，得了個“村裡那麼亂，無論誰幹，也幹不成啥”的結論。
作為一名有近1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一時間，郭祖良一遍遍地問自己：當初入黨是為了什麼？僅僅圖個名聲嗎？黨員不是榮耀。沾什麼利嗎？更不是。他想起了當過獸醫、在方圓幾裡很有名氣的父親的一句話：無論做啥事，光考慮個人得失幹不成。
第二天，他撥通了老父親的電話，老父親沉默片刻，然後說了一句話：給你三年時間！
三年？電話那端的郭祖良有些驚訝，但瞬間又明白了其中的深沉囑託。
轉讓了生意紅火的酒店，叫停了熱火朝天的工程，郭祖良從鄭州安逸的小家，回到了小城村這個大家。
一組組鏡頭記錄了當時回村的鏡頭。車子在村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從主街道到背街小巷，到處都是水坑，還磕了幾次底盤。郭祖良找了個稍微高一些的地兒，讓其他人先下車，然後調了車頭，自己才踮起腳尖下了車。
“我要看看三年到底能幹些啥，小城村三年能變啥模樣！”至今，這組照片不僅保存在郭祖良的手機裡，還在村“兩委”辦公室時常播放著。
人回來了，但幾乎一窮二白。村“兩委”沒有辦公地點，村裡就一個農家書屋，一張課桌、三把椅子，堆滿了灰塵，結成了蜘蛛網。
郭祖良打開了自家的院落，把這個9年沒有進門的家，當做了村“兩委”臨時辦公點。接著，做的第一件事，自掏腰包買了8個大喇叭，跟村民一起分別安裝在四個不同的方向。
“郭書記，弄這玩意兒幹啥？”有人不解。
“傻小子，打仗沒有武器能打贏嗎？這是宣傳黨的好政策、發動群眾的武器！”郭祖良邊下梯子邊說。
喇叭一響，沉寂多年的村莊，便有了無限生機。春節的腳步越來越近，郭祖良琢磨了一番，還是先從電和路著手，“沒有光，群眾生活不踏實，走路也不穩當啊！”
他又一次自掏腰包，改造了村裡的供電設施，安裝了路燈，硬化了村裡道路。
群眾吃水還有問題。郭祖良帶著黨員群眾，天天泡在工地上，硬是把自來水接到了每戶村民家裡。看著兒子和鄉親們一起沒日沒夜地幹，老父親很欣慰，更有行動，在村裡支了個大鍋，天天給他們做飯熬菜。
幹一件，成一件，接著再幹。不停歇的郭祖良，勁頭更足了。
“群眾不富，不是好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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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村的清晨，是在一片繁忙中醒來的。
4點30分，郭祖良在微信群裡敲出三個字：起床啦！幾分鐘後，村西北1300畝的中草藥基地裡，已是幹勁沖天。
日頭越爬越高，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淌。看著腳下的蒲公英、菊花、地黃鬱鬱蔥蔥，一張張黝黑的面龐仰天露出欣喜的容。
不到5年時間，因郭祖良的歸來，更因他的帶頭幹，小城村的故事越來越動聽。
生意再大，也要回家
呂達 攝影
車過封丘縣城，一路北去5公里，就到了王村鄉小城村。
一切又彷彿回到了20多年前。
20來歲時，郭祖良就已經是遠近有名的“小能人”，每到莊稼收割的季節，他挨家挨戶收糧食，整天一身土，沒日沒夜地幹，脖子上挎個包，一個人一天過磅20萬公斤，一年收入二三十萬元。
“那時候年輕，也不知道累，把本地的糧食賣出去，還南下貴州、北上東北跑運輸、組織貨源。”郭祖良回憶。
30歲那年，小有成就的郭祖良開始轉型，在鄭州開酒店、做工程、辦傳媒公司，很快買了房、安了家。弟弟、妹妹也都在鄭州，兄弟姊妹都住在一個小區，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很愜意。
儘管那時候他已經是村“兩委”的一員，平時村裡遇見難事，也慷慨解囊，但畢竟生意在外，難以全身心投入。“從2008年到2014年，只有村委會，班子不健全，可以說是亂、弱、散，多年選不出村黨支部書記。”郭祖良回憶。
2014年年底，王村鄉黨委再三邀請郭祖良回村，力薦其為村黨支部書記。夜深人靜，郭祖良悄悄告訴了妻子，對方沒有作聲。他又徵詢同鄉群眾意見，得了個“村裡那麼亂，無論誰幹，也幹不成啥”的結論。
作為一名有近1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一時間，郭祖良一遍遍地問自己：當初入黨是為了什麼？僅僅圖個名聲嗎？黨員不是榮耀。沾什麼利嗎？更不是。他想起了當過獸醫、在方圓幾裡很有名氣的父親的一句話：無論做啥事，光考慮個人得失幹不成。
