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曼 來源：it.wikipedia.org
導讀：
本文較全面地回顧並評述費曼的科學和人生。筆者認為，對費曼一生影響最大的經歷是他幼時受到的父親的引導，他後來特立獨行的行為特點和科學風格都起源於此，而正是他的原創風格導致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量子力學的路徑積分表述，並以此解決了量子電動力學重正化以及其他很多問題。他對V-A理論的重視反映了他對自然基本定律的崇拜。他對若干領域都作出貢獻，並在教學和科普上樹立起獨特的豐碑。他的言行和風格反映出一種少年心態，對科學懷抱著純粹的熱情。
撰文 | 施鬱（復旦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責編 | 張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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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1日是偉大的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又常譯作“費恩曼”、“費因曼”）的百歲誕辰，今年也是費曼去世三十週年（逝世日是2月15日），引起大量關注。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影響長盛不衰，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學界。費曼已然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他的著作、演講、採訪得以更廣泛流傳。在去世多年的20世紀科學家中，他的公眾影響大概僅次於愛因斯坦。
費曼認為自己是一維的人（只對科學和工程感興趣），物理是他唯一的嗜好，是他主要的樂趣和娛樂。那為什麼他的影響如此之廣大？我們能夠向費曼學習什麼？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對費曼的科學和人生作較全面的回顧和評述。
1. 優秀的學生
費曼生於紐約 [1]，父親是從白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高中畢業。他小時候，父親引導他區分事物的名字和真正的知識，比如，瞭解一隻鳥，並不在於知道它叫什麼名字；觀察一件事物要看它在做什麼，為什麼這麼做。費曼發現，突然推動玩具車，車上的小球向後滾動；突然停止玩具車，車上的小球向前滾動。他父親沒有告訴他“慣性”這個名詞，而是告訴他，運動的物體傾向於保持運動，靜止的物體傾向於保持靜止。在制服公司工作的父親還教育他不懼權威，權威只是來自職位和制服。成年後的費曼認為他父親具有科學家的精神，知道怎麼尋找真實、持久和實驗可驗證的東西，從現象出發找到原理，通過自己的仔細觀察來了解事物。費曼的母親則影響了他的幽默感，而且也鼓勵他在科學上的興趣，容忍他在家做實驗帶來的“破壞”。家裡的一套《大英百科全書》也對費曼產生了很大的的影響，反映了自學在他經歷中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費曼幼時受到父親引導是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事情，他後來特立獨行的行為特點和科學風格都起源於此。
費曼本人認為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父親，然後是他在遠洛克威高中（Far Rockaway High School）的物理老師巴德（Abram Bader），再然後是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本科時的老師莫爾斯（Phillip Morse）和斯萊特（John Slater），以及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導師惠勒（John Wheeler）。從小學到大學，正常的課程對於費曼來說都太容易，所以因人施教、為他指出方向的老師就對他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值得我們借鑑。
