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 年，33歲的梵高離開荷蘭來到了安特衛普，在此後餘生，他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故鄉。

最初在安特衛普待的大半年裡，梵高過著一種窮困潦倒卻又放縱不堪的矛盾生活。

說他窮困，是因為這大半年裡他只吃過幾次熱餐，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用麵包和咖啡充飢。

說他放縱，是因為哪怕已經窮困如此，他依然會在手頭稍寬裕的時候，帶著錢去流連花街柳巷，只為買醉和嫖娼……

在繪畫上，妓女和女招待是梵高的模特首選（因為他只能找到這兩種人來給自己做模特），他付錢請她們來，給她們畫肖像，但其實梵高真正想畫的是她們的裸體，不過經濟上的拮据讓這個想法很少能付諸實踐，於是，下面這幅肖像就成了梵高在安特衛普的模特畫像中的代表作。

圖說：披頭散髮的女人頭像，布面油畫 35.0cm×24.0cm 1885 年12月。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關於一如梵高對博里納日礦區裡的工人們充滿憐憫一樣，梵高對於妓女幾乎有著同樣的驚異，關於他對妓女的看法，《梵高傳》有過這樣的記錄：“……農民在土地上耕耘。妓女在肉體上耕耘，這是一個主題……”

生活的拮据和放蕩讓梵高一度墮落不堪，在這個時期裡，他的身體開始急劇惡化，不僅染上了梅毒，而且為了緩解飢餓感，不得不大量抽菸，導致肺也出現了不小的問題。

這裡為梅毒“辯解”兩句，中國古代文化界有云：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與之相應的，在當時西方藝術界，嫖娼堪稱自由的一種藝術表達形式，梅毒在當時西方藝術界就跟當下在文藝青年群體中流行的胃病一樣，是一種典型的“文化病”，不僅梵高，包括他的好基友高更、同時代的印象派畫家馬奈、哲學家尼采，以及音樂家貝多芬都是梅毒患者……

梵高一生給自己畫過37副自畫像，但在眾多自畫像中卻沒有一張笑而露齒的畫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梅毒使他的牙齒變得鬆動脫落，笑而露齒會嚴重破壞畫像美感。

梅毒不僅是一種身體疾病，關鍵是它還能引起人體精神失常。在安特衛普到巴黎前期，梵高的畫作充滿著晦暗與陰鬱，但在陰鬱之下，又有著一種近乎癲狂的、絕望的綻放。例如這幅《花瓶裡的罌粟、矢車菊、牡丹和菊花》：

圖說：花瓶裡的罌粟、矢車菊、牡丹和菊花，布面油畫 1886年。奧特洛穆勒博物館

再比如這幅《靜物與<聖經>》：

圖說：靜物與《聖經》，布面油畫 65.7cm×78.5cm 1885 年10 月。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沉鬱晦暗的畫面不言自明，此畫的創作時間正是梵高父親去世後半年。畫中《聖經》旁的燭臺上有一截已熄的殘燭，這是在悼念做牧師的爸爸。《聖經》下端的一本小書，是左拉的《生之喜悅》，那便是影射他自己了。他對左拉此書的詮釋是：“若是認真生活，就必須工作而且擔當一切。而觀者如果打開大圖細看，會發現在右頁頂部的ISAI一詞，根據圖畫細節，這本《聖經》所翻到的正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的三至五節。大意是說先知宣稱，神的僕人將要到來，並受世人的鄙棄，此章堪稱梵高最真實的心靈寫照。

除此之外，這張叼著菸捲的頭骨畫像，可以說是他本人此時的精神寫照了。

圖說：吸菸的頭骨，布面油畫 32.0cm×24.5cm 1885—1886 年。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藝術不是單純的美，應當是真實的生活

1886 年1 月，在弟弟西奧的幫助下，梵高進入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學習作畫。在此之前，梵高對正統的美術學院一直是沒有好感的，他曾經在給西奧的信中寫道：“美術學院的癥結在於，他們只會叫你畫路易十五和阿拉伯人的畫像等傳統作品，而不是今天的紡織工人、礦工或者裁縫。”

梵高筆下的農婦與工人：

戴白色帽子的農婦頭像

布面油畫，47.5cm×35.5cm 1885年4月

愛丁堡:蘇格蘭國家美術館

戴著綠色花邊帽的農婦頭像

布面油畫，38.0cm×28.5cm 1885年4月

奧特洛穆勒博物館

鋤地的農婦

布面油畫 42.0cm×32.0cm 1885年8月

伯明翰大學，巴伯藝術學院

紡織工左側和紡車

布面油畫61.0cm×85.0cm 1884 年3 月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但梵高最後還是進入了那個讓他鄙夷和唾棄的地方，人們猜測，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省錢。因為這裡是唯一能夠免費向他提供模特的地方（還包括費用不菲的裸體模特）。

但是很快，美術學院的教條和保守便讓梵高感到厭倦。

梵高在美術學院的同學文森特·海格曼在自己的回憶中記錄了梵高在此求學的一些經歷：

“他戴著一頂皮帽，身穿一件藍色大褂——當地肉販子常穿的那種。”

海格曼在回憶中說起過一個趣事，當時學院新購置了一個斷臂維納斯的石膏像，每個學生都要向教授交一份素描的習作。作為一件古典藝術作品，美術學院的教授對素描的線條比例，以及素描的精準程度要求很高。梵高卻給維納斯畫了一個極其豐滿的臀部，這讓教授們大驚失色。

他們要求梵高按照古典審美的標準，給高雅的維納斯減肥瘦身。梵高對此十分不滿，他對教授大聲爭辯道：“你根本就不瞭解年輕女子！一個健康的成年女人一定會有豐滿的臀部和寬闊的盆骨，這樣她們才能易於生養！”

1886 年3 月，學院內部召開董事會議，決定將梵高降級到基礎班，但是他們還是晚了一步。在這一決定頒佈之前，梵高已經收拾行囊，飄然而去。

在生活中，梵高任性且自卑，性格中的偏執往往讓他與生活難以和諧相處。而在藝術方面，這位“紅頭瘋子”的不羈高傲便展露得一覽無餘。

他如一位暴戾的君王，在藝術的世界裡肆意改變著那些成俗舊規，讓新生的藝術蠻不講理地闖入舊世界的堡壘中，這樣的“倒行逆施”必然是不為世俗所容的（這也可以說是梵高一生畫途坎坷的一個關鍵原因）。

但就像維納斯所主管的“愛” 與“慾望”，無論曾經學院派如何排斥梵高，但他筆下那荒誕詭異的畫面卻早已超越了時代的侷限。

梵高一生所追求的並非藝術成就之高下，一如余光中所評價的，自接觸繪畫開始，他便在追求面對死亡時的“近乎微笑之境”，當找到這一境界的真意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在麥穗與陽光中舉起手來，收割了自己。這並非對生命的漠視，就像中國古人所追求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對生命真理最終極的追求。

以上內容整理自《余光中講梵高：追尋生命》。