第二天，他撥通了老父親的電話，老父親沉默片刻，然後說了一句話：給你三年時間！
三年？電話那端的郭祖良有些驚訝，但瞬間又明白了其中的深沉囑託。
轉讓了生意紅火的酒店，叫停了熱火朝天的工程，郭祖良從鄭州安逸的小家，回到了小城村這個大家。
一組組鏡頭記錄了當時回村的鏡頭。車子在村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從主街道到背街小巷，到處都是水坑，還磕了幾次底盤。郭祖良找了個稍微高一些的地兒，讓其他人先下車，然後調了車頭，自己才踮起腳尖下了車。
“我要看看三年到底能幹些啥，小城村三年能變啥模樣！”至今，這組照片不僅保存在郭祖良的手機裡，還在村“兩委”辦公室時常播放著。
人回來了，但幾乎一窮二白。村“兩委”沒有辦公地點，村裡就一個農家書屋，一張課桌、三把椅子，堆滿了灰塵，結成了蜘蛛網。
郭祖良打開了自家的院落，把這個9年沒有進門的家，當做了村“兩委”臨時辦公點。接著，做的第一件事，自掏腰包買了8個大喇叭，跟村民一起分別安裝在四個不同的方向。
“郭書記，弄這玩意兒幹啥？”有人不解。
“傻小子，打仗沒有武器能打贏嗎？這是宣傳黨的好政策、發動群眾的武器！”郭祖良邊下梯子邊說。
喇叭一響，沉寂多年的村莊，便有了無限生機。春節的腳步越來越近，郭祖良琢磨了一番，還是先從電和路著手，“沒有光，群眾生活不踏實，走路也不穩當啊！”
他又一次自掏腰包，改造了村裡的供電設施，安裝了路燈，硬化了村裡道路。
群眾吃水還有問題。郭祖良帶著黨員群眾，天天泡在工地上，硬是把自來水接到了每戶村民家裡。看著兒子和鄉親們一起沒日沒夜地幹，老父親很欣慰，更有行動，在村裡支了個大鍋，天天給他們做飯熬菜。
幹一件，成一件，接著再幹。不停歇的郭祖良，勁頭更足了。
“群眾不富，不是好乾部”
2015年，精準扶貧攻堅戰打響。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封丘縣，開闢六大戰
區，以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氣概，集中攻克貧困這個“山頭”。
那時，過慣了城市生活的郭祖良，甚至還不知道啥是扶貧、怎麼扶貧。一天中午，上級召開緊急會議，面對提問，郭祖良對村裡有多少貧困戶答不上來，身上出了一層汗。
回到村裡，他邊啃燒餅，邊查看臺賬，一摸底兒，嚇了一跳，連族內的叔伯兄弟家還是貧困戶，也有的人員不該在列。燒餅扔在了一邊，緊急開會，“要想精準扶貧，首先得篩一篩，過了精準識別這一關”。
“在農村，不管啥會，得公開公平公正，不能光找跟自己對勁的人來開。”郭祖良與村“兩委”幹部、黨員代表和村民代表，一起商議，一起決定，該扶的一個不能少；不該進入的，誰也不行。
曾有一段時間，郭祖良早晨從鄭州開車往村裡趕，中午簡單扒拉一碗麵條又趕回去，往往人剛到黃河邊，那邊電話來了，村裡扶貧的事兒扎堆。
父親說，幹啥事兒，不能半途而廢。要幹，就踏踏實實地幹，幹出個樣子來。
經過這一次，他真正明白了精準扶貧的重要性、緊迫性，徹底把一年四季的衣服帶回了小城村，真正融入了故土。
小城全村316戶，2016年建檔立卡貧困戶達89戶，目前還有5戶群眾沒有脫貧。村裡有耕地1650畝，以前靠種玉米、小麥，老百姓收入低，脫貧難度大。讓鄉親脫貧、走上富路，並非易事，但只要一錘接一錘地敲，沒有實現不了的道理。
深夜，郭祖良躺在小時候的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他想起了一個人——臧雲彩，河南中醫藥大學教授，業務精湛，更有家鄉情結。他還迸發出一句話：群眾不富，不是好乾部。
第二天，他一方面聯繫臧教授，一方面請人把這句話刻在了村裡最醒目的位置，以時刻警醒自己。
“俺村得脫貧，臧教授，您得多幫忙。”
“中藥材可是寶啊，一畝藥材，十畝田！”郭祖良一臉興奮，隨即開現場會，發動群眾報名。貧困戶郭祖彬第一個報名。
4月，是種地黃的最佳季節。眼看小麥長到腿窩了，首批報名者誰也捨不得鏟麥子。作為村支部書記，郭祖良壓力更大，“萬一種不成，咋有臉見鄉親？”他再次召開大會，算了一筆賬：一畝麥子淨收成幾百元，而一畝藥材純收入四五千元。就說這地黃吧，種多種少是自己的，萬一賠了，我個人補貼麥錢！
“書記會坑咱？”“他扔了生意，從鄭州回來，人家圖個啥？”郭祖彬頂住村民議論、老伴數落的壓力，種了4.5畝地黃。全村種植戶由50戶變為了10戶，畝數由120畝減到了50畝。