巴德老師給費曼的班級上第一節課時就發現他是個天才。後來發現課堂內容對他太容易，巴德就給了他一本高等微積分教材（這本書巴德自己曾學了一年）。一個月之內費曼掌握了這本書（在這之前他已經自學了初步的微積分）。在費曼後來的職業生涯中，他的微積分技能給惠勒和貝特（Hans Bethe）留下了深刻印象。巴德還給費曼講過拉格朗日量和最小作用量原理。拉格朗日量（Lagrangian）是動能減去勢能，作用量（action）是所有時間的拉格朗日量的總和，而最小作用量原理是說，物體運動的路徑使得作用量最小。費曼後來的很多研究工作與此原理密切相關。
1935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第一學期，費曼與志趣相投的同學韋爾頓（Theodore Welton）一起超前自學了很多科目，包括量子力學。第二年，講授理論物理導論課的莫爾斯教授便邀請他們每週去他辦公室學一個下午量子力學。在他們學完狄拉克的書後，莫爾斯還給他們用變分法計算原子能級的研究課題。有趣的是，本科時期的費曼重視實際效果，雖然掌握了日後造就他科學地位的拉格朗日方法，而且覺得其優美，但覺得沒有必要，還是認為力的概念更基本、更有效。
本科生費曼在《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上發表了兩篇論文。第一篇是一位任課老師請費曼幫助解決在宇宙線研究中遇到的問題，老師以自己資深為由做了第一作者，後來海森堡在《宇宙輻射（Cosmic Radiation）》一書的最後一句提了這篇文章，導致“費曼”成了這本書的最後一個單詞。第二篇論文是費曼單獨署名，是斯萊特提出的畢業論文課題：為什麼石英的膨脹係數特別小。裡面有個結果後來出現在很多量子力學教科書中，被稱為赫爾曼-費曼定理（Hellmann-Feynman Theorem）。斯萊特對費曼最大的影響是將他從麻省理工趕到其他地方讀研究生，因為世界很大。
2. 博士論文
1939年，費曼去了普林斯頓，成了惠勒的研究生。費曼讀本科時就從狄拉克和海特勒（Walter Heitler）的書中瞭解到量子電動力學中的無窮大問題，這也成了他讀研究生時思考的問題。
量子電動力學是關於電磁場以及帶電粒子相互作用的量子理論。電荷與電磁場的耦合比較小（由約等於1/137的精細結構常數表徵），所以被當作微擾。狄拉克1927年提出電磁場的量子理論，解釋了原子吸收和輻射電磁波的問題。1928年他又提出電子的相對論量子理論，創立了量子電動力學。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泡利（Wolfgang Pauli）、費米（Enrico Fermi）、約當（Pascual Jordan）、克萊因（Oskar Klein）、維格納（Eugene Wigner）等人也對量子電動力學作過研究。但是人們發現，在微擾理論中，一個有限體積的能量和電荷在短距離會變得無窮大。人們也逐漸認識到，問題來自電子自能，也就是電子與它自己產生的電磁場的相互作用能量，以及電磁場的無窮多自由度。
費曼先是覺得可以限定電子沒有自相互作用，只有與其他電子的相互作用。但是他與惠勒發現這個想法不能給出實驗上存在的輻射阻尼。所以他們發展了時間對稱的超距作用的電動力學，用超前波和推遲波的疊加，擺脫電子自能而又得到輻射阻尼。費曼就此作過一個報告，會上，泡利表示反對，愛因斯坦表示寬容。1945年，這個工作作為慶祝尼爾斯·玻爾60歲生日的文章發表在《現代物理評論》（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這個理論屬於經典範疇，費曼希望將它量子化。他覺得合適的方法不是通常的哈密頓方法，而是用拉格朗日量和最小作用量原理。他偶然遇到歐洲來的教授耶勒（Herbert Jehle）。耶勒告訴費曼，狄拉克有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狄拉克指出，對於無窮小時間，量子力學中的躍遷概率幅類似於作用量的指數函數。費曼發現，這個“類似”可以改為“等於”或者說“正比”。後來（1946年）費曼有機會問狄拉克是否知道這一點，狄拉克不知道。
這導致費曼提出了量子力學的路徑積分表示。在量子力學中，概率由概率振幅的大小的平方給出。而路徑積分的核心思想是說，一個量子粒子從初時刻的位置到末時刻的位置的概率振幅是所有可能的路徑的概率振幅之和，也就是積分，而每個路徑的概率振幅是一個相位因子，由這個路徑的作用量決定。這就是費曼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量子力學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所以，雖然他和惠勒對經典電動力學的修改是不現實的，但是這促使他發明了路徑積分方法。
3. 洛斯阿拉莫斯
