捱過蔣介石耳光，也曾踢中蔣主席肚子而遭到關押之苦的劉文典，並不是輕易對他人心悅誠服的，陳寅恪算是一個少有的例外。此後的若干歲月，劉文典那恃才傲物的“狷介”性格並未有所收斂。他公開宣稱整個中國真懂《莊子》者共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自己，另半個是指馬敘倫或馮友蘭，因當時馬、馮二人皆從哲學的角度講《莊子》。另有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意思是指在中國真正懂《莊子》者乃自己一人而已。劉文典如此自誇，並不是信口開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確有三踢兩腳的絕招。來到西南聯大後，每當劉文典開講《莊子》，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便前往聽講。經常的情況是，劉文典見了並不打招呼，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當講到自己認為出彩的節骨眼兒上，戛然而止，抬頭張目望著教室最後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呵？”吳宓聞聽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在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同時，劉文典對搞新文學創作的學者又分外輕視，並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有一次警報響起，他挾著一個破布包，從屋裡躥出來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竄，路上正遇聯大文學院的副教授、著名小說家沈從文奪路而奔。劉文典頓時火起，停住腳步側過身對沈從文大聲罵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可你這個該死的，跟著跑什麼跑啊！”
沈從文出身窮鄉僻壤的湘西，僅念過小學，及長後又以當兵謀生，屬於自學成才的“土包子”學者和作家，沒有西洋與東洋“海龜”的神氣，在校中頗為東西洋大小“海龜”輕視，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斷地稱自己為“鄉下人”。在昆明時的沈從文由於輩分較低，加之生性靦腆，不輕易與人叫勁兒。此時見瘟神一樣的東洋“海龜”兼“國寶”劉文典氣勢洶洶地向自己逼來，未敢計較，索性來了個逃之夭夭。劉氏仍不知趣，望著沈從文的背影繼續嘟囔叫罵不止。由於劉文典對新文學與現代作家的蔑視，當他得知學校當局要提拔沈從文由副教授晉升為教授時，勃然大怒，對眾人大叫道:“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沈從文該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他4毛錢！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麼？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劉文典對沈從文的輕視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陳寅恪的評價大致是不差的。與陳寅恪同學的吳宓離開哈佛15年之後的1934年夏季，在一篇關於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的《詩話》中，再次以真摯的情感抒發了對陳氏學問的敬仰以及自己受益良多的感念之情。吳曰:“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弛書國內諸友，謂‘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以吳宓的人格論，此話絕無阿諛奉迎之嫌，當是自己內心真誠的自白，陳寅恪人格學問之高大藉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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