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這個因素在文學創作中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無論在視角，敘述方式和語言風格方面，都會因為女性和男性不同的生活體驗和性別感受而產生不同的文學形式和體悟。在男權社會，男性文化佔統治地位。男性從男性的角度來書寫女性，解讀女性，而這個時代的女性也模仿男性的話語和文風來自我解讀，自我書寫。因而從男權社會走出去的女性形象，是被扭曲的“男性眼中的女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要打破這一格局，我們女性必須“逆流而上”，站在女性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來描繪真正的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自己撩開男權世界的混沌簾幕，形成女性特有的“自我觀照”和“自主選擇”。
沒有人會比我們更瞭解自己，也沒有人更有權利替我們發聲，作為女性這一獨立的個體，我們和同一種族的另一群人擁有同等自我表達和自主思想的權利，我們不需要被代表也無從被代表。而在這一改變過程中，我們能可以依靠和構建的就是我們最原始的身體感受。法國女權主義者海倫娜西索提倡“白色墨汁”來寫作，婦女必須通過自己的身體來寫作，因為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女性沒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身體感知來書寫文本，就像男性通過他們的奮鬥來進入史冊。我們需要通過自我寫作來實現自我超脫，掙脫出被統治的桎梏，回到最初的狀態，完成獨立的自我構造和審美。
20世紀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湧入中國，為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它通常採用解構意味的分析方法，強調敘事的主體性，從性別角度解讀文學作品，涉及敘事主體位置與筆下人物的關係，以及敘事者在寫作時不單單從男性角度來創作和立意。蕭紅是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史上很有特點的女作家，她筆下的女性雖然悲苦但卻獨立自主，擁有女性特有的尊嚴和強大人格，今天我將從性別角度，通過小說《生死場》來解讀她筆下的女性形象。
1.
王婆自殺未遂，身形變得扭曲可怕，小金枝被父親活活摔死，美麗姑娘月英因身體癱瘓被丈夫折磨致死……不同的年齡層次，相同的社會地位和悲慘結局，這些鮮活的女性生命通過無聲的文字和紙張刺痛著我們的神經，折磨著我們的靈魂。蕭紅作為作者從女性的視角來描繪女性，小說中的女性通過家長裡短向我們展示了整個村莊裡所有女性的悲劇生活，從未出現的女性體驗作為書寫視角在歷史中浮現。
金枝是小說中貫穿全文的人物，也是蕭紅為探討女性生命本質的典型個例。未婚先孕的恥辱和恐懼把她逼入絕境，母親和鄰居的嘲諷和辱罵讓她無心面對生活，意外出現的胎兒似肺癆般一步步吞噬她的精神，因懷孕而造成的身體變形使她開始討厭甚至憎惡自己的身體，進而神經崩潰，子宮成了滋養怪物的溫床，金枝陷入絕望的深淵，惶惶不可終日。婚後的丈夫卸下善解人意的溫存，變得暴躁無情，最終甚至在爭吵中活活摔死了金枝拼命生下來的孩子。生活彷彿是黑暗中的沼澤地，村莊裡的女人都深陷其中，不知哪一天泥土將會蓋過頭頂。掙扎陷得越深，每個人都將化為泥潭的一部分，祖祖輩輩，周而復始。這就是女性，男權社會的女性。
“金枝彷彿是米田上的稻草人”，這一形象深刻道出了金枝精神上的恐懼和絕望。蕭紅把男性無法理解的女性特有的身體感受寫進了小說。鄉村被佔領後，金枝獨自離開鄉村前往哈爾濱謀生，“為著錢，為著生活，她小心的跟著一個單身漢去他的宿舍。”軟弱無助的女人最終倒在男人的懷中，“她無助的嘶狂著，圓眼鏡望一望鎖住的門不能自開，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發生。遭受到強暴之後金枝受到的創傷在一次淋漓盡致的展現在我們面前“金枝好像踏著淚痕行走。她的頭過分昏迷，心臟落進汙水溝似的，她的腿骨軟了，鬆懈了。”女性在遭受強暴後通過主體浮出文本，她不再作為無聲無息的、暗啞的“他者”隱藏與世事和歷史之中，她的生命，她的聲音，從歷史敘述中的那個“無”中跳脫出來，“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金枝的控訴是基於女性主體對男權世界的強烈批判。女性視角使金枝這一形象主體有了屬於自己的情感體驗，打造出了女性鮮活的肉身和獨特的精神，這每一絲情感上的律動成就了她作為女性的客觀存在並以此提煉出女性獨有的性別體驗。她有著男性觸摸不到的心靈哀痛和靈魂顫慄。同樣涉及女性被強暴這一情節，蕭軍《八月的鄉村》中的李七嫂形象則說明了另一番意義。她被日本侵略者所強暴，但是蕭軍對女性身心痛苦的描述，沒有女性鮮明的生命感受。“李七嫂的悲劇旨在激發中國抗戰的激情，而代價是讓女性的身體去充當國家民族主義戰鬥的場所。”同樣的情節，男女作家筆下表現得女性內涵卻大相徑庭，蕭軍以男子特有的慣性思維將女性在歷史中形成的“他者”處境融入作品，併為了閒適目的進行利用改造，忽視了女性的生命感受。而蕭紅則不然，她以現代女性的眼光去體悟她們的生存困境，昭示她們“生的堅強，頑強不息的抗爭之路”。以女性之口發出女性的聲音，復活被男性作家屏蔽與扭曲的女性獨特性別體驗，並以此宣告女性並非男性的影子或者反面，與男性一樣她也有自己的身體感覺與情感律動，有著人之為人到的主體性。通過女性話語的視角來觀照，恢復女性的主體性，蕭紅以身體言說的方式不僅提煉出屬於女性自我真實的性別體驗，而且由此構建了具有女性特徵的文學題材，真實的表現了女性的生命悲劇。
2.