1941年12月，費曼在普林斯頓大學開始參加原子彈研製，在威爾遜（Robert Wilson）領導下從事同位素分離方面的工作。次年4月，曼哈頓計劃在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開始。6月，費曼獲得博士學位，與中學同學艾琳（Arline Greenbaum）結婚。在此之前，她已經被診斷出結核病，費曼也開始照顧她。1943年春天，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開始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在曼哈頓計劃的領袖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幫助下，費曼將艾琳安排在附近的阿爾布凱克（Albuqueque）的醫院，週末去探視。費曼借用過同事福克斯（Klaus Fuchs）的汽車。福克斯曾用這個車與蘇聯間諜接頭，向蘇聯提供技術情報。
費曼在洛斯阿拉莫斯 來源：zh.wikipedia.org
在洛斯阿拉莫斯，費曼在理論部領導一個計算小組。在費曼要求下，他的本科同學韋爾頓也被招進到洛斯阿拉莫斯，成了他的小組成員，韋爾頓發現費曼對拉格朗日方法的態度改變了 [2]。這時的費曼已經發明瞭基於拉格朗日量的路徑積分方法。費曼的組員中還有後來探測到中微子並獲得諾貝爾獎的萊因斯（Frederick Reines）。理論部主任貝特認為，費曼可能是理論部最聰明的人。不過兩人比賽心算速度，費曼只能贏1/4。費曼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用手搖計算機解三階微分方程的方法，一個月後又與貝特合作提出了計算核武器效率的貝特-費曼公式（Bethe–Feynman formula）。這個公式曾被福克斯提供給蘇聯，而且因為蘇聯科學家不相信這個簡單的公式，福克斯又給接頭人講解了推導 [2]。費曼還與弗蘭克爾（Stanley Frankel）和梅特羅波利斯（Nicholas Metropolis）解決了計算機打孔卡的使用問題。費曼發現費米的數量級估計能力比他強很多。玻爾來訪時，只有費曼直接批評他的想法，所以玻爾第二次來的時候，先與費曼討論。費曼曾打開不少保險櫃，一個原因是他知道這些物理學家喜歡用數學物理常數做密碼。
費曼來到洛斯阿拉莫斯不久，來自康奈爾大學的貝特和巴徹（Robert Bacher）就建議康奈爾聘用費曼，費曼也很希望將來繼續跟隨貝特。所以1944年秋天開始，費曼被康奈爾聘為助理教授。然後他接二連三收到加薪通知，因為其他大學也希望聘用費曼，雖然費曼自己從未考慮。奧本海默要求伯克利聘用費曼，說費曼“是這裡最優秀的年輕物理學家，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性格上，他富有個性魅力，所有方面非常清澈，非常健全，而且是個對物理所有方面擁有溫暖愛意的傑出教師。”他還提到貝特說過“寧願失去這裡的其他任何兩個人，也不願意失去費曼”，以及維格納說過“費曼是第二個狄拉克，但是更人性”，後來又在第二封信中極盡讚美之詞，說明費曼對實驗室貢獻很大。
原子彈試爆時，費曼透過卡車擋風玻璃觀看，因為他知道只有紫外線能夠傷害眼睛，而擋風玻璃能夠隔離紫外線。原子彈試爆後，費曼第一次見到從麻省理工學院來做學術報告的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向同為27歲的施溫格感慨很長時間沒有做物理，說：“我還無所建樹，你已經成名了。” [3]這說明他當時沒充分意識到路徑積分的重要性。關於施溫格，筆者將另文評介。
4. 康奈爾大學與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正化
二戰結束了。1945年10月31日，費曼來到康奈爾。他經歷了一段低沉期。後來他意識到不再需要做博士論文，不再需要做戰時工作，也不需要達到他在普林斯頓和洛斯阿拉莫斯的聲望，終於放鬆下來，以一種玩的心態研究物理。值得一提的是，時任康奈爾核物理實驗室主任的威爾遜對費曼說，康奈爾聘用哪位教授是大學自己的冒險，一般來說，這位教授作出真正重要的研究的可能性並不大，只要教好書就可以了，費曼不需要為沒有多少成就而自責，做自己喜歡的事即可。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有人向空中甩盤子，盤子在空中旋轉，於是開始研究它的運動，後來又推廣到量子力學，研究電子自旋以及量子電動力學，並且回到了博士論文工作。費曼說過：“使我獲得諾貝爾獎的圖來自那些搖晃的盤子。”這是指費曼圖和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正化。