他帶著村“兩委”做通村裡致富能手郭敬黨的工作，成立封丘縣小康種植專業合作社，探索“村黨支部+專業合作社+貧困戶+保險公司”運營模式；與安徽企業達成協議，以自己的企業為擔保保障貧困戶按期收益，讓農民吃上定心丸。如今，合作社成員已經發展到200多戶，流轉土地近1300畝，“越種越多，像滾雪球似的”，許多村民尤其是留守婦女不用出村，就能在家門口打工掙錢。
“‘一碗水端平’，群眾才服你”
基層尤其農村工作不好乾，成為普遍認知。儘管也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郭祖良更認為，做群眾工作得講大道理，幹部要帶頭，做到“一碗水端平”，群眾才服你。這其實就是方法論的問題，有了這些，再難的工作也不再難，越幹越有勁兒，越幹越體現人生價值。
他的工作方法是，以身作則，把隊伍帶起來；定規矩，把文明鄉風提起來；共同致富，把產業強起來。
“你看，我們的幹部有多拼，大晌午頭還在義務幹活。”郭祖良指著百米開外的田地動情地說。那是村“兩委”幹部郭祖尚正開著除草機，清理合作社田地的雜草，頭頂是焦灼的日頭，身後一片蔥綠。
小城村村“兩委”有7人，其中1人是後備幹部，他們大多比郭祖良年輕。作為村支部書記，郭祖良的工資比他們都高些，但村裡公益事業需要花錢，都是他自個兒掏腰包，工資發下來，他又勻給其他幹部。在一些地方，閒暇時候，聚眾打牌、喝酒乃至鬧事的現象時有發生，蓋新房、辦紅白事相互攀比。之前的小城村也不例外。
郭祖良先給村幹部開會：“我保證不進牌場，你們誰也不許去。當幹部不帶頭，群眾誰聽我們的？”
教育幹部，同時尊重老黨員。每逢開會，郭祖良先傳達上級精神，鼓勵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但批評人也毫不留情面，不搞背後亂說亂做那一套。村裡有了急事、難事，他總是到老黨員家裡，聽一聽建議，學一學經驗。
這幾年，小城村慢慢富了，每年蓋新房的有一二十戶。村“兩委”出臺村規民約：房子只蓋8米高，統一樣式和色調，院內地面不能超過門前路30釐米，誰也不能超。新房蓋好一週內，房前屋後的垃圾要清理乾淨。村裡辦喪事，本村人不能送鞭炮，不製造汙染。
“之前有的群眾，蓋了兩層還想著蓋三層四層，在農村蓋那麼高幹啥？浪費不說，還形成攀比。統一定個規矩，給有錢人省個錢，給沒錢的下個臺階，為小城村贏得好民風。”郭祖良說。新規定實施以來，大家都很贊同。
集體空，沒人聽。為了做大做強集體經濟，不斷拉長產業鏈條，增加產品附加值，村裡的合作社由最初的直接銷售，逐步對中藥材進行初加工。目前，小城村生產有蒲公英茶、菊花茶等產品。在市委主要領導的有力支持下，小城村成功爭取到省財政廳投資2500萬元田園綜合體建設試點項目。
68歲的貧困戶郭文省老人，大半輩子沒有存過款，現在銀行存摺上的錢，夠吃夠喝夠養老。識字不多的他，在院牆上寫了“共產黨萬歲”5個字。“我們聘請了河北設計專家，科學謀劃了田園綜合體項目，以千畝中藥材花期觀賞為景點，建設中藥材特色旅遊小鎮，建設研學旅行基地，傳播中醫藥文化，打造‘養生小城’，使‘三產’同步，‘三生’融合發展。”提及未來的小城，郭祖良信心滿懷。
讓群眾心服口服，還要公開公正，關鍵要規範運行好村級“小微權力”，讓其有範圍、有約束、有監督、公開透明。為此，他帶領小城村的幹部群眾，通過公開亮權、嚴格控權、陽光晒權，讓村民們實實在在地參與到對黨務、政務、村務中去，消除群眾的疑慮，化解各種矛盾，調動群眾參與村中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村內各項事業繁榮發展。
現在的小城村，村支部就是村民的主心骨，就是幹部的指揮部，群眾對支部有感情，支部在群眾中有威望。村裡大事小事，首先要看村民是不是滿意。從發展中草藥種植到舊村改造，從養生小城建設到發展田園綜合體建設，都是村支部先拿主意，交由群眾討論，徵求意見到戶，思想工作到人，正因為認識一致、思想統一，大家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幹勁十足。
看似一幅畫，聽像一首歌。古色古香的小城村，漸漸舒展出美麗的畫卷。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一定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