愛情是讓女性發光的名詞，一貫是作家謳歌和描繪的對象，可在蕭紅的筆下，愛情黯然失色，成為了一個沉默的缺席者。作家正是通過這一性愛的缺失，揭示了女性更深層次的悲劇。在北方農村的落後文化裡，神聖的愛情被掏空了其文化內涵而成為了一個性別符號，女性更是喪失了“人”的尊嚴和價值，成為生育的機器或者玩弄的對象。黑土地上的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身體，更不能依靠愛情而生活，金枝和成業嬸嬸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說在《生死場》中男性是奴隸，難麼女性就是奴隸的奴隸，他們生活在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她們體驗不到為人妻為人母的快樂，甚至連她們年少時純真的戀情也慘遭幻滅，金枝被成業用歌聲唱開了少女心，被他在沿河一遍遍粗暴的佔有；而成業根本就不關心她的身體狀況以及她在未婚先孕在村子裡所遭受的流言蜚語；金枝即將生育，成業不管她的死活強行與她發生關係，導致生產時發生難產情況。丈夫死後流落街頭的金枝，對於女性命運有著最深切的認識，她懼恨日本侵略者，然而她直接切身感受到的屈辱確實自己的同胞對她施以的暴行。“我很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借金枝之口，蕭紅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男權社會，表達出了被男權社會秩序放逐的女性悲劇。《生死場》中那個“打漁村最美麗的女人”月英是小說中唯一被描寫的美麗的女性，也未能逃脫這種悲劇。從一出場她就褪去了美麗的外表，患上了癱病，整整一年“坐在炕的當心”“沒能倒下睡過”，每夜她都發出慘厲的哭聲和哼聲，開始得病時丈夫還為她私處尋找郎中看病，後來連一口水都不給她喝，並抽走她的被子，讓她依在四周的磚頭上，她像一隻被厭棄的“患病的貓兒，孤獨而有絕望”，“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變綠，她的頭髮燒焦了似的，緊貼住頭皮”，下體已經腐爛生蛆，並被排洩物淹浸著，她的身體“將變成小蟲的洞穴”，當她照看鏡子，“悲痛沁人心魂的大哭起來，但面孔上不見一點淚珠，彷彿是貓突然被碾壓，她難忍的聲音……開始低嘎”。當這個曾經美麗溫柔的少女，失去作為工具的價值之後，丈夫再也不理睬她，並時常打罵她，就如同丟在垃圾筒上的病貓，成為連動物也不如的垃圾。作者通過對月英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權中心的社會裡，女人的生存意義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隸，表達了作者對男權社會的絕望和抗爭。
作為一位女性，蕭紅一直在尋找一個有愛有溫暖的作家，終其一生也沒能找到，無論蕭紅走到哪裡，都沒能走出男權意識形態的陰影。蕭紅明白了男權文化對女性的損傷和異化，探清了在此社會中男女愛情生成的不可能性。在她的創作中，蕭紅把這些認知融入到人物塑造中去，如成業的嬸嬸慨嘆青春易逝、男人多靠不住，其中正包含著女性無愛悲劇的宿命論。彷彿如同生命的輪迴，同樣的歌聲，同樣的情景，孕育、演化著一個個相同的悲劇故事。在男人的眼裡，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隸，更別說對愛情的期盼。如果說在未婚前她們還對男女戀情存在渴望，那麼在婚後，這種渴望便蕩然無存，只能於想象中尋找一點安慰。因為“婚姻之對於男人和對於女人，一向有著不同的意義。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從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婦女則被侷限於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會並沒有保證她獲得與男人相同的尊嚴。”蕭紅正是從婚姻生活中窺視到人生的失落與作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殘。
3.
《生死場》中的女性生活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偏僻落後閉塞的東北農村，她們是貧困得不能再貧困，卑賤得不能再卑賤得勞動婦女，她們的生命是潦草得，她們的生存舉步維艱，她們的情感遭受肆意踐踏，她們的生命價值和意義被全部忽略。作為一個生活在動盪大時代的女性，一個女作家，蕭紅以她獨特的女性筆觸展示並拷問著她們的悲劇人生，不僅僅是給予關注和同情，而且是滲透著血與淚的理解和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