二戰之前，就有一些物理學家研究過量子電動力學的無窮大問題，比如海森堡和他的學生歐拉（Hans Euler）、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克拉默斯（Hans Kramers）、奧本海默和助手弗裡（Wendell H. Furry）、塞貝（Robert Serber）、尤林（E.A. Uehling）等、布洛赫（Felix Bloch）和諾德西克（Arnold Nordsieck），海特勒和彭桓武，等等。魏斯科普夫和弗裡發現，當電子半徑趨於零時，自能以對數形式趨於無窮大；海森堡和歐拉以及魏斯科普夫發現，當距電子的距離趨於零時，有效電荷也以對數形式趨於無窮大。克拉默斯覺得，首先應該先在經典範疇內解決問題，然後再對應到量子理論。他提出重正化的構想：實驗上測量的電子質量是裸質量（沒有電磁場時候的質量）與自能之和，也就是說，原子中的電子和自由電子都是裸質量與各自的自能之和，所以用自由電子的實驗質量減去自由電子自能就得到裸質量，因此原子中電子的質量就是自由電子實驗質量加上原子中電子自能與自由電子自能的差，這樣兩個自能的無窮大可以互相抵消，從而給出有限的結果。但是當時缺少具有相對論不變性的微擾論，而非相對論微擾論導致很多不自洽。斯圖克伯格（Ernst Stückelberg）提出一個相對論不變的微擾論，但是文章很晦澀，部分文章發表在生僻的雜誌，部分文章未能發表，沒有產生影響，直到後來問題解決後，人們才注意到他多年前的工作。
在實驗上 [4]，1934年，侯斯敦（W. V. Houston）和謝玉銘（謝希德的父親）最早發現，狄拉克理論所預言的氫原子中能量相同的兩種狀態其實能量不一樣，他們在與奧本海默討論後寫下先知式的斷言：“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原子與輻射場相互作用的效應（即自能）在計算中被忽略了。”後來另外一個組也發現了這個現象，但是也有其他實驗組認為狄拉克理論沒問題。
戰爭使得量子電動力學的研究被擱置起來，但是戰爭中微波技術的發展導致了相關實驗技術的進步。1947年，哥倫比亞輻射實驗室的蘭姆（Willis Lamb）和助手雷瑟福（Robert Retherford）確認，氫原子中這兩種狀態確實能量不一樣。這後來被稱為蘭姆位移，蘭姆因此獲得1955年度諾貝爾獎。實驗室主任拉比（I. I. Rabi）與助手納夫（J. Nafe）和納爾遜（E. Nelson）則發現，氫和氘原子光譜的超精細結構與理論也有偏差（超精細結構源於電子磁矩與原子核磁矩產生的磁場的耦合），這叫做電子反常磁矩。
1947年6月2日，紐約《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報道：“我國最知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即造原子彈的人）中的23人今天聚集在郊區一家酒店開始三天的討論和研究，希望弄清當代物理的幾個困難。”這就是著名的謝爾特島（Shelter Island）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資深的奧本海默、貝特、拉比、特勒（Edward Teller）、惠勒、克拉默斯、魏斯科普夫等等，也有年輕一代的費曼、施溫格（已加入哈佛大學）、玻姆（David Bohm）等人。麻省理工學院的魏斯科普夫介紹了量子電動力學的困難，克拉默斯介紹了他的重正化構想，蘭姆彙報了蘭姆位移，拉比報告了超精細結構。得益於魏斯科普夫和施溫格的啟發，會後，貝特在火車上借鑑克拉默斯的重正化思想，做了個非相對論的蘭姆位移計算，接近實驗結果。謝爾特島會議前，當時在麻省理工的韋爾頓曾得到過相關公式 [2]。
下一個任務是做相對論性的計算。費曼對貝特說：“我會做。”費曼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修正了的電動力學，所以覺得用他的路徑積分方法來研究通常的量子電動力學會很容易。在熟悉了通常的量子電動力學之後，費曼將他的路徑積分方法用於量子電動力學的微擾論。因為路徑積分方法能夠很自然地保持相對論不變性，費曼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研究中，費曼發現可以很方便地用一些圖來代表某些表達式，這就是費曼圖。與此同時，施溫格用比較傳統的方法也取得類似的結果。
費曼圖 來源：zh.wikipedia.org
謝爾特島會議之後，費曼在朋友的建議下還將博士論文大部分內容整理成論文，1948年發表在《現代物理評論》（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上，標題是“非相對論量子力學的時空方法”，給出量子力學新的表述方式——路徑積分。這對於費曼將此方法用於解決量子電動力學問題想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11月費曼去華盛頓參加理論物理會議，途徑普林斯頓，介紹了他的路徑積分和正電子理論以及他計算蘭姆位移的努力。在華盛頓會議上，施溫格指出，電子反常磁矩可以用磁場中的自能來解決。在這之前，人們還不知道這一點。施溫格關於這個結果的論文於該年最後一天被《物理評論》收稿。
1948年1月在紐約召開的美國物理學會年會上，施溫格介紹了他關於蘭姆位移和電子反常磁矩的初步結果。費曼站起來說，他得到了施溫格一樣的結果，但是自由電子與原子中的電子的反常磁矩應該是一樣的，問題出在施溫格的計算還不是相對論協變的。
弗倫奇（J. Bruce French）和韋斯科夫也計算了蘭姆位移，結果與實驗一致，但方法不是相對論協變的，而且與費曼和施溫格結果都不一樣。他們延遲了發表，同樣的結果被克羅耳（Norman Kroll）和蘭姆首先發表。7個月後，費曼發現他和施溫格犯了同樣的錯誤。1949年1月21日，施溫格包含蘭姆位移計算的論文被《物理評論》收稿。費曼的蘭姆位移計算包含在他關於正電子理論的論文中，1949年4月8日被《物理評論》收稿。
1948年3月30日至4月2日，第二次基礎物理問題會議在波可諾（Pocono）莊園酒店召開。除了第一次會議的大多數參加者，玻爾、狄拉克和維格納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施溫格先介紹了他相對論協變的理論，然後費曼也介紹了自己的工作。他們互相印證了結果。但是費曼的方法如此獨特新奇，別人都聽不懂，他也解釋不清楚，玻爾甚至以為費曼不懂量子力學。於是費曼開始發表文章。6月8日，《經典電動力學的相對論截斷》被《物理評論》收稿。7月12日，《量子電動力學的相對論截斷》被《物理評論》收稿。
奧本海默從波可諾會議回去後，收到來自日本的信和論文。主要論文是1943年以日文發表、1946年以英文發表在日本的《理論物理進展（Progress on Theoretical Physics）》的《量子場論的相對論性重新表述》。原來，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一直在研究量子電動力學的相對論協變方法和重正化，看到蘭姆位移的報道後，也投入緊張計算。奧本海默請朝永寫個總結，幫他投給《物理評論》。朝永及其助手關於蘭姆位移的計算於1948年9月完成，次年發表於《理論物理進展》，與弗倫奇和韋斯科夫結果類似。他們雖然從相對論協變的方法開始，但實際上採用的是非相對論協變的方法。
1948年夏，一年前來自英國、成為貝特的研究生的戴森（Freeman Dyson）陪費曼開車去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凱克，一路上深入瞭解了費曼的思想。費曼留在阿爾布凱克會女友。戴森又去安阿伯（Ann Arbor）參加密歇根暑期學校，在那裡聽施溫格講課，長時間與他討論，完全瞭解了施溫格的思想。戴森當時覺得，除了施溫格本人，沒有別人比他更理解施溫格的理論了 [5]。夏末，在一輛長途汽車上，戴森的腦中，費曼的圖像和施溫格的數學統一起來了 [6]。秋季，戴森搬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完成了“朝永、施溫格和費曼的輻射理論”一文，解釋了費曼的方法與朝永和施溫格的方法的等效性。費曼慷慨同意戴森在他本人的核心文章之前發表，所以戴森的這篇文章成了第一篇介紹費曼圖的論文。
秋天的一個週末，戴森帶著莫雷塔（Cecile Morette；剛從愛爾蘭博士畢業，在那裡跟隨彭桓武做研究）回康奈爾訪問費曼，目睹了“費曼每平方分鐘產生的精彩想法比我以前看過的都多” [6]。10月6日，戴森的文章被《物理評論》收稿。10月底，費曼給韋爾頓的信中說：“我正忙於將我的東西寫成文章……我像鬼一樣工作著。”年底，戴森又寫了一篇論文，討論了高階微擾，證明了量子電動力學的可重正，次年2月24日被《物理評論》收稿。楊振寧認為最後完成重正化方案的是戴森 [7]。
1949年1月美國物理學會年會上，費曼介紹了他的正電子理論。會議期間，費曼一夜之間用路徑積分和費曼圖研究了電子和中子的散射，而這個問題的一個特例花費了別人半年時間。這讓費曼非常激動，知道自己掌握了一種特別的方法。
1949年4月，在紐約的老石（Oldstone）賓館召開了第三次基礎物理問題會議。奧本海默說：“在第一次會議上，量子電動力學的問題顯得很難解決，在接著的一年裡取得成果，而現在得到了某種解決。”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正化完成了，用實驗上的質量和電荷表達時，無窮大就消失了。費曼的方法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戴森也作了重要報告。會後不久，費曼完成了“量子電動力學的時空方法”，介紹了基本原理和方法，1949年5月9日被《物理評論》收稿。1949年的密西根暑期學校邀請費曼作為講師。1950年和1951年費曼又發表了兩篇關於這個方法的數學基礎的論文。
路徑積分和費曼圖成了廣泛應用的理論方法，在粒子物理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用於其他領域，特別是凝聚態與統計物理。直觀方便的費曼圖成了粒子物理和量子多體物理的語言。費曼發明費曼圖時，曾想到“如果這些圖將來有用就會很好玩，因為該死的《物理評論》上將充滿這些奇怪的東西。” [4]這成為了現實。
5. 請辭美國科學院院士和謝絕芝加哥大學高薪職位
巴徹去加州理工學院擔任物理方面的領導，也希望費曼加入。1951-1952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資助下，費曼在巴西度過了10個月，然後去了加州理工學院。1951年，博士沒畢業的戴森成了康奈爾的教授，費曼曾經寫信鼓勵戴森接受這個職位。但是沒有費曼，這地方讓戴森覺得悲哀和空蕩[6]，兩年後回到了普林斯頓。
1954年4月，費曼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對本校的院士愛潑斯坦（Paul Epstein）說：“我不想當院士，據我所知，他們什麼也不幹。”愛潑斯坦說：“他們出版《美國科學院通訊》，他們開會。”費曼說：“我不讀這個《通訊》，物理方面的文章不咋樣，我從來不引用，也沒聽說什麼發表在那裡，從來沒聽說美國科學院做了什麼，這只是一個榮譽性協會。”不過，費曼的說法並不確切，施溫格1951年關於量子電動力學中格林函數的論文就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通訊》上。
愛潑斯坦告訴費曼，這是一個巨大的榮譽，他的院士朋友作了很大努力才將他選進，如果他不接受，會讓很多朋友失望，造成很大影響。於是費曼悄悄地接受，但是不交院士費，並告訴科學院不要寄《通訊》給他。他參加了一次會議，會上有人說，我們物理組要團結，因為選票有限，必須統一選票給哪位物理學家，否則不能抗衡化學家的選票。費曼心想，如果那位化學家好，為什麼不能選他。他寫信給院長，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辭掉院士而不引起軒然大波，院長要他不要辭。院長換屆後，費曼辭去了院士。
費曼認為奧本海默、泡利、貝特、費米都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不給他們排序，因為每個人有其特色。他認為費米的特點是物理推理清晰，他很喜歡與費米討論。費米去世後，芝加哥大學派人到費曼家裡請他接受費米的職位，並說如果想知道薪水，儘管問。費曼沒有接受，說他已經決定留在加州理工，不要告訴他薪水，如果他夫人知道，他們會吵架的。後來芝加哥大學教授馬歇爾（Leona Marshall）遇到費曼，說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他拒絕那麼高薪的職位。費曼回答說他不讓告訴薪水。馬歇爾後來寫信給費曼，告知薪水，希望他再考慮一下。費曼回信說，看到薪水這麼高，他更要謝絕，因為這麼多錢會讓他分心，不能做物理了。
費曼當時正處於第二段婚姻（1952-1956年）。1960年他第三次結婚，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感謝楊綱凱教授的討論。
參考文獻：
[1] 本文參考了Mehra J.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文中未註明來源的引語和純事實大多來自該書或者被該書覆蓋。評述由筆者作出，直接引語由筆者翻譯自原文。
[2] Welton T. Memories of Feynman. Physics Today, 2007, 60: 46-52.
[3] Schwinger J. A path to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Physics Today, 1989, 42(2):42-48.
[4] Crease R P, Mann C C. The Second Crea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Dyson F.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6] Dyson F. Dick Feynman at Cornell. Physics Today, 1989, 42(2):32-38.
[7] Yang C N. Selected Papers,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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